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介紹
中譯本又名《論蘇聯國家性質》作者：托洛茨基
寫作背景：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蘇聯在史達林官僚私黨統治之下，面對著帝國主義日益嚴重的威脅，不得不轉移它與德國尋求和解的機會主義政策，派軍進入芬蘭。
紅軍的行動，立即引爆了全球反動力量的叫囂，聲稱“蘇聯帝國主義”實行“擴張政策”。
面對著龐大的反蘇的社會壓力，一些還沒有完全站穩在革命馬克思主義立場的小資產階級分子，就對托洛茨基主義派“保衛蘇聯”工人國家的立場產生了懷疑。
於是，一場保衛革命原則，反對小資產階級傾向的鬥爭就無可避免。激烈的鬥爭就全面地在國際托洛茨基主義運動里展開。
爭論從“在大戰中保衛蘇聯”這個立場開始，到蘇聯的國家性質，到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與資產階級實證邏輯，再發展到列寧主義的組織原則。
總而言之，爭論在於：馬克思主義還是小資產階級修正主義。
托洛茨基參與了這場思想鬥爭——事實上是他被史達林所派兇手暗殺前的最後一次鬥爭——全面地保衛了馬克思主義。
《保衛馬克思主義》一書，就是收集了托洛茨基關於這次鬥爭的部分文章。此書於四十年代由劉少嚴君譯成中文，以《蘇聯問題與辯證法》為名出版。再版時由編校者向青君在導言中，以托派的立場，論證中共今天指蘇聯為“社會帝國主義”的謬誤。
對於要了解“社帝”本質的人，本書是必須一讀。
序言
導 言向青
這本書里的六篇文章都是爭論性的文章，所爭論的，首先是蘇聯國家性質的問題，和工人階級革命者對蘇軍侵占外國領土應該採取什麼態度的問題，後來又牽連到唯物辯證法（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基礎）有什麼價值，對解決實際政治問題有什麼幫助的問題，還有工人階級革命黨的民主集中制、黨內派別鬥爭、建黨的方法等許多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問題。這些文章的作者托洛茨基，並不是一個普通的評論家和研究者，而是歷史上的大人物。他是俄國十月革命的二大領袖之一，是紅軍主要的締造者和內戰時期的最高指揮者，是1923年起反抗蘇聯墮落潮流的共產黨內左派反對派的領袖，是繼承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革命傳統的第四國際的主要創立人，也是研究蘇聯問題的最高權威學者。這些文章雖然寫於30多年前，但所討論的那些原則性的問題在今天仍有非常重大的現實意義，而托洛茨基所提出的意見和處理問題的方法，也是富於指導意義的。
蘇聯建國已有50多年，早已不算一個新國家，但這個國家到底屬於什麼性質，一直是個世界性的爭論問題。即使在馬克思主義陣營之中（大家都知道，蘇聯的創立者以及後來的領導者都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這個問題也一直爭論不休。為什麼全世界都特別關心蘇聯的性質問題呢？這並不難理解。蘇聯並非如某些人所了解的那樣，簡單是帝俄的繼承者。蘇聯──從它的名稱就可以看出──本來並不是一個限於某些民族和某一地區的國家，它是一切同一制度的國家的大聯盟，它準備不斷發展，不斷擴大，最後成為全世界的蘇維埃社會主義联邦（當然要在自願和平等的基礎上）。在擁護蘇維埃制度（蘇維埃原則）的人看來，最初成立的蘇俄，是全世界蘇維埃制度的先驅，是指引全人類前進的明燈。反過來，在反對蘇維埃制度的人眼中，蘇俄和後來的蘇聯卻簡直是洪水猛獸，是可怕的瘟疫。因此全世界都密切注視著蘇聯。那些擁護蘇維埃制度的人，更要關心現實的蘇聯是否符合社會主義的原則，是否仍舊足以成為全世界的榜樣，它的現存制度是否仍是值得保衛的革命遺產，它是否已經墮落變質，或者已被敵對階級篡位奪權，名存實亡了呢？
大家都知道，1949年正式成立的新中國，本來是以蘇聯為師的。但到了1960年，中蘇之間顯出了裂痕。1963年以後，蘇聯在中國領導人口中變成了現代修正主義的發源地，變成反面教材；現在更早已變成為“社會帝國主義”、“社會法西斯主義”，變成比“西霸”美帝更不可兩立的“東霸”了。在中共勢力範圍之內，蘇聯性質問題不但再用不著討論，而且誰要是膽敢再提出這個問題來都罪該萬死了。不過，任何人如果真正有批評的眼光，用科學的態度而不是用盲從的態度去看問題，也就是如果真正懂得一點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和理論，卻不能不對中共官方的看法有所懷疑。
首先，中共關於蘇聯性質的說法是不能自圓其說的。
據他們說，至少到史達林去世前為止，蘇聯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工人國家），但現在資產階級已經在蘇聯復辟，赫魯雪夫和勃列日涅夫等人就是資產階級復辟的領袖。我們知道，按照中共所承認的馬克思主義，工人國家和資產階級國家是本質上截然相反的兩種國家，兩者之間的互相轉化是質的變化，而不僅是量的變化；是突變，而不是漸變。那么，我們就要問：蘇聯資產階級復辟（亦即反革命的勝利），這個突變完成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呢？赫魯雪夫和勃列日涅夫是反革命的領袖，那么保衛革命遺產抵抗反革命的領袖又是誰呢？是否貝利亞？或者馬林科夫？或者莫洛托夫？或者布爾加寧呢？歷史上每一個腐敗透頂的封建皇朝滅亡時，尚且有幾個著名的忠臣烈士殉國殉難，為什麼現代堂堂一個工人國家被推翻時，竟沒有一個著名的人物出來領導有組織的保衛革命政權的鬥爭呢？繼承革命傳統的蘇聯工人階級戰士，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提出何種綱領來反抗了反革命勢力？當時毛澤東領導下的“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又以何種方式給予了援助呢？
以上一連串的問題，中共官方以及任何一個理論家都從來沒有解答過。但這些問題所詢問的，並非什麼無關重要的細節，而是像反革命這樣一個歷史大事變的最明顯的現象和最重要的性質。中共從來沒有企圖解答這些問題，這表示他們根本沒有辦法解答這些問題，這也就證明：他們關於復辟的說法經不起具體的分析，根本不是科學的論斷，而只是罵人的字眼。
中共可能說蘇聯資產階級復辟是漸進地在不知不覺間實現的。事實上他們常常使用“和平演變”這個字眼。我們要指出，這種說法又引起另一矛盾。中共不是常常警告說：一旦資產階級復辟，就要“千萬人頭落地”，怎能同時又是“和平演變”呢？怎能在不知不覺間實現呢？在理論上，如果承認資產階級復辟可以漸進地實現，那不啻承認工人國家與資產階級國家之間只有量的差別，而沒有質的差別，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是非對抗性的矛盾，無形中承認赫魯雪夫所提倡的和平革命道路也是正確的了，中共是否宣布它在10年前反對赫魯雪夫的和平革命路線是錯了呢？縱使中共不惜這樣宣布，前面那些問題它仍然有解答的義務。因為，和平演變也應該有演變完成的日期（比方，英國工黨把政權和平移交給保守黨，也有個確定日期），敵對雙方也各自有其綱領、組織、領袖，經過某種鬥爭方式，然後才由一方壓倒、戰勝、代替了對方。如果社會革命和社會反革命都可以在不知不覺間實現，那么，工人民眾想參加革命，或者參加抵抗反革命，可就難了！他們除了向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毛主席祈禱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干預歷史的道路呢？
我們還要繼續追問：赫魯雪夫、勃列日涅夫和他們的整個集團，究竟從來都是“叛徒、工賊、內奸”，“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還是到了掌握大權之後才蛻化變質的呢？如果從來都是內奸，為什麼他們能夠在變質前的共產黨和國家機關里爬得那么高，占據整個領導層，而那些忠實的黨員幹部反倒擠不上去呢？尤其是，為什麼這個大權已在手的內奸集團在1956年匈牙利事變中竟肯聽從毛澤東周恩來的勸告，去鎮壓匈牙利的“反革命”呢？反過來，如果蘇修整批領袖是後來（在史達林死後的某一時刻）才蛻化變質的，那么，另外一些問題又來了：為什麼到了蘇聯的工人政權已經在毛澤東所崇拜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史達林長期領導下發展得很強大了，而赫某之輩個人的權勢也達到了頂峰的時候，他們反倒投向資產階級陣營去呢？在國內環境和國際環境中有什麼重大的歷史因素促成這批領袖的蛻化變質，促成這個歷史的逆流呢？
史達林之死不足以解釋這個逆流。不管你把史達林捧得多么高，只要你還沒有公然拋棄馬克思主義，總不能說某個人是決定歷史道路的最根本因素。如果你竟敢這樣說，你就不能反對如下一類荒唐的說法：工人階級革命之未能在十九世紀得到成功，是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本領，他們兩人加起來還比不上列寧（或者列寧加史達林，如果你高興這樣說的話）。
每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都知道，修正主義在十九世紀末之出現，以及第二國際在1914年之徹底墮落，並非因為某些領袖個人品質惡劣，不“光明正大”，愛“搞陰謀詭計”之類，而是有深刻的歷史原因的。當時世界資本主義尚在向上發展，主要的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獲得龐大的超額利潤，能夠給予本國工人生活相當的改良，同時收買整批的工人貴族和工人組織（工會及政黨等）中的官僚。第二國際大部分領袖後來就反映了這些工人貴族和工人官僚的思想。工人國家領導層的階級根基比資本主義國家中工人組織領導層的階級根基堅固得多，如果他們也向資產階級投降，那至少也有同樣深刻的歷史原因，一定是資本主義顯出了非常強大的新生力量，無產階級運動受到了非常重大的挫敗。但是，早在1940年，毛澤東已經說過，“現在的世界……是資本主義決然死滅和社會主決然興盛的時代”，資本主義制度早已“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了（見《新民主主義論》）。隨後十幾年間，世界上也果然出現了十幾個新的工人國家，其中包括新中國。同時，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帝國主義在韓戰和越南戰爭中接連失敗，這都幫助證明帝國主義的日子確實越來越不好過。20多年來，毛澤東不斷告訴我們：全世界“形勢大好”，“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毛澤東和整箇中共從來都沒有指出過，在赫魯雪夫修正主義出現之前，世界資本主義有什麼返老還童或老當益壯的現象，也沒有指出過世界工人階級怎樣遭受了重大打擊（像法西斯在某重要國家登台去之類）。然則，為什麼在如此有利於無產階級而不利於資產階級的大好形勢之下，蘇聯和一連串工人國家的領導層都被資產階級拉過去，竟至資本主義復辟成功呢？如果世界資產階級真有這樣強大的力量，足以把許多個工人國家的領導層（包括已有35年以上歷史的蘇聯領導層）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徹底征服，而且並沒有受到工人階級方面明顯的激烈的反抗，這豈不表示世界形勢大壞嗎？豈不是連社會主義的歷史前途都大有問題了嗎？
在這樣重大的理論問題（同時也是實際形勢的估量問題）上，毛澤東以及整箇中共的見解居然能夠這樣不一貫，這樣自相矛盾，這表示他們根本欠缺一個明了的、完整的世界觀，不會運用唯物辯證法來處理問題。他們是經驗主義者、印象主義者，未能擺脫小資產階級意識的影響。關於蘇聯國家是否已經變質，以及關於理論的一貫性、唯物辯證法、經驗主義、小資產階級思想的特性等等，讀者將可看到，托洛茨基在這本書里都有非常精闢的論述。
中共對蘇聯的批評有許多是合乎事實，也符合共產主義立場的，例如指責蘇聯個人收入有巨大的不平等，少數人享有特權，壓迫少數民族，侵占捷克，對帝國主義實行和平共處的機會主義政策，用所謂“全民國家”代替無產階級專政等等。其實所有這些反動政策和腐化現象都是史達林統治時代早已有了的，赫魯雪夫不過繼承史達林的衣缽而已（只有侵占捷克可以算是新現象）。自從1923年起，托洛茨基已經不斷批評和反對這些腐化墮落現象，他的批評比中共的批評要全面、徹底、深刻得多。正因為這樣，他才被史達林派官僚開除出黨，驅逐出國，製造亘古未有的謊話加以誣衊（而這些無恥讕言是中共至今仍盡力維持和宣揚的），最後派遣兇手加以謀殺。但是，托洛茨基並不認為蘇聯已經墮落到恢復資本主義，因為作為無產階級專政制度基礎的國有財產和計畫經濟的制度仍未根本取消。他斷定蘇聯是一個墮落的、官僚專制的工人國家。因此，他主張，一方面，工人階級必須反對官僚統治者的一切反動政策，為了真正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過渡，必須實行政治革命推翻史達林主義的官僚集團，恢復工人階級的蘇維埃民主制，但另方面也必須保衛國有財產制度，當蘇聯同任何資產階級國家戰爭時，不論誰攻誰守，不論戰場是在蘇聯境內境外，都應該支持蘇聯方面。托洛茨基和整個托洛茨基派這樣的論斷和這樣的立場，到今天仍然完全有效，而且擴大套用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其它新興工人國家身上。只有一點稍加修改，就是：他們認為東歐和中國等新興工人國家不是墮落的工人國家，而是一開始就深深官僚主義化的變態的工人國家，因為這些國家都是在史達林主義的共產黨領導下建立起來的，有些而且是直接在蘇聯的軍事官僚壓力下建立的，所以帶有史達林主義官僚專制的先天遺毒。讀者可以在這本書內看到托洛茨基怎樣辯護他對蘇聯的這種見解，反駁當時第四國際內部的小資產階級反對派修改這種立場的企圖。這種辯論也可以幫助我們認識今天那種說資產階級已在蘇聯復辟的見解怎樣錯誤。還有，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某些極左派紅衛兵認為中共政權是“紅色資產階級”的政權，想知道這種見解為何錯誤，也可以從這本書得到極大的幫助。
中共領導者錯誤地把蘇聯當作資本主義已經復辟的國家，主要原因倒不是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了解得不夠（雖然他們的理論確實向來不高明），而是因為他們這個官僚集團同蘇聯官僚集團有尖銳的利益衝突，同時他們把本身狹隘的利益擺在世界無產階級的共同利益之上。為了便利他們採用任何手段打擊對方，包括必要時聯合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去打擊蘇聯，他們便預先開除蘇聯的工人國家的資格，以便得到表面上的一貫性、原則性。在這方面毛澤東也同樣沒有發明什麼新東西，他不過效法1948以後史達林對待南斯拉夫的手段罷了。反過來，蘇共官僚沒有開除中國的工人國家資格，但他們對付中國的手段並不稍微正當一點，甚至可以說更肆無忌憚。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對於任何一方面為維護官僚的狹隘的利益而犧牲世界工人階級共同利益的做法都應該堅決反對，但對於每一爭端，仍要具體分析是否有某一方面正當，或比較正當，而對正當或比較正當的方面加以支持。例如1968年蘇軍侵占捷克，蘇捷雙方都是工人國家，但捷克正在進行民主化的改革運動，而蘇聯出兵來摧毀這工人階級的民主化運動，同時當然也侵犯了捷克的民族自決權，所以捷克人民以及部份官僚的反抗是正當的、進步的，蘇軍的行動則是反動的，世界工人階級應該支持捷克反對蘇聯。順便說，當時中共口頭上譴責蘇聯（根據民族主義立場），但在實際行動上並沒有給予捷克人民任何幫助，反倒在宣傳上同蘇聯官僚一樣地誣衊捷克工人階級的民主化運動為資產階級的運動，所以中共的立場實際上也不是真正革命的。他反蘇而並不支持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從理論觀點看，可以說中共對捷克的立場是由於它弄錯了捷克國家的階級性質和捷克民主運動的階級性質。
根據蘇聯侵占捷克這個明顯的罪行,毛澤東派便得出蘇聯是“社會帝國主義”的結論，而把“社會帝國主義”與資本帝國主義當作本質相同的東西。這種見解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它誇大了次要性質上的相同，而抹煞了本質上的差異。托洛茨基關於1939年蘇聯侵占東波蘭和進攻芬蘭的分析，以及對“反革命的工人國家”這概念的解說，可以幫助我們對這問題得到正確的了解。中共從蘇聯是“社會帝國主義”國家這個錯誤前提出發，在國際舞台上不加區別地反對蘇聯和美國，甚至反蘇比反美更激烈，這種做法並不能幫助打倒蘇聯的官僚統治層，只能客觀上幫助帝國主義反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例如美帝侵略越南之未曾遭受更徹底更迅速的失敗，主要原因便是中蘇之間不肯合作全力援助越南革命。中共對蘇聯的這種過左立場，恰似一般的反馬克思主義的過左立場一樣，也是無形中幫助了右派，幫助了資產階級。
關於“墮落工人國家”的涵義，以及蘇聯是怎樣墮落的，托洛茨基有許多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被背叛的革命》一書。為了便利尚未讀過該書的人首先對托氏的正面見解得到一個概括的認識，我們特在下節刊出托氏所寫的一個提綱，名為“第四國際與蘇聯”。這提綱寫於1936年7月，正是《被背叛的革命》一書差不多完成的時候。托氏在這幾篇辯論文章中常提到第四國際關於蘇聯的綱領立場，就是由這個提綱來代表的。
1.共產國際的第七次世界代表大會斷定，社會主義已經在蘇聯“最後並一往不復地”勝利了（完全不顧蘇聯的勞動生產率比起先進資本主義各國仍屬於低水平，也不聯繫到世界其它部份的發展過程！）這是個拙劣而又危險的謊話。那決議所提及的蘇聯占“地球表面六分之一”這個事實，在這個問題上並沒有決定性的作用，尤其因為在這塊地面上只居住著人類總數百分八點五。現在問題仍舊是兩種勢不兩立的制度之間的鬥爭。這個鬥爭尚未解決，而且不可能在蘇聯的國境之內得到解決。只有在世界舞台上才能把這問題“最後並一往不復地”解決。
2.蘇聯工業的主要生產資料有巨大的發展，而且仍舊在國家手中；農業方面，則在集團農莊手中，集體農莊介乎國有財產與私有財產之間。但，甚至國有財產也還不是社會主義財產，因為社會主義財產需要有如下的前提：作為財產守衛者的國家消亡，不平等減輕，財產觀念在社會道德和習俗上也逐漸消失。蘇聯近年來實際發展，是朝向正相反的道路。不平等在增長，同時國家的強制也在增長。倘有順利的國內條件與國際條件，從目前的國有財產轉變為社會主義財產是可能的；但倘若條件不利，則恢復資本主義也是可能的。
3.任何工人國家在第一階段，為了有利於提高生產力，都要保持工資制度，亦即如馬克思所說，保持“資產階級式的分配標準”。然而，問題決定於發展的總方向。倘若先進各國捲入革命，倘若社會財富迅速增長，則不平等必將迅速減少，不久國家也要再沒有什麼可“守衛”的了。由於蘇聯孤立又落後，資產階級式的分配標準便顯得很露骨又俗氣（工資差別很大，有獎金，有頭銜，並有等級，諸如此類），造成危害到國有財產制度本身的倒退傾向。
4.生產率低，投資率高，軍費開支龐大，不受監督的機關非常浪費，這表示供給民眾的最重要的個人消費品一直明顯地缺乏。經濟上的成就，為了提高全體人民的物質水平和文化水平還嫌太有限，卻已經足夠使一個廣大的特權層出現了。社會矛盾在第二個五年計畫過程中並沒有緩和，反而大大加重了。不平等現象飛快地發展。讚美“幸福生活”的歌曲，只有最上層在唱，而下層仍被迫沉默。
5.利用多方面的社會矛盾（城鄉矛盾、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矛盾，個體農莊、集體農莊與集體農莊成員的小塊自留地之間的矛盾，史塔罕諾夫運動分子與其它工人民眾之間的矛盾），蘇聯官僚已得到實際上對勞動者獨立的地位。像任何官僚集團一樣，它之調節社會矛盾，是為強者謀利益，為富裕者謀利益，為特權者謀利益。像任何官僚集團一樣，它把國民收入相當大的一部份在最後據為己有，因此成為所有特權層之中特權最大的一個。
6.根據個人生活條件，蘇聯社會現在已經顯出巨大的等級差別：從流浪兒、娼妓、貧民區中的無產者，到那過著西歐資本家巨頭一般生活的統治層的“一萬人”。與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的論點相反，社會主義尚未勝利；無論在蘇聯客觀的經濟情況上（以勞動生產率為標準），或在生產者民眾的意識上（以個人消費為標準），社會主義都尚未勝利。
7.不過，下述情況仍然是有決定意義的事實：蘇聯一切社會關係，包括蘇聯貴族的特權在內，歸根結的都以國有財產和集體化財產為基礎，而這種財產是由於沒收資產階級而獲得的，它和資本家的財產不同，打開了產業和文化的發展的可能性。十月革命所掘開的鴻溝，仍舊把蘇聯的國家計畫經濟同資本主義的“國家主義”劃分開，後者的意義是國家為挽救私有財產而實行干預，它“調節”那過時的經濟制度的方法是限制生產力的發展，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把蘇聯經濟與法西斯（義大利、德國）經濟視為同一，在自由派經濟學家當中很常見，這是無知或無所忌憚的結果。拿破崙主義官僚在蘇聯戰勝無產階級先鋒隊，決不等於資本主義反革命的勝利，雖然前者為後者開路。
8.如果像無政府主義者以及各種極左派那樣，說革命無產階級對待蘇聯的態度應該同對待帝國主義國家一樣，那等於說：無論蘇聯國有化的工業和集體化的農業保存下去，並且繼續發展，還是蘇經濟退回解體的狀態，並且經由內戰而變成法西斯的資本主義，在工人階級看來，都是無關重要的。這樣的態度適合那些失望了的唯心主義的蘇聯“友好人士”，也就是適合那些自由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式的票友和政治空談家，而決不適合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家，他們是決不忽視那歷史的基本因素，亦即生產之發展的。
9.如上所述，蘇聯社會之分為階層，主要是在分配領域內發展著，至於生產領域則只有部分的分化，主要是在農業中。但分配與生產之間並沒有一道不可穿透的牆壁。官僚故意對個人和集團的欲望加以刺激，把它提高到不受控制的程度，因此直接令社會財產的觀念受到懷疑。經濟特權的增長，使民眾產生一種正當的懷疑：到底整個制度是真正為誰服務的？“資產階級式的分配標準”已經大大超過可以容許的限度，最後有摧毀計畫經濟的社會紀律，同時也摧毀國有財產和集體財產之勢了。
10.資產階級制度復辟的可能道路，在家庭問題上表現得特別明顯。由於官僚──它本身是物質水平低下的後果，同時也是因窒息民眾的主動性而產生的──沒有完成社會的供養和養育的任務，它開始重建並且讚美小資產階級式的家庭了，包括這種家庭的狹小的個體經濟──這個造成各種各樣的社會呆痴病的沃壤。但是家庭特別尖銳地提出遺產權的問題。官僚集團本身──它在政治上極力依靠保守性的家庭──覺得自己的支配權還有缺陷，不夠完全，因為不能把它的物質特權傳給後代。不過，遺產權的問題又引起進一步擴大私有財產範圍的問題。這是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路線之一。在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官僚都把蘇維埃制度中一切進步的東西加以破壞。它不是“社會主義財產”的守衛者，而變成了掘墓者。
11.蘇聯新憲法的政治意義，和官方的解釋正相反。史達林憲法一點也不是“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進步，如官方厚顏無恥地所說那樣，反而是從無產階級專政向資產階級式的政治制度倒退的一步。社會主義社會之發展，在政治上應該表現於國家之消亡。國家消亡的程度是社會主義發展成就的最可靠的衡量。國家消亡的開始，應該是那自居於社會之上的官僚集團之完全消滅。可是，事實上新憲法恰恰把相反的發展過程抬高成為法律了。它也不能不如此。特權的增長需要憲兵來監督。
12.國家的強制，根據新憲法，並不減輕，反而顯出格外強烈、公然、而又犬儒主義的性質。蘇維埃已經毀滅了。那些地方和中央的機關，亦即“地方議會”和“國會”的機關，以全民投票制度為基礎，同蘇維埃這種勞苦大眾的戰鬥組織沒有絲毫共通點。況且，這些機關被預先剝奪了一切真實的意義。新憲法正式而且公開地把政權和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監督權統統交給史達林主義的“黨”，這個黨對人民和對它自己的黨員都是獨立的，它是統治層的政治機關。
13.新憲法順帶地在法律上把無產級所居的國家統治地位取消了，事實上這種地位是早已取消了的。從今以後，據說，那專政是“無階級的”，是“人民”的；但從馬克思主義觀點看來，這純粹是胡說。“人民”對自己的專政，應該表示國家消解於社會之中，也就是國家之死亡。實際上，新憲法正式確定了蘇維埃社會的特權層對生產者民眾的專政，因此使國家的和平消亡成為不可能的，並且替官僚開闢了經濟上的反革命的“合法”道路，也就是用“冷的動作”復辟資本主義的道路──官僚用“社會主義勝利”的騙術，直接準備了這種可能性。我們的任務是號召工人階級用自己的力量對抗官僚的壓力──為了保衛十月革命的偉大成果。
14.同官方的謊言正相反，新憲法不但沒有擴大蘇維埃的“民主”，反而證實了蘇維埃民主的全部扼殺。新憲法每一條款都表明現在的當局者不會自願地把他們的地位讓給人民。新憲法的貴族和專制的性質，最清楚不過地由憲法公布那天所宣布的新十字軍表現出來──那是“徹底消滅人民公敵，消滅托洛茨基主義的孽種和妖怪”的十字軍（見1936年6月5日《真理報》）。官僚很清楚地知道致命的危險從哪裡來，因此它用拿破崙主義的恐怖手段對付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代表。
15.蘇聯的工人階級已被剝奪了對國家作合法改良的最後的可能性。反官僚的鬥爭必然要變成革命的鬥爭。第四國際忠於馬克思主義的傳統，斷然排拒個人恐怖行動，恰似排拒其它一切政治冒險主義的方法一樣。官僚統治只能用反對篡位者、寄生蟲和壓迫者的目的明顯的民眾運動的方法來打碎。如果必須經過社會反革命，亦即必須廢除生產工具和土地的國有權，並且重建私有財產，才能使蘇聯退回資本主義，那么，為了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也無可避免要經過政治革命，亦即必須用暴力推翻墮落官僚的政治統治，但保存十月革命所建立的財產關係。蘇聯的無產階級先鋒隊，依靠著全國的勞苦大眾以及全世界的革命運動，將不得不用強力打倒官僚，恢復甦維埃民主，消除巨大的特權，並保證真正趨向於社會主義的平等。
16.在戰爭問題上，同其它一切問題上一樣，第四國際的各國黨不受形式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想法和同情心左右，而只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標準作決定。例如，他們支持衣索比亞，儘管那裡還實行著奴隸制度和野蠻的政治制度，那是因為，第一，獨立的民族國家對於先資本主義的國度來說是一個進步的歷史階段，第二，義大利的戰敗表示那過時的資本主義社會開始崩潰。
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在戰爭中都要支持蘇聯，儘管蘇聯有寄生的官僚而克里姆林宮有個無冕的皇帝，因為蘇聯的社會制度雖然有種種畸形和潰瘍，比起腐爛的資本主義卻是巨大的歷史進步。在新的戰爭中，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戰敗，將不但引起它的國家形式崩潰，而且也引起它的資本主義基礎崩潰，因此也會致令私有財產被國有財產代替。蘇聯的戰敗不但表示蘇聯官僚崩潰，同時也表示國有財產和集體財產被資本主義混亂狀態代替，在如此情形下，選擇哪條政治路線是無可避免的了。
不過，世界無產階級先鋒隊在戰爭中堅決而勇敢地支持蘇聯，並不表示無產階級應該成為與蘇聯同盟的帝國主義國家的同盟者。“與蘇聯同盟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無產階級，必須對其本國的帝國主義政府充分而且完全地保持誓不兩立的敵對性。”（《戰爭與第四國際》，國際共產主義同盟國際書記局的提綱；第四十四點）“無產階級的不可調和地反對帝國主義同盟國的立場之發展，必須一方面根據國際的階級政策，另方面根據該政府的帝國主義目的，根據這個‘同盟’不可靠的性質，根據它的指望蘇聯恢復資本主義等等。因此，無產階級黨在‘同盟的’帝國主義國家中的政策和在敵對帝國主義國家中一樣，必須朝向用革命來推翻資產階級並且奪取政權。只有這樣做，才能建立真的與蘇聯同盟，才能挽救第一個工人國家避免災難。”（同上，第四十五點）
17.“極左派”擔心蘇聯的勝利會進一步鞏固拿破崙主義的官僚的地位，這種擔心是由於他們對國際關係以及蘇聯的內部發展都認識錯誤。在生產資料方面的私有財產還沒有在蘇聯恢復之前，任何集團的帝國主義者都不會同蘇聯和好的。不論開戰時各國之間怎樣互相結合，帝國主義者在戰爭過程中都會懂得怎樣達成諒解，重新互相結合，而一定以蘇聯為犧牲。蘇聯只有在一種情形下能夠經歷一場戰爭而不致失敗，那就是，如果它得到西方或東方的革命的援助。但是國際的革命，即挽救蘇聯的唯一方法，將同時是對蘇聯官僚的致命打擊。
18.蘇聯是不是工人國家呢？蘇聯是這樣一個國家：它以無產階級革命所創立的財產關係為基礎，而由工人官僚為了一些新特權層的利益而治理著。蘇聯可稱為工人國家，那意義差不多等於（雖然兩者的規模大小相差很遠）一個受機會主義者（即資方代理人）領導和叛賣的工會可稱為工人的組織一樣。革命者保衛任何工會，連最十足改良主義的工會也保衛，反對階級敵人，同時不可調和地反對那些不忠實的領導人，同樣地，第四國際黨也保衛蘇聯，抵抗帝國主義的打擊，而一刻也不放棄反對史達林主義機關的鬥爭。在戰爭和平時一樣，他們小心保持他們批評蘇聯統治層的充分自由，保持他們進行鬥爭以反對蘇聯統治層同帝國主義成立協定，來犧牲蘇聯利益和國際革命利益的充分自由。
托洛茨基這幾篇文章，是參加美國托洛茨基主義的社會主義工人黨一次重大的內部爭論所寫的文章的一部份（最重要的部份）。為了幫助讀者更透徹地了解這些文章，我們在下面略述那次爭論的過程和世界政治背景。
1939年8月23日，納粹德國和蘇聯宣布簽訂了互不侵犯協定，這是國際關係上戲劇性的巨大轉變。在此之前的4年多裡面，蘇聯和共產國際一直在竭力促使英法等國和蘇聯建立國際上反法西斯的所謂“和平民主陣線”。現在希特勒與史達林修好了（德蘇協定一簽訂，共產國際立刻轉過來，在宣傳上替德國法西斯辯護，同時蘇聯的石油等戰略物資也源源不絕地供應德國，一直到1941年希特勒“背信棄義”進攻蘇聯為止），德國便可以放心對英法作戰，所以一個星期後，第二次世界大戰就爆發了。德國進攻波蘭的時候，蘇聯也出兵占領了波蘭東部。德蘇協定當然引起英法美等“民主”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無比的憤怒，那些以前對蘇聯“友好”的“左派”分子紛紛出來譴責蘇聯墮落，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內反映小資產階級壓力的一翼也於此時表現出他們懷疑第四國際對蘇聯的傳統立場，於是引起一場歷時七個多月的嚴重黨內爭論。
就在德蘇協定的訊息傳到美國的那天，社工黨領袖之一夏克曼（Max Shachtman 1903-1972）在該黨政治委員會會議中提議，下次會議要討論德蘇協定的意義，特別要聯繫到蘇聯國家性質的評定以及前途的展望。當時夏克曼本人仍主張保衛蘇聯，但他的提議表示，在蘇聯國家性質問題上，他已經接近該黨另一個領導人盤納姆（James Burnham 1905--）的立場了。盤納姆早在兩年前已經懷疑第四國際對蘇聯的評價和立場了。
9月5日（大戰已爆發），盤納姆提出一個供社工黨全國委員會全體會議討論的檔案：《論大戰的性質》。這檔案的基本立場表現在如下的話中：“在任何意義上都不可能認為蘇聯是工人國家……蘇聯之參戰將完全服從整個戰爭的一般的帝國主義性質；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保衛社會主義經濟的殘餘”。
一個星期後，托洛茨基寫信給社工黨領袖加農（James P. Cannon 1890--），說黨對蘇聯的立場沒有理由因德蘇協定而改變，同時指出：誰要是否認蘇聯仍是工人國家，就等於承認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潛能已經耗竭，而“官僚團隊精神”將成為一種新的社會制度，在全世界代替資本主義。托洛茨基隨後把這見解發揮成為一篇論文，即本書的第一篇：《大戰中的蘇聯》。這文章恰恰趕上給社工黨全國委員會9月30日的全體會議討論。由於寫作時盤納姆等人還沒有公開組成反對派，所以托洛茨基在文章里不公開以他們為批評對象，而拿那種同他們相似的見解（前義大利共產黨員勃朗諾．R的見解）來討論。
等到9月30日全國委員會開會時，一個反對派已經形成了。反對派的領袖除了盤納姆和夏克曼之外，還有一個阿本（Martin Abern 1898-1949）。阿本和加農同為美國共產黨的創立人。他們二人和夏克曼又同為美共領導人中最先接受託洛茨基路線的人，被美共開除後共同創立美國托派組織。盤納姆則從1932年起在紐約大學當哲學教授，1934年的才接受託派政治立場，但一直不肯放棄大學教授的地位去用全副精神從事革命工作，而且始終沒有放棄實驗主義的哲學思想接受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盤納姆是這個反對派的思想領袖，把該派的反馬克思主義性質表現得最完全。阿本是個無原則的派系活動專家，長期維持著他那個以私人感情為基礎的派系（私黨）。在這次爭論開始時，阿本派表面上同意托洛茨基政治和理論上的立場，反對盤納姆的立場，但是由於反對加農在黨內的領導權，他便走去同盤納姆、夏克曼聯盟。夏克曼的立場是折衷的、動搖的，對托洛茨基和盤納姆雙方的立場，都有許多懷疑和保留。
盤納姆在全國委員會上宣布把他9月5日提出的檔案收回，改由夏克曼提出一個決議草案作為整個反對派聯合綱領，這綱領避免討論蘇聯國家的階級性質等原則性的問題，而限於“立刻解答由於希特勒史達林協定所引起的具體問題”。但他的提案把蘇軍侵入波蘭稱為“帝國主義政策”，說這行動令社會工黨必須“修正我們以前的‘無條件保衛蘇聯’的觀念”。加農所領導的多數派提議維持黨一向對蘇聯和史達林主義所作的基本分析，同時贊成托洛茨基的《大戰中的蘇聯》文中所做出的政治結論。阿本派竟對加農派和夏克曼的兩個提案都投贊成票！
表面上，反對派所持有的不同意見只是一方面反對托洛茨基對眼前一些政治事件的解釋，另方面反對社工黨領導上的“組織方法”──他們把這種方法歸罪於加農。可是托洛茨基和其它持共同思想者看出，整個無原則的反對派聯盟裡面實在隱藏著根本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傾向。所以加農所領導的多數派繼續努力使基本性質的爭論問題顯現出來。托洛茨基的“再論蘇聯的性質”進一步發揮他的見解，並且特別批評那種把蘇聯的擴張稱為帝國主義的說法。
《社會主義工人黨內之小資產階級反對派》和《給盤納姆同志的一封公開信》，是托洛茨基對反對派的猛攻，迫使他們公開站出來為他們真正的見解辯護，不能再繼續玩捉迷藏的把戲。於是這次爭論的意義在整個第四國際內部非常清楚地顯示出來了。
但是反對派的大多數人並未因此而離開盤納姆回到馬克思主義立場上來，夏克曼反而也寫一封公開信來攻擊托洛茨基，替盤納姆辯護。這是大有原因的。在托洛茨基寫這兩篇文章之前不久，1939年12月1日，蘇聯對芬蘭發動了軍事進攻，英法美等國內又掀起了新的更大的反蘇浪潮。夏克曼等人反對托洛茨基的勇氣，不過是這股反動潮流的反映而已。
托洛茨基用《小創不治將成壞疽》這篇長文來答覆夏克曼。這篇文章里的辯駁和分析是非常強有力，簡直無法抗拒的。但此時夏克曼和整個反對派已經徹底變成小資產階級思想的俘虜，無產階級革命的道理對他們已經格格不入，他們已經有意識地用曲解、造謠、煽惑來代替正面的辯論，並且決心分裂了。1940年2月1日，盤納姆提出他那篇臭名昭著的長文《科學與風格》，油腔滑調、恬不知恥地儘量施展偷換論點的伎倆，對基本的爭論，沒有一句話正面論證或答辯。他簡單地指控托洛茨基──加農派主張“保衛史達林派官僚的戰略”，自認他們反對派主張“第三陣營的戰略”。他以無比傲慢的態度對辯證法、馬克思主義傳統、和工人加以嘲侮（但並沒有嚴肅的辯駁和分析），自吹他那實驗主義的“科學”方法。小資產階級反對派已經自行暴露了狐狸尾巴，托洛茨基、加農派的目的已經達到。至此，這次黨內派別鬥爭的理論爭論階段實際結束。托洛茨基在一封信中寫道：“我收到了盤納姆的《科學與風格》。膿胞裂開了，這是政治上的一件大好事。美國‘激進’思想在理論上的落後性表現在這件事情上：盤納姆不過重複（加上一些‘現代化’的例）斯特盧威40多年前在俄國說過的，以及很大部分是70多年前杜林企圖用來教給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東西而已。從‘科學’的觀點來說，就是如此。至於‘風格’，老實說，我覺得依士特曼還比較好一點。”
1940年4月5日，社工黨全國大會開幕。加農派在大會中取得多數。大會譴責少數派的政治和組織見解，但繼續保障他們在黨內的民主權利：讓他們的代表按人數比例參加全國以及各級領導機關，準許在大會後繼續在內部公報上討論會前爭論的問題，甚至例外地準許雙方有關這些爭論的理論性文章公開發表在理論機關報上，只禁止少數派獨立出版自己的機關報的企圖。然而少數派拒絕服從大會所決定的紀律約束，於是分裂出黨。
少數派是一個很大的少數，接近黨員總數的一半，差不多包括了黨內全部知識分子，他們分裂後組成“工人黨”。此後不過一個月，盤納姆就宣布完全拋棄馬克思主義，退出工人黨，後來成為極反動的右派雜誌“民族評論”的編輯。戰後初期美國獨有核子彈的時候，他公然叫囂要用核子彈轟炸蘇聯。工人黨後來改名為“獨立社會主義同盟”，由夏克曼率領加入第二國際的社會黨（現稱社會民主黨）。夏克曼晚年成為該黨內的右派領袖。至於加農，現為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榮譽退休主席，該黨始終堅持托洛茨基主義立場，現在已成為美國左派組織中勢力最大的一個，尤其在最近幾年反對美國侵越戰爭的龐大民眾運動中成為中心力量。
這本書的最後一篇文章是這次爭論的一個總結。那時少數派已經分裂出來，所以托洛茨基談到盤納姆、夏克曼等人的口氣和前幾篇文章不同了。
這些文章是托洛茨基最後期的著作──幾個月之後他就被史達林派遣的兇手謀殺了──代表他最成熟、最精深的思想。這些文章的巨大價值，不限於它們闡明蘇聯國家的性質，和工人階級在戰爭中對墮落、變態的工人國家應採取怎樣的態度，而且在於這些文章深入淺出地說明了辯證的思想方法，說明了民主集中制的真義，工人階級革命黨的黨內派別鬥爭的意義和正當方法，以及其它許多理論和革命實踐的重大問題。這種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見解，同史達林毛澤東派那種偽馬克思主義成為鮮明的對比。
本書根據英文的《保衛馬克思主義（反對小資產階級反對派）》譯出。原書除這六篇文章外，還有托洛茨基在這次黨內爭論中所寫的許多信和短文，盤納姆那篇《科學與風格》也載於附錄中。本書中文版最初於1940年在上海出版，當時名為《蘇聯問題與辯證法》。這次再版前對原來的譯文作了廣泛的修訂。
目錄章節
致詹·坎農的信（1939年9月12日）戰爭中的蘇聯：蘇德條約與蘇聯的階級性質（1939年9月25日）
致舍曼·斯坦利（1939年10月8日）
再談蘇聯的階級性質（1939年10月18日）
公投與民主集中制 （1939年10月21日）
致舍曼·斯坦利（1939年10月22日）
致詹·坎農（1939年10月28日）
致馬克斯·沙赫特曼（1939年11月6日）
致坎農（1939年12月15日）
社會主義工人黨內的小資產階級反對派（1939年12月15日）
致約翰·賴特（1939年12月19日）
致馬克斯·沙赫特曼（1939年12月20日）
致全國委員會多數派的四封信（1939年12月26日-1940年1月4日）
致約瑟夫·漢森（1940年1月5日）
給盤納姆同志的一封公開信（1940年1月7日）
致坎農（1940年1月9日）
致法雷爾·多布斯（1940年1月10日）
致約翰·賴特（1940年1月13日）
致坎農（1940年1月16日）
致威廉·沃德（1940年1月16日）
致約瑟夫·漢森（1940年1月18日）
小創不治必成壞疽（1940年1月24日）
致馬丁·阿伯恩（1940年1月29日）
致艾伯特·戈德曼的兩封信（1940年2月10日，1940年2月19日）
回到黨內來！（1940年2月21日）
“科學與風格”（1940年2月23日）
致詹姆斯·坎農（1940年2月27日）
致約瑟夫·漢森（1940年2月29日）
致法雷爾·多布斯的三封信（1940年3月4日，1940年4月4日，1940年4月16日）
小資產階級道德家與無產階級政黨（1940年4月23日）
芬蘭事件的總結算（1940年4月25日）
致坎農（1940年5月28日）
致艾伯特·戈德曼（1940年6月5日）
論“工人黨”（1940年8月7日）
致艾伯特·戈德曼（1940年8月9日）
致克里斯·安德魯斯（1940年8月17日）
《保衛馬克思主義》（1939-1940）這本書是托洛茨基在生命中最後一年多的時間內參與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內鬥爭的文集，托洛茨基和美國社工黨內的小資產階級傾向展開鬥爭，內容涉及辯證法，黨的組織原則，保衛蘇聯等一系列的重大問題，在這場鬥爭中托洛茨基全面地保衛了馬克思主義，這書是托洛茨基的最後著作集，可以說是代表了他晚年思想中的最精深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