內容簡介
兩晉士族文學研究作者簡介
孫明君，1962年生，甘肅靜寧人，文學博士。現任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出版有《漢末士風與建安詩風》、《三曹與中國詩史》、《漢魏文學與政治》等專著。主要研究方向為漢魏六朝文學。
目錄
前言
概論篇
第一章 士族及兩晉士族
第二章 兩晉士族文學研究綜述
第三章 兩晉士族文學之特徵
第四章 兩晉士族文學之嬗變
第五章 “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析論
分論篇
第六章 陸機《文賦》與士族文學創作論
第七章 陸機與士族樂府之范型
第八章 二陸贈答詩中的東南士族
第九章 蘭亭雅集前後的會稽士族
附有關《蘭亭序文》真偽爭辯之述評
第十章 謝靈運的莊園山水詩
第十一章 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研究
附 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作年考
附論篇
第十二章 謝眺《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箋》釋證
第十三章 庾信詩賦中的士族意識
附 庾信《哀江南賦》作年辨正
第十四章 陳寅恪士族理論述評
第十五章 黃節與漢魏六朝詩歌之箋注
第十六章 日本學者六朝詩歌研究一瞥
徵引書目
後記
序言
2004年5月，筆者獲得了題為“兩晉歷史與文學之關係研究”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在閱讀古代典籍和近代以來學術大家的論述之時，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門閥士族問題是深入把握兩晉歷史與文學關係的關鍵所在。從日本漢學家內藤湖南先生到中國史學家陳寅恪先生、錢穆先生無不強調了這一點。內藤湖南先生指出：“要言之，在六朝時期，貴族成為中心，這是中國中世紀一切事物的根本。在它未發生變化和解體之前，就是中國的中世紀社會……在這一貴族時代發生的各種文化現象，如經學、文學、藝術等等，都具備了這一時代的特徵。這時期的文化成為中國文化的根本，今天的中國文化也是在這一基礎之上建築起來的。”
後記
梁啓超先生與陳寅恪先生同為清華國學院導師，他們在20世紀的中國學術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陳寅恪先生在《讀吳其昌撰梁啓超傳書後》中說：“任公先生高文博學，近世所罕見。”然而涉及對“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的評價時，兩位先生看法存在分歧。陳寅恪先生在《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中說：“蓋研究當時士大夫之言行出處者，必以詳知其家世之姻族連繫及宗教信仰二事為先決條件，此為治史者之常識，無待贅論也。近日梁啓超氏於其所撰《陶淵明之文藝及其品格》一文中謂‘其實淵明只是看不過當日仕途渾濁，不屑與那些熱官為伍，倒不在乎劉裕的王業隆與不隆’。‘若說所爭在什么姓司馬的，未免把他看小了。’及‘宋以後批評陶詩的人最恭維他恥事二姓，這種論調我們是最不贊成的’。斯則任公先生取己身之思想經歷，以解釋古人之志尚行動，故按諸淵明所生之時代，所出之家世，所遺傳之舊教，所發明之新說，皆所難通，自不足據之以疑沈修文之實錄也。”
文摘
東漢末年，清流士人對漢帝國徹底失望，開始從“國家意識”轉向“天下意識”。稍後的建安詩人，他們的部分詩歌就是“天下意識”的投射。魏晉政局的演變改變了文學的走向，從建安文學到正始文學，再到兩晉文學，其顯著的特點是：士人群體逐步減弱了社會責任感，日漸消失了昂揚奮發的精神風貌。兩晉士族文人所關心的是家族的利益，他們的作品成為家族意識的載體。
士族文人之所以具有身世優越感、文化自豪感莫不與他們的先人相關，所以他們可以傲視一切人，唯獨不敢傲視自家的“冢中枯骨”；他們可以忍受一切來自外界的侮辱，但不能忍受別人對自家“冢中枯骨”的侮辱。士族意識在文學上的表現，首先就是詩人對自己的貴族出身擁有無比的自豪感和優越感。在陸機之前，也有流露出貴族情結的詩人。戰國時代的屈原，“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人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史記·屈原列傳》）不能說他的修養、能力與他高貴的家庭出身和接受的貴族教育無關。《離騷》開篇就寫：“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日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日正則兮，字余日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連屈原對自己高貴的血統也這么看重。建安年間，曹植“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遊”（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八首·平原侯植序》），其詩風流自賞，豪健灑脫。《名都篇》描摹他早年的享樂生活，詩云：“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值千金，被服麗且鮮。鬥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其《與楊德祖書》等文章都流露出明顯的貴公子的傲慢口氣。但屈原與楚王同宗，曹植乃魏王曹操之子，他們與王室血脈相連，這與中古士族和封建帝王之間的關係並不能等量齊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