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信息
出版社: 雲南人民出版社; 第1版 (2011年5月20日)
平裝: 336頁
開本: 32
ISBN: 9787222071384
條形碼: 9787222071384
產品尺寸及重量: 21 x 14.8 x 2.4 cm ; 440 g
內容簡介
《你們忘了這個世界嗎》最初的名字叫《醜崽子》，初稿寫於一九八○年，兩萬多字寫滿了小叔叔留給我的記憶。但看著那兩萬字，怎么都不夠表達對他的歉意與愧疚。三十年的鍥而不捨，是，至今我再也沒有感受到世界上還有人如他那般的對我。直到死，小叔叔依舊在傻傻地等待，他至死堅信我會回去栗山嶺帶他到昆明。二十五歲那年，小叔叔像往常一樣到資江放紙船，只因那紙船是我教他折的，並對他說過，紙船能順著河流漂到昆明，只要看到紙船就知道我他想我了。然而，小叔叔癲癇病發，掉進資江，乘上我教他折的紙船去了天堂。故去的人生活在自己想像的美好之中，活著的人一生追悔不已，我能做的就是為小叔叔寫一本，希望用這樣的方式讓小叔叔永生，曾有一個叫卿漢禾的人來過、愛過這個世界。
編輯推薦
《你們忘了這個世界嗎》編輯推薦：曾是小女孩的卿卿對卿漢禾說過，小紙船能順著資江水漂流到昆明，只是他折的紙船，哪怕是混跡在一千隻中她都能一眼認出它來。卿漢禾記憶了一生，甚至不惜用生命作為代價地相信她。人人都說卿漢禾的腦子有病，唯獨卿卿知道他沒病。他心裡一直裝著一個故事。結果一個人記著，另一個人忘記了。記住的人上了天堂，永遠生活在美好的想像之中。忘了的人下了地獄，從此陷入無邊的黑暗，永遠生活在追悔之中。卿漢禾的死，讓她想起瘋子說的話：“你們忘了這個世界了嗎？”她希望這個誰都不記得的人能被世人記住，記住曾有過一個叫卿漢禾的人來過。於是，這一寫就是三十年……幸福越深刻，痛苦就越沉重。回憶於卿卿或許是慰藉。對我們，閱讀《你們忘了這個世界嗎(一個八歲女孩的"文革"記憶)》，更像是一則寓言。看到純真的孩子對遊街、反革命、牛鬼蛇神、階級鬥爭、飢餓習以為常，這一切帶給孩子的恐懼讓人心疼，而帶去的樂趣與激動卻讓我們心驚。在非常世界裡，善良和真實是多么需要勇氣。
媒體推薦
打開塵封的，正被遺忘的經驗，忠直公正地回望歷史，沒有個人記憶就沒有歷史記憶，沒有過去就沒有未來。
——李敬澤
在那個任何事情都被扭曲的年代，善良、同情和美好竟不能倖免。
——解璽璋
作者簡介
卿卿，本名卿玉清，1960年生。中國作協會員，2007年魯迅文學院畢業。著有長篇小說《女人情感》、《香香飯店》、《不留餘地》，文集《紙月亮》。短篇小說、散文常見於《人民文學》、《大家》、《滇池》等刊物。
序言
記憶中難忘的那些事兒
——序《你們忘了這個世界嗎》
解璽璋
卿卿的新著《你們忘了這個世界嗎》就要出版了，囑我作一篇序文，我欣然應允。最早聽卿卿講這個故事，是在二○○六年我們將要出版她的長篇小說《香香飯店》的時候。那天聽她講述，憑直感，我覺得應該是一部比《香香飯店》更有分量、更有價值的作品。
這是一個深藏於卿卿心裡近四十年的故事，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寫成一個中篇，之後她一直在修改，一直在投稿。三十年的執著，只為還自己的一個心愿，一段痴情，真有點曹雪芹寫《紅樓夢》“倩誰記去作奇傳”的意味。
《香香飯店》出版後不久，我看到這部長篇小說的初稿，小說之名來自書中“瘋子”所言：“你們忘了這個世界嗎？”這一大寫的問號懸置在作者的心中，幾乎成了一句讖語。是啊！很多經歷過那個世界的人都已忘記了那個世界，更多後來者就根本無從了解那個世界了。所幸的是，作者的良知支持她寫了三十年。由於她不懈的努力，那個一直被嚴密包裹的恐怖“世界”——儘管是紅色恐怖——終於被撕開一角。
在共和國的歷史上，確實有過這樣一個時期，這個世界突然之間像是發瘋了，那一年作者只有八歲。四十多年後，那個八歲的女孩用文字重新描述那段經歷，筆下呈現出來的依舊是一幅瘋狂、恐怖的圖景：“一九六八年秋天的一個下午，五點半二姐就把菜炒好了，可媽媽沒有準時回家。我和妹妹一趟一趟地跑下樓去往公路盡頭張望，直到太陽落山了都沒見到媽媽的影子。最後，是爸爸餓得受不了了，他說，‘給你媽留點菜吧！我們就先吃飯了。’大家都餓了，飯一端到手裡悶頭就吃，靜悄悄的家裡只聽得到稀里嘩啦的扒飯聲和咕咚咕咚的下咽聲。正吃得起勁，門嘭的一聲被撞開，一個頭戴鋼盔的傢伙直愣愣地闖進家來。我著實嚇了一跳，以為日本人來了，碗一扔就想往桌子底下鑽。這時，我聽到妹妹沖那人喊了一聲媽媽，抬頭一看還真是媽媽呢！”
作者的“文革”記憶從這裡開始，任何記憶都會有一個起點，“頭戴鋼盔的媽媽”成了這個八歲女孩記憶的起點，並深深地烙印在她的腦海里。這一點，將對她未來產生怎樣的影響，我們誰也不知道。那天，媽媽帶回來一個非常可怕的訊息，她所在的“八二三”正和隔壁公路管理局的“炮兵團”談判，如果談崩了馬上就開戰，而且機槍都已經架到房頂上了。媽媽回來是想著把幾個孩子安置好。她用棉被把窗戶釘死，叫孩子們打地鋪睡在地上，還不許開燈。時空仿佛一下進入到戰爭年代。
戰鬥最終沒有打響，但爸爸的歷史問題卻東窗事發了，受牽連的首先是大姐。大姐在學校是“炮兵團”副司令，去北京接受過毛主席的檢閱，是個很風光的人物，現在卻因爸爸的歷史問題被撤職了。但大姐不是一個輕易可以打垮的人，她很快選擇了更革命的方式，主動要求到最邊遠的少數民族地區插隊，以此來證明自己對毛主席的忠誠。
大姐走後不久，家裡被告知將疏散下放回湖南老家——“栗山嶺”去。這時，爸爸關押在牛棚，多病的媽媽只得拉扯著幾個未成年的孩子，踏上回鄉之路。
鄉下雖說沒有像昆明那樣炮火硝煙，劍拔弩張，卻也瀰漫著一種無聲的恐怖氣氛。第一天去上課，臨出門時媽媽突然一個反手把門關上，她把幾個孩子摟在一起，很神秘地考問他們家裡是什麼成分？這個八歲的孩子因老記不住“佃中農”這三個字被媽媽一頓狠打，直到一遍一遍背熟了家裡的出身媽媽才讓她出門。有一本描寫發生在盧安達種族大屠殺的小說，其中也寫到一個母親囑咐她九歲的女兒，如果有人問起你是哪一族人，你就說我和你們是一樣的。很顯然，無論種族滅絕還是階級滅絕，對無辜的個體生命來說都是殘酷的、血淋淋的。
在老家，作者最喜歡的人要數伯娘屋裡的堂哥了。他是學校的老師，長得很帥又有文化，還愛著一個名叫“纓”的姑娘。這些，都使得年幼的她對堂哥心存好感。學校出現一條反動標語，同學們一下課就相互猜測是誰寫的。她老是擔心別人懷疑到自己頭上，晚上不是一頭嚇醒就是夢到被人抓去遊街。那天早上，公社民兵從學校抓走堂哥，當場就有人踢她罵她反革命。接下來，老師在講台上講些什麼她都不知道了，聽到放學的鈴聲，她抓起書包就跑。一路上，她為堂哥傷心的同時又恨堂哥為什麼要那樣去做。因為爸爸和堂哥的事她甚至不想去上學了。堂哥寫反動標語的事其實並不屬實，就因為她的父親是歷史反革命，學校就想當然地認為堂哥也是反革命，更想當然地認為那條反動標語就是堂哥寫的！
那段日子，她要忍受公社幹部子弟和出身好的同學嘲笑，還時時擔心被人揪到講台上去斗。能夠保護她、安慰她、照顧她的，只有小叔叔卿漢禾。這個叔叔確實很小，小到幾乎和她同歲，是她的同班同學，還跟她同座。小叔叔長得很醜又很笨，經常考試不及格。她不喜歡他也不肯認這個親戚，覺得很沒面子。但小叔叔總是在她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出現在她身旁，他甚至為她和班裡一群出身好的男生打架，最後就是被打得鼻青臉腫頭破血流也不後悔。在那個任何事情都被扭曲的年代，善良、同情和美好，竟不能倖免。
大姐下鄉數年後輾轉來到栗山嶺。在這個八歲女孩的眼裡，大姐始終像個陌生人，她無法理解大姐的舉動，也說不準大姐是好人還是壞人。回到家鄉後的大姐組織了鐵姑娘隊，她白天帶領鐵姑娘種試驗田，晚上帶領鐵姑娘學毛選背語錄。鐵姑娘的試驗田大獲豐收，大姐因此變成新聞人物，她到處去交流經驗去演講，還被市團委借調過去。大姐的先進事跡上了報紙，上了廣播，再次成為一個名人。
離開栗山嶺時，這個不諳世事的八歲女孩向她的小叔叔卿漢禾許諾，說將來一定回來帶他到昆明去看看，還許諾回昆明後一定郵寄一張自己穿紅色燈芯絨衣服和紅皮鞋的照片來給他。然而，諾言一直未能實現，原因是她一直沒能穿上夢想中的紅燈芯絨衣服和紅皮鞋，她所穿的，都是姐姐們穿得不能再穿的舊衣服。
很多年後，卿漢禾的訊息傳到了昆明，這個一直暗戀著她的小叔叔得了癲癇病，最後竟在放紙船的時候發病掉進資江淹死了。小女孩曾經對卿漢禾說過，小紙船能順著資江水漂流到昆明，只要是他折的紙船，哪怕是混跡在一千隻紙船中她都能一眼認出它來……一句充滿孩子天真的話語，沒想到卿漢禾記了一生，他甚至不惜用生命作為代價地相信她。卿漢禾的死，讓她想起“瘋子”說的話：“你們忘了這個世界嗎？”往事歷歷，她決定寫一篇小說紀念自己的小叔叔，這一寫就寫了三十年……
卿卿的敘事明顯地帶有準自傳特點，她筆下的人物和故事，主要來自其童年時代的記憶。固然，人們在複述自己記憶的時候都不能逃脫當下的立場、態度以及認識能力對敘事的干預，而記憶本身似乎早就經過了時間的淘洗，留下的往往是我們可以認同和接受的部分。恰恰在這一點上，作者讓我們看到了一種誠懇的，對歷史負責，也對自己負責的敘事態度。也許，我們誰都擺脫不了歷史的局限，更難以跳出現實的“三界”之外，但我們可以選擇一種態度，一種不想取悅任何人僅僅忠實於個人記憶的態度，誠實是敘事者的最高倫理。
誠然，一個以童年記憶為對象的敘事者，在描述個人眼中的歷史圖景的時候，不能不受制於敘事者的出身、身份、經歷、稟性、品行，以及敘事動機。不同的人，對同一歷史時期、歷史場景也許會有不同的記憶和描述，這是可以理解的。但一些基本常識和細節卻不能遺忘或修改，尤其不能有意修改，甚而至於篡改，以取悅當今某些無聊的趣味。最近看了張藝謀的《山楂樹之戀》，影片講的也是“文革”記憶，卻號稱什麼“史上最乾淨的愛情故事”，且不說“最乾淨”的標準是什麼，我想，至少不僅僅是女主角性方面的無知，就故事本身來說已頗有些讓人莫名其妙，使得我們不得不懷疑導演作為敘事者的用心。作為故事主人公的靜秋和老三，一個是右派的女兒，一個是走資派的兒子，他們的戀愛如果發生在“文革”當中，恐怕也不會是這樣的浪漫和清純吧？事實上，這樣的戀愛只能發生在人造的、逾時空的桃花源里，決不可能發生在“文革”這個特定的歷史時期，他們一見鍾情的前提是靜秋作為中學生的代表，參加新教材的編寫實踐活動，來到這個小山村。試想，一個右派的女兒、可教子女、母親還在學校勞改，會有這樣的殊榮嗎？這是普通的常識，凡經歷過“文革“的人都應該有所了解，導演卻偏偏忽略了這一點，是一時疏忽還是記憶出了問題？或是有意想掩飾什麼？
對於“文革”，我們一直表現得十分曖昧。雖然官方早就有過“十年浩劫”，以及“徹底否定文革”的說法，但在敘事作品中，除了早期的傷痕文學，我們很少看到關於“文革”的歷史再現。知青文學寫作在“青春無悔”的口號下，不僅失語，而且失憶，幾乎已經喪失了逼近歷史真相的可能。在這裡，青春記憶不再是生長在我們身體裡的一根刺，它已經蛻化為一種老年人的臆想，我們的歷史就在這種想像中被重新建構起來，這是很糟糕的一種局面。我一直以為，“文革”對於我們的影響，長久以來被低估了，它表現在深度和廣度兩個方面。就深度而言，它的影響將不止於“50後”、“60後”、“70後”，還將包括“80後”、“90後”乃至他們的後代。就廣度而言，也不僅僅是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倫理、思想觀念或行為方式，還可能包括更加複雜的民族心理和集體無意識。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裡，“文革”於我們，更像是一個禁忌，對於“文革”的研究和反思幾乎無從談起，或被嚴重地邊緣化，或被廣泛地改寫和修正，不要說下一代，即使我們自己，怕也很難了解“文革”的真實面貌了。所以我們希望有更多的親歷者，變成“文革”記憶的書寫者、敘述者，為後來的研究者積累和保存更多的第一手材料。
這正是卿卿敘事的可貴之處，也是我之所以推崇這部作品之處。固然，她所作的只是一部小說，但她的敘事卻固執地將我們帶到具體的歷史情境中，讓我們重返歷史現場，從而為理解和認識這段歷史以及生活在這段歷史中的人鋪平了道路。文學和歷史有時離得很近，近在咫尺，彼此之間不斷地往來交流，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經過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啟蒙和薰陶，還把文學和歷史割裂開來，視為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這樣的人怕是太不明智了。
寫下這些雜感，或為書序。
2011年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