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本書以珍貴、翔實、豐富的史料為依據，真產地反映了傳主這位近代中國大悲劇中的悲劇角色的政治活動、思想發展、宮闈生活及其精神風貌；客觀地評述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的歷史功過。
目錄
第一章 即位
第一節 出生於衰世王朝
第二節 黃袍加身
第三節 紫禁城中的小皇帝
第二章 在內爭外患中成長
第一節 宮中的風波
第二節 鋒芒初露
第三章 “親政”
第一節 “親政”的醞釀
第二節 大婚與“親政”
第四章 甲午起戰雲
第一節 在戰爭威脅面前
第二節 宣戰之後
第三節 抗戰陰影的擴大
第五章 乙未之辱
第一節 屈辱議和
第二節 蒙辱批約
第六章 何去何從
第一節 困惑
第二節 勵精圖治雪國恥
第七章 不做亡國之君
第一節 救亡
第二節 變革之前夜
第八章 變法更新繪宏圖
第一節 頒詔定國是
第二節 希望之光
第九章 崎嶇的維新之路
第一節 艱難的起步
第二節 步履維艱的征程
第十章 轉機
第一節 攻勢
第二節 向改革的縱深推進
第十一章 變法夭折
第一節 新、舊勢力的殊死搏鬥
第二節 政變
第十二章 壯志未酬
第一節 身陷逆境
第二節 存亡之秋
第三節 飲恨而終
結語
後記
說到我們對光緒帝這個歷史人物的研究，不能忘記東北師範大學歷史系趙矢元教授，是他較早地給予了鼓勵與關懷。此傳的告成，離不開人民出版社喬還田同志的大力支持與具體指導，責任編輯張潤生同志又對書稿的關要處做了精心潤色。在撰稿過程中，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郭毅生教授熱情賜示；黑龍江大學歷史系謝景芳副教授代為草擬了l至3章初稿；東北民族學院副院長關捷教授，主動提供一些珍貴資料；中共黑龍江省委黨校董少輝，參與了4、5章的擬稿工作。首都師範大學政法系邱元猷教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朱金甫編審、新華文摘社張躍銘副編審、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宋士堂副編審和歷史研究所馮佐哲副研究員；以及哈師大副校長修朋月、校圖書館館長夏玉德與副館長趙克、北方論叢編輯部主編陳世激等，均從不同的方面給予了關注與協助。同時，本書亦吸取了近年來一些有關的研究成果(多數已在書中註明)。謹此，一併致以由衷的謝意。並向學界友好深深致敬!
作者1995年7月於哈爾濱
書摘
黃瓦紅牆、宮殿森嚴的偌大宮廷連日來已陷入一片死寂。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1875年1月12日)傍晚，當落日餘暉已於天際漸漸消退，凜冽的寒氣早已充塞了宮廷的每個角落的時候，彌留數日之後的同治帝終於耗盡了他生命的最後一絲活力，死於養心殿東暖閣，時年19歲。
搶天呼地的哭號聲震宮掖。在一片忙亂之中，大臣摘下帽纓，太監卸下宮燈，一切器物鮮艷的顏色迅速被盡行遮蓋。頃刻間，養心殿內外一片玄素。從親貴到權臣，從太監到宮女，看上去似乎都在為同治帝的喪事悲涕奔忙。然而，每個人的心中又似乎都在思忖著一件事；同治帝無子，新皇帝將會是誰?
濃濃的夜幕籠罩著紫禁城。高大陰森的保和殿在星空的映襯下儼如一道山嶺，寒冷的北風在它的鴟吻和重檐間嘶叫。在這宮殿後身西北牆角下的一排低矮的小屋裡卻燈火通明，軍機大臣們正按西太后的旨意在緊張而又謹慎地忙碌著“國家大事”。
潘祖蔭和翁同龢等人再三斟酌：西太后的意思大致是，新君承續為鹹豐帝之子，其皇位又是繼同治帝而來。按此，在西暖閣會議結束約一個小時之後，一道“懿旨”和一道“遺詔”便匆匆擬定。然後，諸臣趕往養心殿。“亥正(晚十時——引者)請見面遞旨意，太后哭而應之”，與此同時，“戈什愛班奏迎嗣皇帝禮節大略，‘蟒袍補褂入大清門，從正路入乾清門，至養心殿謁見兩宮，方與後殿成服’。允之。遣御前大臣及孚郡王等以暖輿往迎”。
在封建倫理道德禁錮著人們思想的時代，父母對子女的婚有絕對的決定權。說來，歷代封建帝王，既然操有對所有臣民的生殺予奪的至高無上權力，對自己後、妃的選擇似乎應是為所欲為的。但對光緒帝而言，事情卻不那么簡單。西太后一言可以將其立為皇帝，並且在其卵翼下長大成人。儘管作為母親她並非是親的，可光緒帝則必須視其為比親生母親還要親。囿有“孝道”，出於敬畏，他在其婚姻問題上亦將是難以自主的。在西太后看來，她既然能左右光緒帝個人的一切，也完全可以利用這種“母子”情份和封建“孝道”倫理，按照自己的意志為光緒帝選定皇后。這也正是她能名正言順地公然宣稱為光緒帝籌辦婚事的原因所在。而且這次為
帝選立後、妃，已再也不會像為同治帝選後、妃那樣有人掣肘；此次完全可以隨己之意了。至於自己的這種選擇是否合於皇帝的意願，她是絕對不會去考慮的。
在受到重創並蒙辱締約後，光緒帝力求奮起“自強”固然是可取的。然而屈辱之“和”不僅未給中國帶來任何鬆緩，反而日本統治者通過這場侵略戰爭給我國造成的深重災難，卻隨著戰爭的結束而日益加深。按照《馬關條約》的規定，要立即兌現的割台與即將支付的巨額賠款，在清廷便成為光緒帝和所有關心國家前途的廷臣最難下咽的兩大苦果。
光緒帝在推行變法新政之前，雖然已從西太后那裡得到可“辦事”的承諾。但在實際上，到其主持變法維新之後，他依舊處於“上扼於西後，下扼於頑臣”不能完全自主的狀態中。並且自甲午中日戰爭以來，光緒帝在清廷的堅定支持者相繼均被西太后除掉：志銳被發遣，文廷式遭革職，繼而翁伺龢又被逐出清宮，使原來就十分脆弱的帝黨基本瓦解。另外，原在帝、後之間尚能起些緩衝作用的軍機大臣李鴻藻，也於光緒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1897年7月24日)死去。到這時，雖然又有如御史楊深秀、宋伯魯及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等人積極支持光緒帝變法維新，但他們都是職位較低的文職官員，起不到參與決策的作用。再沒有出現像翁同龢那樣的人物了。在清廷中樞，已幾乎都是清一色的西太后親信和頑固官僚。因此，光緒帝在清廷統治集團中的處境更加孤立。對於這種情況，光緒帝自己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他在召見康有為時，就流露出惟恐頑臣“掣肘”的苦衷。因而，接受了康有為提出的必須另外“擢用小臣”的建議。光緒帝在頒布《明定國是詔》之後，便接連降渝指出，要“切實圖維，用人一道，最為當務之急，尤須舉賢任能”。此後，他又連續頒諭，指令上自京官下至督撫學政，都要迅速推舉“通達時務”又“志趣向上者”隨時“引見”，以備錄用，光緒帝力圖通過選拔、任用有志變法維新的人來改變自己被孤立的處境。又想在學習外國的過程中以廣設學堂、派員出國遊學的途徑，再於全國造就一批基礎力量。然而，封建守舊勢力根深蒂固，光緒帝要實現這一願望談何容易!所以在事實上，仍然造成以“舊人”“委以新政”的局面。在清中央，那些手握實權的頑固派大臣，鑒於其統治地位的危機，對於栽植一些外國的皮毛技藝並不是絕然反對的。但是，他們都惟恐變法運動脫韁危及其所謂的“祖制”，因為這是維護他們統治地位的護身符。在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時，西太后即對她的心腹官僚奕劻，剛毅、榮祿等人交了底，並向他們發出了暗示：對光緒帝變法的“要緊處”，要力行“阻之”。隨後，他們便採取了一系列的防範措施，當變法剛剛起步時，在光緒帝的身邊，便設下了層層圍扼變法維新的明碉暗堡。
至於全國各地的督撫等地方實力派人物，只有如湖南巡撫陳寶箴等個別人還有些進取的志向，尚能遵旨進行一些興舉。
陳寶箴(1831—1900年)，字右銘，江西義寧州(今修水)人。陳寶箴原以舉人從湘軍將領席寶田治軍，後以“功”保知府。歷任浙江、湖北按察使，在甲午中日戰後的光緒二十一年八月(1895年9月)，升任湖南巡撫。值此，陳寶箴憤於國難日迫，遂意欲“創興”。自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以來，他就積極回響光緒帝的圖強號召，率先在湖南聯合傾向變法圖強的學政江標等，在當地“提倡振興之法”。陸續在湖南開辦礦務、設定電報與輪船，並為“講求實學”，支持維新之士譚嗣同等在長沙創辦中外兼習的時務學堂。後又請梁啓超前來講學，宣傳變法培養新式人才。由於陳寶箴、江標等“皆以‘變法開新’為己任”，所以，他們不僅聚結了一些維新力量，還使湖南走在全國各地維新之前。
光緒帝頒詔定國是之後，陳寶箴仍繼續在湖南“力行新政”，保薦人材。銳意整頓”。雖然他曾迫於守舊勢力的“脅制”與“恫喝”在興舉中有過波折，但在全國各地的變法維新中其尚可稱為一個出眾者。至於多數地方官吏，皆是些“龐然自大”、“貪劣昏庸者”。他們只圖謀取“高爵厚祿”，“置國事於不問”，終日“如夢如醉，”花天酒地、養尊處優。這些人，對於頻頻而下的新政詔令“置若罔聞”，無動於衷。另外，有很多人還在地方製造事端，公開阻撓維新措施的貫徹，甚至有些地方官吏居然“借新政以擾民”。在其中，身為封疆大吏的兩廣總督譚鍾麟，就是一個透頂的守舊官僚。譚鍾麟，湖南茶陵人。鹹豐進士，歷任御史、知府等，光緒元年(1875年)任陝西巡撫。期間，因得到陝甘總督左宗棠的器重，經左薦舉“遂膺疆寄”。後調任浙江巡撫，升為陝甘總督，繼任侍郎、尚書，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調任兩廣總督。此前，他在逢災賑濟等方面尚且有些作為，尤其在撫浙期間重建文瀾閣並“延文儒校刊群籍”，從而“治聞一時”。但其思想極端守舊，為官“唯知奉行例案”。而且後來他又受到西太后的賞識，於光緒二十年(1894年)初降“懿旨賞加太子少保銜”。變法維新展開後，譚鍾麟對光緒帝頒發的大量變法詔令不僅長時間毫無動作，且又“無一字復奏”，一直“置若罔聞”，死心塌地地對“抗變法”。因此，他的頑固態度，直接干擾了東南門戶的維新進程。另外，就是以“新人物”著稱的詳務派官僚、湖廣總督張之洞，在新政進行的緊要時刻，他拋出了《勸學篇》打出維護“聖道”的旗號，以糾偏、辟“邪說”的面目，對資產階級維新派的主張大肆抨擊，極欲把變法維新運動引向更加溫和的軌道。與張之洞相通的另一個洋務派大官僚兩江總督劉坤一，在變法進行中與張之洞、譚鍾麟相呼應，也在暗中抱定，凡是光緒帝“責成各督撫者，可辦辦之，否則靜候參處”，對變法維新採取了觀望，放任的態度。當時已失去實力地盤的老洋務派首領李鴻章，其內心並非毫無改革之意，但由於他已聲名敗壞，只是在西太后的
庇護下寄於清廷總理衙門。這個洋務派大官僚，為了收買人心和給自己打圓場，有時在暗地裡向康有為傳遞點小話，搞點小動作，但其維護清王朝統治地位的基本立場和態度依然如故。總之，在來勢迅猛的這場大變革面前，洋務派官僚以一種“新人物”的面孔，懷著複雜的心態遊動於新、舊勢力之間。但在政治上，他們卻與封建頑固派始終保持著聯盟關係，體現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土壤中成長起來的這個新勢力的特有性格。正因為這些人具有半“土”(在當時這是其基本方面)半“洋”的特點，所以他們在朝野便具有一種特殊的影響力。尤其是劉坤一、張之洞，他們不僅都是現實中的地方實力派人物，而且又共同控制著富饒的長江流域，因此，其態度與動向，勢必影響著變法維新運動。
在當時，像張之洞這樣的疆臣大吏可算為“有聞於時”的“佼佼”者，尚且對變法維新投以保留、輕蔑、牴觸甚至仇視的目光。從全國上下手操大小實權的官僚心理狀態來說，梁啓超把它分為3種類型：“其一瞢然不知有所謂五洲者，告以外國之名，猶不相信，語以外患之危急，則曰此漢奸之危言聳聽耳，此一種也；其二則亦知外患之可憂矣，然自顧已七八十之老翁矣，風燭殘年，但求此一二年之無事，以後雖天翻地復，而非吾身之所及見矣，此又一種也；
其三以為即使吾及身而遇亡國之事，而小朝廷一日尚在，則吾之富貴一日尚在，今若改革之論一倡，則吾目前已失舞弊之憑藉，且自顧老朽不能任新政，必見退黜，故出死力以爭之。”從而他指出，“全國握持政柄之人，無一人能出此三種之外者。”可見，通過這些人來推行變法新政，如同與虎謀皮。至於來自社會上的因循守舊的傳統習慣勢力，更是觸目驚心。因此，當光緒帝按照維新派的指向推行變法新政時，從一起步就遇到了采自各方面的重重阻力，被籠罩
在深沉的陰影之中。而且隨著變法改革的深入，它所遇到的阻力也越來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