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體至上
優良道德傳統（一）整體至上，“克己奉公 ”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在中國傳統倫理結構中，為國利民，“興天下人民之大利”（《墨子·經上》）乃是道德的最高表現，是最大的“義”。堅持這個原則，以此來規範人們的行為，一切服從這一準則，乃是“仁人志士”的體現。從多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學家們一直倡導這種人生的境界。孔子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論語·雍也》），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我所欲也。兩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也”（《孟子·滕文公上》）。范仲淹主張“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岳陽樓記》）；杜甫詠嘆“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茅屋的秋風所破歌》）；林則徐銘志“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這些觀點、主張，都堅持從國家利益和整體利益至上的原則出發在個人對他人、對社會、對群體的關係上，“義以為上”、“先義後利”。考慮個人利益時應不違背道德原則，不得傷害社會和他人利益。所謂“義然後取”、“不義而富且貴，與我如浮雲”（《論語·雍也》）。
仁愛兼利
（二）仁愛兼利的人際和諧原則
在中國傳統倫理中，特別重視和強調對人的尊重和關心，提倡人和人之間的相互關心，愛護和幫助，力圖構建和諧親善的溫和氣氛。孔子以“仁”作為自己倫理道德的核心內容，他將“仁”同“愛人”相聯繫，把“愛人”作為“仁”的根本要求。倡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仁”，“博施濟眾者，可謂仁矣”（《論語·述而》）。主張人與人相和，就從自己的欲望、情感、意志和利益的切身感受上，設身處地地為別人考慮，增強理解，彼此相互體貼，照顧，給對方以便利，特別是對有困難者以幫助和救濟。墨子從人與人的樸素尊重的功利原則，提出了“兼相愛，交相利”的倫理原則。他認為，人與人的矛盾、糾紛，都是由於“虧人而自利”的利己思想引起的，即“不相愛”，困此人應當“愛人若愛其身”，而愛人和被人愛是相互聯繫的。“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墨子·兼愛中》）。這種人際相愛不僅表現在心理上的同情與關心，更表現在實際生活中的互利互惠，使人得到實際利益。“兼和愛”而“交相利”，墨家衝破了儒家“愛有等差”的等級觀念，而倡行兼愛到利的普遍性。力爭使之“廣施周遍”、“廣達四海”。
自強不息
（三）“自強不息”的剛健精神與“厚德載物”的寬闊胸襟。
中華傳統文化數千年的流變，化育而成中國人的人格精神，表現為相互聯繫而又相對而生的兩方面：一曰“自強不息”，二曰“厚德載物”。在《易經·易大傳》中，最早提出“剛健”學說，“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易經·象傳》）“剛健”表現為人生的主動性，能動性和剛強不屈的性格，奮發圖強的鬥爭精神，“剛健自強”的思想，歷來被歷代思想家所崇尚，成為人們激勵鬥志、克服困難的精神支柱。而“厚德載物”則是中華傳統倫理所孕育的人文情懷，也是實現剛健自強的現實途徑。《易經·象傳》中指出，“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主張君子應象大地那樣以博大的胸懷、孕育、承載與容納萬物，從而使自己成為博大精深的聖人。這一優秀的品質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以喜悅的情懷容納別人，善待別人，善待人生，凡事多從好處看，在生活中發現美，發現對人類，對自己有益的東西，與人相處，多發現共同點，求同存異，共同發展。其二就是以謙遜的態度，發現自己的不足，學習別人長處，取長補短，而克服自己的缺陷與不足，這種廉和態度促使人不斷充實自己，從而使自己日益壯大起來。
修身自律
（四）修身自律，躬行實踐的道德修養原則
注重加強個人道德品質的修養，是中華傳統道德中獨具特色的倫理文化，在這個方面可資借鑑繼承的精神遺產也最為豐富。
在中國古代各思想流派中都有關於道德修養的論述，而儒家一派在這方面的思想資料最為系統，儒家學派為人們構畫著“三綱八目”的修養系統，“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的“三綱”，明確了個人道德品質修養的根本目的，“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各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禮記·大學》）這裡的“修身八目”詳細地規劃了個人道德品質修養的八個階段，而且他們認為，道德修養是社會上所有的人們共同的立身之本，“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儒家學派既概括了道德修養的完整體系，肯定道德修養的極端重要性。同時還為指導人們的道德修養，提出了許多具體可行的道德修養方法，諸如“立志”、“學習”、“克己”、“內省”、“實踐”、“慎獨”等。他們特別注重“立場”的修養意義，認為“立志”是做人的開端，是成才的根基。“三軍可以奪帥也，匹夫不可以奪志”（《論語·子罕》），而“立志”的核心是“志道”，即志向要遠大，崇高“朝聞道，夕死可矣”、“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員與議也”（《論語裡仁》）。“克己”是說為達到一個崇高的道德境界，必須克制自己的私慾與主觀偏見，使自己的心理情感與行為方式符合道德的要求。“學習”是道德修養的基本手段，在古代儒家經典里，“學習”主要是對道德理論，道德規範的學習與了解。《論語》的開篇詞，便是孔子對道德學習的感懷，“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孔子將道德學習概括為“學”、“問”、“思”、“辨”、“行”五個階段，即“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禮記·中庸》）。不僅要學習經典，還要向道德先進典型學習，“三人行，必有我師”，“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論語·學而》）。“內省”就是不斷地反思自己，察覺自己的錯誤與過失，即時發現即時改正。曾參說過：“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同上）。明代的學者王陽明，總結出“省察克治”的修善方法，是對曾參“內省”的豐富和發展。他主張每個人應經常在閒暇之時，把自己的好利好貨等私慾認真的清查出來，按照聖賢的道德理論,嚴加批判，將之消滅乾淨。“如去盜賊，不要予他出路，不要予他方便，務必使其掃除淨盡”；“又如貓之捕鼠，一眼盯著，斬釘截鐵，務必將其消滅淨盡，廓然大公，方始為快”（《傳習錄·下》）。“慎獨”是一種重要的道德修養方法，也是道德修養所要達到的一種高尚境界，《禮記·中庸》中指出：“君子戒慎乎其所不堵，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意思是說，一個高尚的人，即使在個人獨處，無人監督時，也應堅守自己的道德信念，對自己的言行，小心謹慎，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因為在無人所知，無人關注的地方，更能體現出一個人的品德的高低，故而必須自覺主動地保持自己的道德信念。“慎獨”的方法和境界，是一個人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反映，是一種優秀的道德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