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湖南省臨澧縣佘市橋鎮荷花村傘頂蓋舊石器遺址湘西北澧水流域是湖南舊石器發現和發掘最早的區域，也是湖南及華南地區舊石器遺址的最集中分布區之一。歷年來，這裡發現舊石器遺址超過百處，但經過正式發掘的僅10處左右，絕大多數石製品系調查採集所得，較嚴重地限制了對這一區域舊石器文化的全面、科學和深入的認識。2011年，在進行的澧水流域舊石器短期專題調查中，於支流道水流域新發現數量豐富的舊石器地點群，顯示這一流域河谷兩側的丘崗地帶是更新世時期古人類密集活動的活躍區，調查發現石製品反映的石工業也具有一些新的面貌特徵。其中，傘頂蓋遺址就是此次調查過程中發現的面積最大、遺物數量最多的一處遺址。不過，囿於採集資料的主觀偏頗性，對該遺址的文化堆積、時代、埋藏過程、石工業性質等學術問題均還比較模糊。
結合澧水流域舊石器考古的研究現狀和以傘頂蓋遺址為中心的道水流域遺址群新發現的學術價值潛力，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向國家文物局申請對該遺址進行科學的考古發掘，並得到了同意和批覆。2017年5月至8月，我所聯合臨澧縣文物局對遺址進行了小面積發掘，目前第一階段的田野考古已經結束，下一階段擬重點開展遺址地貌演化、年代取樣測試、石料資源調查、模擬複製實驗考古等分析研究工作。
由於近年國土資源部門在這一區域的土地開發項目，傘頂蓋遺址所在處被大量地栽種上桉樹類經濟林木，對遺址的原始堆積和地貌景觀均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因此發掘前，考古隊對遺址的保存狀況、文化遺存、分布範圍等方面進行了客觀的評估，初步勘探還表明遺址的主要分布區同時還是戰國墓區。綜合考量上述因素後，最終選擇在遺址區原始堆積後期擾動最少、石製品分布較集中的丘崗頂部進行正式發掘。雖然探方區中的戰國墓葬對出土遺物的空間分布不可避免地存在影響，但考慮到保留的未經後期任何擾亂破壞的布方面積足以滿足對遺址科學分析的要求和目標，總體上這次發掘點的選擇仍較為理想。
現狀
遺址布方採用順從坐標系統的開放式編號方法，規格為1×1㎡，以全面揭露發掘法開展考古工作，共發掘面積約120㎡。發掘過程中，根據南方紅土堆積土質結構和包含遺物的實際情況，要求民工全部使用小鋤頭工具進行發掘操作，並抽樣採集文化層土樣進行篩選，這種方式雖然使得進度比我們以往的發掘要慢，但基本上最大程度地實現了此類舊石器曠野遺址的精細化發掘。此外，在信息科學採集方面，全程使用全站儀獲取出土石製品的空間坐標，測量登記遺物出土產狀等信息，亦初步套用影像三維建模軟體嘗試建立遺址模型。
通過考古發掘，揭露出遺址的地層堆積厚度達5米，其中全探方發掘揭露的文化層厚約2米，局部以探溝法繼續向下發掘揭露出的堆積厚約3米。根據土質土色和包含物，遺址堆積大致可分為6個層位。以遺址的西部剖面為例，地層可簡要描述如下：
①A層：灰褐色黏土，土質疏鬆，西南高、東北低，呈坡狀堆積。厚5～20厘米。屬現代表土層，據當地百姓介紹，原始的地表可能較目前厚近1米。
①B層：淺紅-黃色黏土，土質疏鬆，由西南向東北呈坡狀分布，探方東南、西北局部區域因後期破壞缺失此層。厚0～50厘米。
②層：黃褐色粉砂質黏土，包含有較多的褐色鐵錳結核顆粒，土質較疏鬆。與下覆地層呈不整合接觸。厚40～50厘米。
③層：紅褐色粉砂質黏土，可見灰黃色細而較密的網紋，含有較多褐色鐵錳結核膜，土質較緊密，乾燥後易乾裂呈棱塊狀。厚30～60厘米。與下部地層呈漸變狀態。
④層：深褐紅色粉砂質黏土，夾有較多灰黃色豎狀網紋，含較少的褐色鐵錳結核膜，土質緊密。堆積南高北低呈坡狀分布。厚70～80厘米。
⑤層：黃紅色典型網紋土，較密的灰黃色網紋多呈不連續性豎狀形態分布其中，基本不見褐色鐵錳結核膜或顆粒，土質緻密、堅硬。該層大致呈水平狀。厚約150厘米。
⑥層：棕褐色典型網紋土，短而粗的灰白色網紋呈蠕蟲狀密集分布，含有大量的褐色鐵錳結核膜。土質非常緻密堅硬。揭露厚50厘米，未發掘至底。據坡體出露情況推測，此層往下約4～5米可至底部礫石層。
其中第①B～④層為主要文化層，尤以③層和②層遺物最為集中，⑤層及以下基本不見文化遺存。從地層關係和石製品情況來看，此次傘頂蓋遺址至少發掘揭露出上（①B和②層）、下（③和④層）兩個不同時期的文化層。
遺址出土遺物均為石製品，現場編號標本3600多件，按方收集標本數百件，採集標本500多件，篩選獲得的碎塊、碎屑類標本近千件，總計發現石製品5000件以上。石製品在探方中分布密集，越靠近台地中心數量越多，其分布密度在華南地區同時期的舊石器遺址中尚屬少見。
發現的石製品類型多樣，包括礫石（備料）、石核、石片、斷塊、碎屑、工具、石錘等，石片、碎屑等廢片類產品居多；從生產操作鏈看，這是一套反映石器製作程式的完整器物組合。以上、下文化層進行觀察，遺址石器工業的特點及其發展變化的概況大致有如下一些方面。
1）下文化層：石製品原料包括燧石、石英砂岩、石英岩、石英、矽質岩、礫岩，其中燧石較多，其次為石英砂岩，其它種類均較少。中小型尺寸的產品約占60﹪，主要為以燧石原料生產的大量石片和部分石核；大型產品多數是砂岩和石英岩石料的搬運礫石、石核、斷塊，巨型產品也偶有所見，發現的少數幾件大型、巨型石片頗引人注目。剝片方法主要屬於簡單的剝片策略，極少數可見到對剝片面的維護或台面的預處理，燧石類原料的利用率相對較高，多數處於剝片後期階段；以固定台面進行旋轉打片形成多個剝片面的單台面石核和具有向心剝片模式的盤狀石核占有一定的比重，是遺址中古人類剝片技術進步的體現，也是這個時期一個重要的文化特點。工具組合可分為粗大石器和輕型工具兩類，前者包括石核砍砸器、重型刮削器、手鎬、手斧，後者則主要為邊刮器，另有雕刻器、凹缺器、尖狀器。從數量比例上看，小型工具約占60﹪，但大型工具的重要性並未完全邊緣化。在整體呈現的石工業面貌上，下文化層顯著地沿襲了很多這一區域更早期階段的文化傳統。
2）上文化層：石製品原料種類仍基本相同，燧石所占比例略有上升。大型尺寸的產品數量顯著減少，基本沒有巨型個體。搬運的礫石數量與下文化層相比也變少，且較多直徑在5厘米左右、並不太適合用於剝片的砂岩礫石有集中分布現象，可能暗示著某種其它特殊的用途；另外，呈扁平形態的薄石板在遺址中也發現數件，同時新出現數量不少的赤鐵礦斷塊，這些應是上文化層一種值得關注的新的文化現象，暗示了遺址上古人類所發生的更複雜的行為活動。剝片方法和特點與下文化層相近，並沒有明顯的預製行為，剝離細小石片的燧石類石核則代表了較高的利用程度和較純熟的剝片技藝。工具組合中小型工具的比例占至80﹪以上，以石片為毛坯的刮削器、尖狀器、凹缺器占主體；大型工具主要包括少量石核砍砸器、重型刮削器和個別不典型手斧，不見下文化層數量較多的重型手鎬。上文化層的石工業特點顯示出石片石器的強勁發展，剝坯型產品在石工業中占居絕對地位，雖然與下文化層呈現出一種漸變和繼承性的石器技術特徵，但出現的一些新因素和石工業的整體面貌應反映了不同的文化發展階段。
從上述也可以看出，遺址的原料利用在湖南以至華南地區都顯現出了很強的區域性特點，以燧石為主的石料利用模式在這一區域的舊石器晚期階段以前並不常見。這類燧石色澤多樣，但主要以白色、棕色、青色、黃色為主，據遺址中發現的備料和石製品上保留的自然石皮，可知其應來自於河灘礫石。初步調查，除白色質地的燧石外，其餘質地的燧石以及砂岩和石英岩等石料均可在遺址下部出露的底礫層或更低階地的古老礫石層中見到；目前，對於占重要地位的白色燧石的來源還不太清楚，有待進一步工作。對採集自礫石層中的燧石的簡單打制實驗則獲知，多數能夠獲取到的這類石料質量並不高，礫石內部具有節理或裂隙，但遺址中質量較高的燧石比例卻遠高於原料產地，表明遺址先民對原料有著很高的認知能力，也具有明顯的傾向選擇性；同時，古人類對燧石、非燧石兩類不同性質原料的利用方式也可看出差異，可能反映了遺址中存在的兩個不完全相同的生產體系。
文物價值
綜合以上論述，在遺址的時代、功能結構、石工業性質等方面有以下一些初步的認識。
1、據初期地貌調查表明，遺址所埋藏的第四紀紅土堆積屬於道水的第四級階地，根據以往學者的研究，其河流階地堆積的年代至少在中更新世早中期。但是，從傘頂蓋遺址的文化層來看，上文化層的土色呈黃褐色，與下覆地層有較明顯的不整合，因而顯然應歸屬於階地後期的堆積，結合近年的一些發現，推測時代為晚更新世早期；而下文化層位於地層剖面的上部，與下部的典型網紋紅土也存在一些不同，尤其是錳質膠膜和網紋的發育顯示與下部層位的較大差異，故可推測此層時代大致屬中更新世中晚期。在傳統的劃分方案中，遺址時代在考古學上屬於舊石器時代的早期晚段至舊石器時代中期。
毋庸置疑南方紅土地區舊石器曠野遺址的年代學問題是長久以來制約我們對這一區域舊石器時代石器技術發展和古人類演化問題深入探討的瓶頸。然而，值得期待的是，近年來逐漸引起了相關學者的重視，業已開展了少量前期工作，目前也已得到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的支持，預期在這一方面會有所進展和突破。
2、出土石製品的遺址主要文化層厚度超過2米，文化遺物數量豐富，調查顯示遺址的面積大，提示古人類在遺址上延續活動的時間長，活動的頻率高，還可能從事了除加工石器、肢解食物等活動外的其它複雜行為，這些均體現了傘頂蓋遺址作為這一個區域內中心營地性質的特點。
粗略檢索以往華南舊石器時代遺址的發現，在文化層分布及厚度特點、石製品數量豐富程度上，鮮有同時期類似的曠野遺址，而近些年來我們在湘西北道水流域發現了多處這樣的地點。這一方面可能是人類文化多樣性的呈現，但另一方面這種現象可能正是體現了這一時期古人類在人類流動行為、棲居形態上的整體適應策略演化所帶來的結果。當然，這也同時促使我們從今後應更加注意從埋藏學角度思考南方地區這些河流相遺址的形成過程。
3、南方礫石石器工業的性質和發展及阿舍利技術體系的相關問題無疑是中國舊石器考古中石器技術研究的重要課題。傘頂蓋遺址下文化層中發現有手斧、手鎬等被研究者視為阿舍利工業的石器，再次表明中更新世中晚期是洞庭盆地地區古人類使用這類工具的主要文化時期。但是，無論是這些手斧的加工程式還是在工具組合中所占的比例，它們與典型的阿舍利工業組合還是有一定差別，究竟是這種工業在人群交流、傳播過程中產生的區域變異，抑或是一種文化、技術的趨同及發展不平衡，都還需要在更多材料的基礎上作進一步討論。而在上文化層中也發現一件不太典型的手斧，它與下文化層相比已經小型化，但這說明手斧在洞庭盆地舊石器遺址中的存在可能至少延續到了晚更新世早期。因此，傘頂蓋舊石器的發掘不僅為我們提供了華南地區中更新世晚期到晚更新世早期石器打制技術的代表性材料，也為我們提供了研究長江中游地區從舊石器早期至中期的手斧標本，對於探討中國“阿舍利技術人群”的適應行為能力和遷徙擴散也有著比較重要的學術價值。
傘頂蓋舊石器遺址是近年湘西北澧水流域發現和發掘的石製品數量最為豐富的中心營地遺址，時代從中更新世晚期延續至晚更新世早期，石器工業具有明顯的區域性特點。進一步與這一區域雞公壋遺址、大聖廟遺址、赤山島楓樹嘴遺址等石工業的對比分析，將能揭示出洞庭盆地這一階段古人類文化呈現的多樣性，有益於更好地認識華南地區古人類的生存適應模式。
中更新世晚期-晚更新世是早期現代人出現與演化的主要時期，也是人類行為模式和生存適應活動非常複雜多樣化的時期。這些年古人類學的發現和研究表明，華南可能是中國及東亞地區現代人形成與擴散的中心區域，早期現代人和完全現代類型的人類都可能首先在華南地區出現。然而，對於這個時期的有關人類文化遺存過去並未有足夠的關注。傘頂蓋舊石器遺址及相關遺址的考古發現將能夠為我們進一步研究這個關鍵階段的人類文化提供區域個案的重要實物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