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爆發，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俄羅斯帝國滅亡。國家權力隨後由社會革命黨、憲政民主黨等黨派組建的俄國臨時政府掌握，而布爾什維克為主的彼得格勒蘇維埃則與其相抗衡。根據沙皇的弟弟米哈伊爾大公的意願，新政府應該由全國民選產生的立憲會議組成。然而此時的俄國正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臨時政府總理亞歷山大·克倫斯基表示決定在戰後再舉行立憲會議的選舉。然而不久之後，臨時政府屢次拖延立憲會議召開的態度，引起了左翼布爾什維克和右翼帝制擁護者的不滿。7月克倫斯基宣布俄國為共和國， 這使得他同時被兩派所唾棄。布爾什維克支持者在七月事件中武裝遊行遭到鎮壓，9月民族主義右翼支持的科爾尼洛夫事件也被政府平定。但在政變中臨時政府的實力被嚴重削弱，讓布黨再度壯大。布爾什維克最終發動十月革命推翻了臨時政府，奪取了國家控制權。
俄國立憲會議
1903年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將召開立憲會議列入自己的黨綱，其中明確提出：“建立人民專制，即國家整個最高權力掌握在立憲會議手裡。”“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堅信，只有推翻專制制度，並召集由全民自由選舉的立憲會議，才能完全、徹底、鞏固地實現上述各種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布爾什維克政府官方將自身定位於是一個“工農臨時政府”，該政府在十月革命起義爆發的10月25日當天晚10點於斯莫爾尼宮召開的第二屆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被命名為人民委員會。列寧在第二屆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中曾多次提到立憲會議：“蘇維埃政權保證按時召開立憲會議”，“成立工農臨時政府，在立憲會議召開以前管理國家”。他還表示：如果布爾什維克在立憲會議選舉中失敗，他們將服從人民民眾的選擇。10月27日，人民委員會宣布於1917年11月12日進行立憲會議選舉。11月5日，列寧在《對農民問題的回答》的文告中宣布：“縣和省的農民代表蘇維埃在等待立憲會議召開期間，享有地方政府的全部權威。”
但在4，440萬以上的選民投票後，社會革命黨得票率有40%，而布爾什維克得票率只有24%，它在715個議席中只占了175個，而社會革命黨占了375個。按照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原先的構想，希望通過立憲會議這個被主要派別接受的形式，為自己的政權尋得法理依據，讓立憲會議把權力授予蘇維埃政府，但是這個選舉結果出來以後顯然達不到他們的目的。因此11月21日，布爾什維克控制的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頒布法令，賦予地方蘇維埃召回已選出的代表並組織改選的權力。法令規定“工兵代表蘇維埃和農民代表蘇維埃的代表大會，有權決定城市杜馬、地方自治機關以及一切代表機構的重新選舉，立憲會議也不例外。蘇維埃應根據有關選取半數以上選民的選民要求決定改選。……新當選的代表從當選時刻起代替以前選出的代表。”但絕大多數地方蘇維埃和自治機關並沒有利用這一權力改選立憲會議代表。布爾什維克試圖通過這個法令改變立憲會議代表構成的預定目的未能達到。
此後，布爾什維克相繼針對立憲會議的召開頒布了一系列的法令，極力想阻止立憲會議正常召開。12月11日，列寧在《關於立憲會議的提綱》中，明確指出10月立憲會議候選代表名單“不能正確地表達人民的意志”，從而產生了危機。他認為解決這一危機只有兩種辦法：一是改選立憲會議的代表，立憲會議無條件承認蘇維埃政權；而是若立憲會議不能承認蘇維埃政權，這就意味著“蘇維埃政權要採取最有力、最迅速、最堅決的革命手段來反對立憲民主黨人和卡列金分子等反革命勢力，而不管他們用什麼口號和機構（即使是用立憲會議代表的資格）作掩護。凡是試圖在這場鬥爭中束縛蘇維埃手腳的行動都是幫助翻個的行為。”
之後，布爾什維克自己的武裝赤衛隊將祖國首都的塔夫利達宮團團包圍，並宣傳：“一切權力歸立憲會議”是反革命的口號，還有“任何企圖束縛蘇維埃權力的企圖都是反革命陰謀。”布爾什維克領袖弗拉基米爾·列寧在4月提出“一切權利歸蘇維埃”。這在當時是指由工農組成的社會主義蘇維埃從民主法治的臨時政府手中奪權，而並非是指從立憲會議手中奪權。之後，列寧開始多次抨擊臨時政府對立憲會議的拖延。他曾表示：“不能“等待”立憲會議，為此列寧調集了全部在首都的武裝，為了確保布爾什維克對立憲會議的控制，而且在會場外的局勢沒有它完全控制時不許立憲會議開幕。列寧稱“只有我們的黨掌握了政權才能夠保證立憲會議的召開”，我們的黨在掌握政權之後，就要對其他政黨的拖延提出控告，並證實這種罪行。 ”
1918年1月5日，立憲會議召開，布爾什維克撕毀承諾，宣布立憲會議是“人民的敵人”，並在未經外界承認下，舉行第二次的蘇維埃代表大會，成為俄國民主革命失敗後的最高立法機構。這會議自行批准將國權交付自己的手中，當地勢力轉讓予當地工人、士兵與農民的蘇維埃代表，成立布爾什維克為主的政府及人民代表大會（Sovnarkom）。大會開幕前共有代表649人，其中布爾什維克有390人，還有179名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黨員及右派社會革命黨代表後來遽然離席，以示抗議先前發生的事件。幾周之後，新政府已經成功的控制了俄國的主要地區。由於欲建立“清一色的社會主義政府”，蘇維埃政府執政期間限制非社會主義黨派的言論自由，並打壓迫害最主要的自由主義黨派憲政民主黨。
選舉期間
布爾什維克逐漸發現自己將在立憲會議選舉中失敗，這意味著它們將不得不交出政權。1917年11月14日，列寧在全俄蘇維埃農民代表大會上作出回應：“至於立憲會議，有一位報告人說，它的工作將以國內的民意為轉移；但我要說：依靠民意吧，可是不能忘掉步槍。” 在獲得最後的選舉結果之後，列寧立即表示：“一切權力歸立憲會議”是反革命口號，“立憲會議如果與蘇維埃政權背道而馳，那就必然注定在政治上死亡。”11月21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頒布法令，賦予地方蘇維埃召回已選出的代表並組織改選的權力。海軍事務人民委員帕維爾·德邊科下令7000名親布爾什維克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全面警戒”以防範原臨時政府規定11月26日的立憲會議召開。約20000名喀琅施塔得士兵、水兵、工人、農民舉行反對立憲會議的集會，他們決心只能支持一個“鞏固十月革命的勝利成果、遠離阿列克謝·卡列金等人和資產階級反革命領導人”的立憲會議。11月28日，布爾什維克和左派社會革命黨組成的蘇維埃政府宣布憲政民主黨為“人民的敵人”同時取締了憲政民主黨，並逮捕了該黨的領袖。 同時宣布延期召開立憲會議到明年1月。起初蘇維埃政府將立憲會議的延期歸咎於敵人的陰謀破壞 ，而到了12月11日，列寧發表了《關於立憲會議的提綱》一文，稱蘇維埃是比立憲會議“更高的民主形式”、“立憲會議選出的代表並不真正代表民意”、“任何直接或間接地從正式的法律的角度、在普通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框架內考慮立憲會議的問題，無視階級鬥爭和內戰，都是對無產階級事業的背叛，都採取了資產階級的立場。 ”
並非所有的布爾什維克代表都支持壓制立憲會議，12月初布爾什維克的溫和派還一度占據多數，但在12月11日的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上，列寧的路線最終上占了上風。
會議召開
1918年1月5日上午立憲會議召開，當日彼得格勒發生了一場大規模支持立憲會議的和平示威，被忠於布爾什維克的軍隊開槍驅散，有人員傷亡。當天下午4點，立憲會議在塔夫利達宮召開。在會上觀眾席上坐滿了布黨的士兵，他們用高聲喊叫、吹口哨、跺腳、侮辱對手等方式擾亂會場。一位著名的布爾什維克代表伊凡·斯克沃爾佐夫-斯捷潘諾夫發表講話，宣稱布爾什維克政府沒有責任服從民選的立憲會議：“你們怎么能用這樣概念作為全體人民的意志？對於馬克思主義者而言“人民”是一個不可思議的解釋：人民不被作為一個獨立的單位。把人民視為一個整體不過只是一種虛構，這種虛構是為了迎合統治階級的需要。”
布爾什維克代表首先提出動議，要會議承認《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即按照人民委員會的要求，把權力交給蘇維埃並自行宣布解散立憲會議。這一動議被大會以多數票否決。而且社會革命黨黨魁維克多·切爾諾夫以244票對153票擊敗左派社會革命黨領袖瑪利亞·斯皮里多諾娃成為會議主席。 布爾什維克見控制不了會議，便與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召開了政府會議，決定解散立憲會議。於是布黨的海軍委員費多爾·拉斯科爾尼科夫在會上宣讀了一個聲明，隨即率本黨代表團與左派社會革命黨代表團退出會場。列寧在走前指示道：“用不著把會議驅散，讓他們去講個夠好了，他們總要散會的。等到他們明天回來時，我們不讓任何一個人進場就行了。”
會議一直開到次日凌晨4點鐘左右。立憲會議的守衛衛隊長捷聯茲尼雅科夫走上台對會議主席說：“衛兵們都累了，我建議你結束會議，讓大家回家。” 會議主席切爾諾夫於是便匆匆宣讀了該黨擬的“土地法”和其他重要決議草案，然後讓代表們散會，並決定在當日（1月6日）下午5點再度集會。等到下午5點鐘再去，卻發現宮殿被鎖上了，門口貼著布爾什維克政府解散立憲會議的布告。
立憲會議遭到驅散引起了一些左翼知識分子的不滿，馬克西姆·高爾基為此寫下《從一月九日到一月五日》一文，將布爾什維克對立憲會議遊行的鎮壓與沙俄時代1905年1月9日發生的“血腥星期日”相比較。
從彼得格勒到薩馬拉
立憲會議代表們被擋在塔夫利達宮門外，他們不得不尋找其他地點集會，同時他們也發現環境正變得越來越危險。有些人企圖轉移至烏克蘭基輔的中央拉達議會，但在1918年1月15日中央拉達軍隊被迫放棄城市，這導致立憲會議成為一個沒有凝聚力的團體。
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於1月舉行集會，會議中反對採用武裝抵抗的做法：“布爾什維克和沙皇專制不同，它的基礎是被蒙蔽的工人和士兵，這些人還沒有對它喪失信心，也沒有看清它給勞動階級帶來的致命傷害。” 社會革命黨與孟什維克於是又決定重返蘇維埃系統，他們希望通過選舉的方式，在當布爾什維克無法解決緊迫的社會和經濟問題時，依靠蘇維埃的重新選舉掌握權力。他們在許多地方蘇維埃選舉中勝出，成了多數派。但布爾什維克政府不承認選舉結果，並多次解散反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一點陣圖拉的布爾什維克領導N. V. Kopulov給中央委員會的信中寫道：“權力移交蘇維埃後，一種迅速的轉變影響了工人們的情緒，不久後總體情況將變得非常不樂觀。儘管社會革命黨發生了分裂，其左派曾一度和我們聯合，但我們和他們的關係正變得越來越不穩定。我們不得不阻止蘇維埃中新的選舉，甚至有必要在當他們使我們陷入不利時拒絕承認他們。” 對此，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獨立組建了工人代表會議，同布爾什維克控制的蘇維埃分庭抗禮。它得到了工人的歡迎，但對布爾什維克政府影響不大。
1918年3月3日布爾什維克政府和德意志帝國簽訂了《布列斯特條約》退出一戰，喪失了大片國土，引起了國內民族主義者的強烈不滿。社會革命黨領導人將布爾什維克政府視為德國的代理政權，於是他們重新考慮和自由主義黨派憲政民主黨聯合。雙方3月下旬舉行會談，決定在莫斯科建立一個統一的反布爾什維克聯盟。然而憲政民主黨要求重新選舉立憲會議（憲政民主黨在11月的大選中表現不佳），這和社會革命黨維護11月選舉結果的意見發生分歧，談判最終破裂。
薩馬拉委員會
全俄立憲會議委員會（Komuch）的五名成員1918年5月7日社會革命黨在莫斯科舉行第八次黨內會議，決定開始武裝起事反對布爾什維克，並重新召開立憲會議。5月下旬捷克斯洛伐克兵團推翻了布爾什維克在西伯利亞、烏拉爾和伏爾加河等地區的統治，不久後社會革命黨將活動中心移動到那裡。1918年6月8日，五名立憲會議成員在薩馬拉成立了全俄立憲會議委員會（Komuch），並宣布它是最新的國家最高權力機構。該委員會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兵團，並能夠有效統治伏爾加和卡馬一帶的大部分地區。然而西伯利亞和烏拉爾地區主要被哥薩克等少數族裔、自由主義或右翼的地方政府所控制，它們和委員會不斷發生矛盾。9月從伏爾加地方政府到太平洋的所有反布爾什維克勢力代表舉行了“國家會議”，組成了“全俄最高權力機構”全俄臨時政府（又稱烏法五人執政），決定一旦情況允許就重新召開立憲會議：“政府將堅定不移地由立憲會議的最高權利指導活動。將努力確保臨時政府的各機構不以任何方式侵犯立憲會議的權利，或妨礙其恢復工作。”，“立憲會議一旦恢復運轉，政府將無條件地服從唯一的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立憲會議。” 政府將“盡一切可能援助委員會這個法定的國家機關”並“確保立憲會議成員獨立運行和搬遷、促使和籌備立憲會議的恢復。” 全俄立憲會議委員會作為“立憲會議成員會議”來運作，不再擁有實權。
最初，該協定得到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的支持，因為全俄臨時政府的五人執政中吸收了社會革命黨右派的兩名成員尼古拉·阿夫克森齊也夫和弗拉基米爾·晉季諾夫。但9月19日社會革命黨黨魁維克多·切爾諾夫抵達薩馬拉，他勸社會革命黨放棄對政府的支持，他認為這個政府過於保守，黨在其中所占的比例不足。這導致右翼的不滿，使臨時政府陷入政治危機。1918年11月18日，右翼軍官支持海軍上將亞歷山大·高爾察克發動政變推翻了全俄臨時政府，並將其封為“最高執政”。
最終崩解
烏法執政被推翻後，維克多·切爾諾夫主張走“第三條路線”，主張既反對布爾什維克又反對自由派和右翼的白衛軍運動。但社會革命黨人認為自己無法作為獨立的力量和兩方對抗，該黨於是走向分裂。偏右的尼古拉·阿夫克森齊也夫和弗拉基米爾·晉季諾夫被捕後在高爾察克的允許下流亡國外。偏左的黨員和布爾什維克達成和解。1918年12月，切爾諾夫鄂木斯克發動了針對高爾察克的武裝起事，但很快被平定，參與者遭到處決。1919年2月，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認為兩害相較布爾什維克較輕一些，於是放棄了對布黨的武裝對抗。3月布爾什維克同意社會革命黨委員會在莫斯科重建，並允許其出版黨報。但不久之後布黨又將他們逮捕，使他們俄國內戰期間只能在監牢中渡過。切爾諾夫秘密逃離俄國，而被監禁的委員會成員在1922年遭受審判，其領袖被判處死刑，但死刑暫緩實施。
隨著國內最主要支持立憲會議的勢力社會革命黨的衰落，唯一支持立憲會議只剩下協約國盟軍。1919年5月26日協約國盟軍向高爾察克政府提出一系列條件，其中包括了各級政府的自由選舉和恢復立憲會議。6月4日高爾察克接受了大部分條件，但他拒絕再次舉行立憲會議，他宣稱1917年11月在布爾什維克控制下的立憲會議選舉是不自由的。協約國盟軍對高爾察克的回應基本感到滿意，於是放棄了恢復立憲會議的建議。
白軍的領導人亞歷山大·高爾察克和安東·鄧尼金官方宣稱，在擊敗布爾什維克之前他們不會去決定俄國的政治制度。高爾察克和鄧尼金向公眾承諾：俄國的制度不會回到過去，將會產生一些代表人民的政治形式。然而正如一位俄羅斯記者所觀察到的：“鄂木斯克本身可以被視為一個政治團體，它可以隨時向不同盟友做出任何承諾。“當我們到達莫斯科時，我們可以用不同的腔調對他們說話。””從白軍運動領袖的回憶錄來看，無法確認在白軍內部中哪一派勢力占據上風，也無法確認新的立憲會議選舉能否被召開，被限制到什麼程度。
1920年底布爾什維克在內戰中取得勝利。1921年38名立憲會議成員在巴黎組建了一個執行委員會，其中包括憲政民主黨領袖帕維爾·米留科夫，進步黨領導人亞歷山大·科諾瓦洛夫，烏法執政成員尼古拉·阿夫克森齊也夫和前臨時政府首腦亞歷山大·克倫斯基。但該組織像其他流亡組織一樣，對俄國政治影響甚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