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何紅衛
《農民日報》駐湖北記者站站長。農民兄弟心中的好記者。
農民的好記者何紅衛1982年~1986年，華中農業大學農業機械化專業學習。
1997年~2012年，《農民日報》駐湖北記者站站長。
個人事跡
1、一個敢講真話的記者
講真話是記者的職責，敢講真話是記者最重要的素質。記者不講真話，社會不知其可。很久以來和很長時期，我們都是依賴記者採訪、媒體傳播來了解世界。所以說，常人作假假一事，幹部作假假一方，記者作假假天下。一個記者能保證終身不說假話很難，關鍵是重大問題上、重大事情中不要說假話、不要替人和幫人說假話。用何紅衛的話說：“農民日報的記者，在事關農民利益上要敢於講真話，不能講假話。我的底線是，哪怕一時不能讓我講出真話，但我絕不違心講假話。。”
何紅衛最早寫過兩個名篇，就是講真話的重大成果。
一個是關於董陽的報導。1998年3月，黃石市石灰窯區有個鎮六位農民聯名寫的一份材料《要回董陽這樣的好官》，被寄送到湖北省不少新聞單位和有關黨政部門。幾位農民代表殷切呼喚好官“董陽”，為其鳴冤叫屈，盼他“回來”，而有關領導對他卻是不滿意，認為他“不稱職”，在他剛剛乾了11個月、正大刀闊斧進行改革的當口，“平調”他到編制僅兩人的區科技局任局長。何紅衛得到這份材料，立即決定採訪。因為幹部民眾的看法相反，所以採訪極其艱難。何紅衛特別注重聽取老百姓的意見，也特別重視鎮、村幹部的說法，去偽存真，明辨是非。經過一周深入的調查，寫出了6000多字的通訊《褒貶不一說董陽》，4月13日在《農民日報》頭版頭條加編者按刊出，報紙展開“董陽現象”討論，提出了“為什麼老百姓歡迎的幹部，上級說他不稱職，我們的用人標準到底是什麼？”這一幹部制度改革中的尖銳問題。
報導刊出，一石激起千層浪。新華社、中央電台、中央電視台、經濟日報等一百多家新聞媒體轉載或發表幾百篇、20多萬字的關於“董陽現象”的新聞和討論文章。隨後，農民日報又發表了《再說董陽》、《董陽妻子說董陽》、《董陽：何處是歸途》、《董陽憾別河口鎮》、《董陽現象並未完結》等報導。朱鎔基、胡錦濤、張全景等領導引起關注並給予重要批示。中宣部“新聞閱評”以“農民日報報導'董陽現象'引起廣泛影響”為題，對該報導給予高度評價。農民日報社有位領導說了這樣一句話：“何紅衛一篇報導奠定了在新聞界的基礎，5年內可不寫稿。”
一個是關於李昌平的報導。說到李昌平，大家都知道他寫的《我向總理說實話》和他的著名的“三真”：“農村真苦、農民真窮、農業真危險”。平心而論，這三句話放在新中國任何一個時期、任何一個地方說出來都不容易，都要冒風險，都要擔責任，因為任何一個時期、任何地方我們聽到的都是“形勢一片大好”的捷報聲。即使是在今天，我們回過頭來評李昌平的這三句話，也會使用“當時農村局部地區出現了一些問題”這樣的語言。我和李昌平同在一個縣工作，當時他當鄉鎮黨委書記，我當縣級報社總編，他所說的事，包括“三真”還有“六如”，所有的鄉鎮委書記、縣市委書記都知道，但就是沒有人敢於“捅破這層紙”（或許有人捅了但沒有捅到總理的桌面上）。如同所有的人都知道皇帝沒有穿衣服，只有李昌平做了那個敢說實話的小孩。而今國人上下都知道敢說實話李昌平，未必知道第一個把李昌平說實話的事寫出來的何紅衛。就連我當時也只知道是南方周末把李昌平推成了新聞人物，而不知道是農民日報首發何紅衛采寫的報導。李昌平在他的《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中寫到：2009年5月19日，《農民日報》記者何紅衛衝破荊州、監利方面對我上書中央事情的新聞封鎖，以《一位鄉黨委書記的心裡話》為題，對我寫給總理的信的內容進行了報導。《農民日報》發表編者按，開闢專欄，開展“落實黨的政策，解決農村問題”的大討論。在全國農村引起強烈反響。何紅衛當時敢寫、尤其是農民日報當時敢發都是需要膽識和氣魄的，就是現在也不容易。正因為有一個黨委書記敢說，一個報社記者敢寫，一個國家級報紙敢發，如此“三敢”才成就中國現代“三農”歷史的一個人物、一段傳奇，也是一曲悲歌。何紅衛和農民日報在其中的貢獻不比李昌平小，如果這件事情將在中華民族的“三農”歷史上留下一段，紅衛之筆堪稱“史筆”。
毛主席說，一個人做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一個記者講點真話也不難，難的是長期講真話，一直講真話。業內有人說何紅衛寫董陽和李昌平只是敏銳地抓住了機會，其實，敢講真話是何紅衛的本性和習慣，如同他每天吃飯睡覺一樣的平常自然。一個敢字了得，為了講真話，不怕得罪人，主要是不怕得罪領導。省里有位領導曾在大會上批評何紅衛“到處戳漏子”，有位主要領導曾向農民日報社長總編“反映”：何紅衛人才難得，特別優秀，建議調到總部去工作。言下之意很明白，不歡迎他在湖北，領導下逐客令了。到了這個份上，何紅衛本性不改，真話照說，批評報導照寫，只要發現“有漏子”，照戳不誤。與其說他寫揭露性報導太多了，不如說他說的真話太多了。我曾同何紅衛多次下鄉進村，很多農民兄弟都這樣說“老何講真話，是個真記者！”。
2、鐵肩擔道義，為農民造福
何紅衛還十分注重研究“三農”問題，為領導決策服務，從而為農民造福。
2003年8月，何紅衛和湖北日報記者在湖北神農架大九湖採訪，偶然聽說長陽縣海拔1700多米的火燒坪鄉大規模種植反季節蔬菜，富了農民，但毀了生態。“火燒坪模式”是湖北各級政府多年來樹立的一個山區脫貧致富典型，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媒體對“火燒坪模式”一片讚揚。（村支書為此還當選全國人大代表）。
為客觀辨證分析這種現象，他在兩個多月里兩次專赴火燒坪和鄂西一些縣市，行程幾千公里，發表《“火燒坪模式”能走多遠》的通訊，時任湖北省委書記俞正聲、省長羅清泉等作出重要批示，已開始向鄂西、神農架等地蔓延的“只顧眼前、不顧長遠，只講經濟效益、不講生態保護”的“高山種菜”之風被緊急叫停。
2002年國慶節，何紅衛在陪父母回老家荊門市沙洋縣拾回橋鎮探親期間，偶然聽說該鎮領導違背稅費改革政策、加重農民負擔的作法。他當即放棄陪父母休假，進行了紮實、深入、艱苦的4天暗訪。材料報送後，省委書記俞正聲、副書記鄧道坤紛紛作出批示。10月26日，該鎮黨委書記、鎮長分別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同時被就地免職。沙洋縣農村稅費改革全面整改。
2008年7月底到10月，何紅衛校友先後三次專赴監利縣柘木鄉調查了解該鄉違背政策、加重農民負擔等問題，並向湖北省委書記羅清泉等報送材料，引起高度重視。
3、不怕委屈、不怕恐嚇、不怕危險、抵制誘惑
何紅衛說：“為農民說話不僅要經受得住委屈，甚至還要不怕恐嚇和危險。”2000年他報導李昌平後，監利縣就流傳“是因為監利訂農民日報少了，所以何紅衛來搞監利問題”，2002年國慶節，何紅衛回沙洋報導了他的家鄉拾回橋鎮的問題後，沙洋縣又流傳“何紅衛回來，鎮裡不招待他大吃大喝他就搞別人的問題。”2002年十一前到監利縣採訪，縣領導許諾給6000元，還可發行報紙，唯一要求是不給俞書記送材料。2003年到通山、蘄春、武穴等縣市採訪，縣領導的誘惑都是很大的。但後來他還是抵制了誘惑。同時，為農民說話，還要鬥智鬥勇，善於作為，不能趁匹夫之勇。他在監利、仙桃、通城採訪，都有差點被打的經歷（在通城被軟禁6、7個小時），幸虧得到巧妙的化解。
在這種為農民說話精神的支撐下，何紅衛采寫的《一位鄉黨委書記的心裡話》、“英山縣數字造假系列報導”、《監利縣農民朱建華委託省委書記將14年負擔卡獻禮十七大》等3篇作品獲得中國新聞界最高獎--中國新聞獎；十幾篇作品獲全國農民報和湖北新聞獎；每年都有幾篇報導被中央和省領導批示。
所獲榮譽
1、3篇作品獲得中國新聞界最高獎——中國新聞獎。
2、20多篇作品獲全國農民報和湖北新聞獎。
3、1998年獲全省抗洪救災宣傳先進個人。
4、1999年9月，以全票當選首屆“全國農民報系統十佳新聞工作者”之首。
5、1998年至2010年，連年榮獲《農民日報》“十佳職工”或“十佳新聞采編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