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
經過一段時間努力,他的技藝水平迅速提高,除了骨石鑲嵌、平磨螺甸外,還學會了開紋。俞升壽是繼喬之後又一位兩道工序一手的技藝全面的鑲嵌藝人。不久,廠里為了發展生產以機器代替人工開紋,俞升壽又率先掌握了機器開紋技術,還將一批剛進廠的婦女培養成技術力量。他的刻苦好學精神感動了喬大師,遂下決心收他為徒。
個人生平
俞升壽跟他學藝後,老先生經常讓他幫著幹些鑲嵌、磨光之類的活,而每一次俞升壽都使出渾身解數把活幹得無可挑剔。有一天,喬大師將一個開好面相的仕女頭像交給他幫著做頭髮。俞升壽充分利用機器開紋的特性將仕女頭上縷縷青絲做得又細又挺,喬大師看了大吃一驚:這樣細膩的東西靠手工無論如何也做不出來呀。從此以後,大師作品中的人物頭髮幾乎都由他包了。後來,他又對做衣飾飄帶的開槽工藝作了改進,採用陰陽銷子新工藝,不僅增加了牢度,而且使飄帶能騰空“飄”起來。喬大師對徒弟在漆藝上所顯示出來的才能極為賞識,於是俞升壽經常能看到大師的製作過程,學到了許多別人看都沒有看到過的獨家絕招。傳統工藝和現代技術使他如虎添翼,在鑲嵌漆器這個古老的專業里自由翱翔。
從五十年代末起,俞升壽的創作生涯進入了黃金時代。1958年,年僅25歲的他以年畫為藍本.首次製作高檔鑲嵌大掛屏《壽星》,該作被選送莫斯科,作為獻給世界青年大會的禮物,得到了國際友人的好評。1959年他製作的象牙浮雕掛屏《八仙過海》,被選送陳列於北京人民大會堂。1960年他製作的鑲嵌大型地屏《松鶴圖》突破了傳統工藝的格調,大膽採用高浮雕的手法,使松、鶴具有很強的立體感,該作也被選送到人民大會堂,當時的《解放日報》曾予以介紹。同年他製作的鑲嵌紅木台屏《木蘭從軍》在全廠產、質大比武中獲得第一名。1962年他製作的橫式高檔掛屏《荀灌娘突圍救父》,其中部分人物的面部僅綠豆大小,但五官清晰,鑲嵌精緻,在廣交會上被日本客商以高價購去並要求訂貨。外貿部門曾安排揚州漆器廠複製,結果因質量達不到要求而與日商取消了契約。由此,他的高檔鑲嵌屏風在外貿部門有較高的信譽。
文革期間,由於傳統題材遭到禁錮,他帶頭組織了“五人創新小組”,探索表現現代題材的鑲嵌漆器作品。經過對傳統工藝的改進,他先後試製出《北京有個金太陽》、《太陽出來了》、《套鹿》等三件高檔鑲嵌大掛屏。這些作品在尚未完工時就被前來參觀的香港“德興行”經理一眼看中,全部訂購。上海出口的第一件反映現代京劇內容的漆器也是由他製作的。
1974年,俞升壽被調至上海工藝美術研究所,主持漆器專業的研究和創作。其時,他剛步入不惑之年,精力充沛、技藝經驗豐富,又適逢研究所倡導研究創作之良機,俞升壽雄心勃勃,在鑲嵌漆器的專業領域裡展開了多方面的探索。入所不久,他就成功地製作出高檔鑲嵌掛屏《春香鬧學》。這件作品在刻劃人物面部表情上有很大突破,畫面上的三個人物:丫頭春香的大膽潑辣、敢作敢為,教書先生的驚恐萬狀、手足失措,小姐的沉穩含羞、若有所思等情態,都表現得生動傳神,具有強烈的戲劇效果,改變了傳統漆器千人一面、表情呆板的狀況。
1975年他製作的彩色螺甸大型掛屏《慶豐收》則在鑲嵌漆器多種工藝的綜合運用上作了嘗試。這件反映新疆少數民族喜慶豐收場面的作品由三個層次組成:背景採用天藍色底漆,以平磨螺甸鑲嵌的樂隊人物為一層次;中間一層舞蹈人物用彩色螺甸鑲嵌成浮雕效果;最前面的兩個主要人物再用各種彩色螺甸和鮑魚殼包鑲在木胎上,形成銀光閃爍、五彩繽紛的高浮雕鑲嵌。作品場面壯觀,層次分明,製作精緻,完成後即被全國對外友協選赴美國等地展出,受到國外觀眾的盛譽。
1976年他製作的中檔屏風《夸父追日》也是一件沒有先例的作品。在傳統鑲嵌屏風中,每一扇屏風上至少有一個人物,而這四扇屏風中只有一個人物,背景又很簡單,另外以往鑲嵌漆器人物基本上只露臉和手,而此作中的夸父幾乎赤身裸體。當時漆器廠的一些老藝人都勸他別搞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作品,說是做出來也難以銷售。然而俞升壽憑著紮實的基本功,把人物的骨骼肌肉做得結構準確,比例適當,質感優美,並運用仿古斷紋工藝解決了作品空檔較大的缺陷。該作在廣交會上被日本客商以高出同類屏風兩倍的價格收購。1979年他再次製作高檔掛屏《老壽星》時,不僅在刻劃壽星面相時更強調慈祥的神態,而且在百花籃和服飾花紋的製作上採用了極為細膩的鑲嵌工藝。該作赴京參加建國三十周年全國工藝美術展覽時,被編印入《全國工藝美術選集》。同年他被任命為“文革”後首批工藝師。1980年他製作高檔掛屏《麻姑獻壽》時,在服飾圖案及框線花紋上採用八寶沙工藝,取得很好的效果,作品選送上海工藝品展銷會第一天就被外國遊客購去。
1989年他製作的鑲嵌屏風《仿唐仕女圖》獲全國工藝美術“百花獎”二等獎。1992年他運用漢白玉、壽山石、珊瑚、綠松石、螺甸、牛角等多種材料多種工藝製作的掛屏《玉佛》又在上海工藝美術研究所主辦,日本瑪爾杜贊助的“新視點——中國傳統工藝美術大賽”中獲技術金獎。
除了創作上收穫頗豐外,俞升壽在從事漆器科研攻關、理論探討等方面也卓有成效。1983年他著手漆器鑲嵌新材料開發的項目研究,通過包括彩色漆板、大理石等新材料運用、景泰藍框線、雕刻工具改革等一系列試驗,成功地試製出《四大詩人》、《簪花仕女》兩件作品。經市二輕局鑑定,確認該項目對降低成本、提高藝術質量、加快產品更新換代起了推動作用。1988年他受命編寫鑲嵌漆器應知應會教材和考核標準,從理論上對鑲嵌技藝作了較系統的歸納和整理。此外,他還先後帶教出六名鑲嵌技藝人員,其中有三位後來成為技術骨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