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日本。日本在隋唐以前就開始吸納中國的文化，到了唐代，他們把向中國學習推到了最高潮。據史書記載，六三0年至八九四年，日本的遣唐使團出使中國凡十三次之多，每次都帶上百至數百留學生滯留中國學習。他們沒有把經學當成吸納的重點，側重的倒是典章制度、文字、文學、音樂、繪畫以及天文、曆法、數學、醫藥、農業、器物製造等實用的知識。儒學、佛學、陰陽學確實就在這一時期被他們迎接進去，但誰也沒有上升到國教的地位。進入近代以後，他們把目光轉向西方，對待西方文化敢於全面地“拿來”。與中國相比，他沒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框框，也沒有“全盤西化”的恐懼，結果在明治維新後的短短三十年里便進入了列強的行列。在這種形勢下，儒學更不可能成為他們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它只能作為傳統文化的積澱保留在新文化中。
再說韓國。韓國與日本有很大的不同，因為他是近鄰，好多東西是中國“送給”的。從漢武帝開始，所有力量強大的皇帝都想把他納入自己的管轄範圍，特別是隋唐時期，頻仍的戰爭倒讓他們對中國的文化持有拒斥的態度。但作為強大的帝國，要宣王化於夷方，你不要不行，於是便用武力給他“送去”。 660年，百濟滅亡，668年高句麗滅亡，沒有滅亡的新羅只能臣服於中國。可想而知，在此以後對其實行的“文教”必競與先前只有少數人閱讀經書有很大不同，這種“文教”可能更深入更普遍。從前期高麗到後期的李姓王朝，都是中國的附屬國，他們是中國之外貫徹孔孟儒學最認真最典範的國家。直到淪為日本殖民地之後，這種情形才開始改變。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韓國的文化教育只能在日本的指導下進行，大學開設哲學課儒學一點不掛邊，所講的內容主要的是西方的。上個世紀中葉，韓國從日本的殖民統治下獨立出來，開始的時候文化也沒有大的變化，只是在近三十年里發生了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的撞擊。現在我們從電視劇中看到的重血統、講人情、有禮道、愛面子可以認為與儒學的文化根子有關，但這些文化特徵只是在習俗和道德層面上與外來文化發生牴觸，並不存在與先進制度的對抗。
新加坡、香港、台灣三地區，是以漢族人為主多民族混雜的社會，儒學文化在那裡表現得還很濃重，但是他們必競都有殖民地的歷史，殖民文化不可能不對那裡的人們產生一定的影響。再則他們沒有經受大陸那么多政治運動風暴和普遍而持久的馬克思主義教育，尤其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所確定的科學民主的文化路線依然主導著文化生活，所以那裡的尊孔不帶有明顯的政治因素。
最重視儒學的還是大陸。古代的情況就不用去說了，看看歷代皇帝給孔子上的名號就知道儒學被抬到怎樣的地位。有一例外還是要提出來，那就是元朝皇帝真沒把孔孟儒學當回事。
現代的情況要比古代複雜得多。辛亥革命失敗，使當時的文化精英得到一個共識，就是不革新文化中國就要滅亡，隨即掀起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偉大的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即“五四”新文化運動。在這場偉大的運動中，孔孟儒學遭到了最有力最深刻的批判，基本上失去了統治意識形態的權威。但因為它主導中國文化兩千多年，而且其中不乏民族文化的精華，想要全部肅清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建國以後一段時間，孔孟儒學只是在名義上被打倒了，而實際仍然作用於人們的思想和生活。新中國建立，毛澤東就宣布“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就表明馬克思主義完全取代了儒學的國教地位。可是由於馬克思主義講無產階級專政，與儒學有一致的地方，然而在建國後不久就中斷了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傳統。文化大革命和七四年的批孔運動，都屬於政治運動，沒有多少文化革新的意義。以“四五”為標誌的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繼承了“五四”思想傳統，對文化專制主義、教條主義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強烈地表現了發展科學和民主的時代要求。儒學在這次運動中雖然沒有被當作最主要的批判對象，但反專制的文化情緒不能不使它隨同馬克思主義一起淡化下去。
自九十年代末以來，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同時也看到社會矛盾日益突出，民族精神日益衰落，社會的道德狀況越發敗壞。面對這些社會問題，在中國知識分子中形成了兩條截然對立的思想路線：一條是把孔丘重新抬到教主的位置，通過弘揚民族文化來充實國民的精神，進而實現社會的和諧；另一種是堅決地批判以儒學為核心的封建文化，全力地創造新文化（包括對域外文化的引進），由民主政治的改革來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前面所提到的談論儒學文化圈的人大概就是贊同第一條路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