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中儲行設定龐大的日本顧問室，人數達三四十人之多。顧問室正顧問是南滿鐵道會社搞經濟工作出身的木村博士，副顧問是吉川和久保太三郎，兩人都是日本銀行的高級職員。顧問室實際上掌握偽行的大權，不僅鈔票的印發和大額放款要由顧問室審核批准，就連重要規章制度的訂立，對外重要檔案的簽發，科長以上人員的任免等等，也都要顧問室同意之後，方可辦理。
偽中儲行成立後的第二件事，是為日本侵略軍提供侵華軍費。在偽中儲行成立之前，在華中一帶的侵華日軍，主要是使用軍用票。偽中央儲備銀行成立後，日本侵略軍就把這筆巨額戰費轉嫁於中儲券。民國31年8月10日，日本設在上海的橫濱正金銀行與偽中央儲備銀行簽訂了一項“軍用票及中儲券之互相存款”契約。按照這一契約規定，正金銀行需用“中儲券”時，只要在自己帳冊上空收一筆軍用票，作為儲備銀行的存款，而儲備銀行就要按18對100的比例折合成“中儲券”，作為正金銀行的存款。但是，正金銀行可以連續不斷地向儲備銀行支用這些“中儲券存款”，而儲備銀行卻不能向正金銀行支用這些“軍用票存款”，只能充作“中儲券”的發行準備金。這樣，就在“互相存款”的掩蓋下，日方需要多少中儲券，都由偽中儲行無限制地如數供應。據偽中儲行報告，僅民國32年上半年中，增加發行的中儲券，約計45億元，其中的80%約36億元，是日方軍政機關及各種企業投放市場的。
偽中儲行成立後的第三件事，是發放巨額貸款，支持日軍強制收購我淪陷區物資。民國32年3月，日本占領當局指使汪偽政府在上海成立全國商業統制總會（簡稱“商統會”）。該會成立後，日軍得以利用其所屬各機構，對上海及華中各地物資作進一步的掠奪。商統會所屬機構十分龐大，凡偽實業部主管的棉花業、棉製品業、絲綢業、毛紡織業、化工業、酒精業、皂燭業、煙業、玻璃業、火柴業、皮革業、橡膠業、金屬業、電氣業、煤業、百貨業等16個同業公會聯合會，偽糧食部主管的各地雜糧業、麵粉業、食油業、糖業、畜產業、蛋業、茶葉業等7個同業公會聯合會，以及棉業管理處、米糧、棉花、油糧、粉麥、日用品等各種專業委員會，都屬於它的系統。為了供給這樣一個龐大的物資搜刮機構所需的巨額資金，偽中儲行想盡辦法，除直接放款以外，主要是組織了上海幾十家銀行，包括日本正金、住友銀行在上海的分行，成立了各種借款銀團，以轉抵押、轉透支、重貼現等方式對各種借款銀團供給大量資金。例如民國32年該行即組織了收購小麥借款銀團及採購米糧借款銀團，貸款總額各為中儲券10億元，通過各銀行分支行處與當地雜糧業公會的密切配合，按時按量完成了供給日軍軍糧的計畫。在敗局已定的民國34年，日本侵略軍還想垂死掙扎，進行最後掠奪，僅通過商統會的米糧、粉麥、棉花、油糧等4個專業委員會，其搜刮物資所需的資金即達中儲券1367億元之巨，仍由該行組織各種銀團代辦。上述4個專業委員會以承兌匯票方式向銀團各承借行循環貼現用款，各承借行可將所有承借款項按票面十足向該行重貼現而不需自己墊付頭寸。
為了控制和壟斷上海金融業和金融市場，偽中央儲備銀行在日軍的指使下，或者得到日軍的同意和支持，積極改組上海公私金融業。
民國30年11月，設立中央信託公司，從事物資搜購和商業活動。
民國31年9月，強令中國、交通兩行改組復業，脫離重慶總行系統。
同年10月，根據偽財政部《管理金融機關暫行辦法》及《強化上海特別市金融機關業務綱要》的規定，對一般銀行、錢莊及信託公司加以嚴格控制，如規定資本最低額，繳存存款準備金，限制放款額度，規定經理人不得兼任他職等等，違者輕則處罰，重者勒令停業。在偽行內部成立檢查金融事務處，由周佛海、錢大兼任正副主任，負責此項工作。
民國32年4月，把原中央儲蓄會強行改組復業。6月，接管上海市銀行業聯合準備委員會票據交換所，從此該行不僅掌握了全市交換銀行票據清算事務，而且接管了交換所的巨額同業存款，並通過交換所，加強對私營銀行的控制。7月，改組原官商合辦的“小四行”中國通商、四明、中國實業和中國國貨4家銀行，成為該行的外圍銀行。
這樣，在日本侵略軍的指揮棒下面，該行改組原中、交兩行、中央儲蓄會及小四行，設立檢查金融事務處，接管票據交換所，控制大小商業行莊，把全市所有金融機構掌握在它手裡，與重慶國民政府以四行兩局為中心的四大家族壟斷金融機構相對立，形成中央儲備銀行——中央信託公司——中央儲蓄會——中交兩行——小四行這樣一個為日本侵略者服務的金融體系。
民國34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無條件投降，汪偽政府垮台。偽中央儲備銀行隨即為國民政府接收，於同年9月12日停業清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