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與成長背景
何斯德（Dixon Edward Hoste）於1861年7月23日出生在英格蘭的布萊頓郡（Brighton, England），是皇家炮隊將軍之子。其父母都是信仰虔誠、敬畏神的基督徒，因此何斯德從小在一個家教嚴格、勤讀聖經，且充滿愛的家庭中長大。他的母親對聖經的知識非常廣博而深邃，而且她具有傑出的教導上的恩賜。她深信神對世人的愛是藉著耶穌基督彰顯出來的，注重人的悔改、信心，以及對神所託付的工作的忠心。父母的言傳身教深深影響並培養了孩子們對普世宣教的興趣，以及對宣教事業的愛與支持。
孩提時代的何斯德性格比較孤僻，其童年生活如他後來對朋友們所描述的“沒有喜樂，一點都沒有”。他沒有親密的朋友，不善辭令。長大後他進入克利夫頓學院（Clifton College）讀書，在各門功課上成績優異，希臘文尤為突出，因為他在9歲時就可以閱讀希臘文了。在一位老師的引導下，他深深愛上了英國詩歌，特別喜愛莎士比亞的作品。以至於60年之後他仍然能夠大段背誦莎士比亞長詩。中學時期，他性格仍然十分內向，雖然可以與同學們相處在一起，但他總是形影相弔，與人保持著一定的距離。
中學畢業後，17歲的何斯德考入沃爾維奇皇家軍事學院（Royal Military Academy at Woolwich）讀書，從那裡他學會了服從、軍姿和紀律嚴謹的生活；在與人交往中也學會了如何去理解和帶領別人。18歲時，他成為一名炮兵中尉，在他父親所部的一個皇家炮兵團服役。這一時期，他雖然有時在母親的督促下不得不去參加一些教會活動，但平日裡卻過著一種與基督教信仰毫不相關的生活。
悔改歸主，蒙召成為傳教士
何斯德的哥哥威廉是三一學院的畢業生，在信仰上認真而熱誠。他因美國著名布道家慕迪（Dwight L. Moody）的講道而靈性得到復興，變得熱心愛主，因此他也很希望弟弟得著同樣的經歷，而何斯德當時正為著升遷和前途而努力。1879年冬天，兄弟倆同時回家度假，慕迪的布道團剛好從劍橋、牛津來到布萊頓。威廉覺得這是個十分難得的好機會，就力促弟弟與他同去參加布道會。慕迪強有力的信息使何斯德的生命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使他認識到自己的罪，以及那將來為悖逆不信之人所預備的永遠的憤怒。雖然慕迪的信息深深打動了他的心，但他一直不肯放棄自己，直到最後一天，當他跪倒在地，完全降伏於基督之時，上帝赦罪和愛的大能完全征服了他，他的心頓時被莫大的喜樂所充滿。
悔改歸主後，何斯德開始如饑似渴地讀聖經，就好像這個世界上只有這一本書一樣。這種生命的改變也讓他認識到，向別人分享因信耶穌基督而得救的福音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事情都更為重要。日後他寫道：“如果這福音是真實的，並且我實在知道這是真實的，因為它徹底改變了我的生命。那么我就要讓所有的尚未認識基督的人來認識他。現在世界上還有許多的人從來沒有聽過福音，我們的主願意世人都聽到這福音，因為他曾這樣說過。所以為這緣故，我要奉獻我的一生”（Thompson, 21）。他內心裏面似乎有一股力量在推動著他，要他為宣教事業奉獻自己的一生。於是他決定退伍到海外去傳福音。當他將這個決定告訴父親時，原以為父親定能體諒並支持他，沒想到父親竟一口否決，還嚴厲地教訓了他一頓，認為他只是初信，靈命尚淺，是在感情用事，待這股熱情消逝之後，恐怕追悔莫及。何斯德雖然年輕，但畢竟是個軍人，知道父親嚴辭相勸，必定有其智慧，故順服下來。當假期結束回到炮兵隊後，他第一件事就是向指揮官報告自己在慕迪布道會中決志信主，並要一生事奉基督的心愿。此後，神在劍橋基督徒學生中掀起的海外宣教熱潮深深影響了他，使他的心愿更加堅定。受洗後，他將自我放縱看為犯罪，就毅然決然地戒掉了抽菸習慣。
在不長時間內，何斯德結識了更多的基督徒朋友，其中有一位是劍橋大學的學生名叫章必成（Montagu Beauchamp，“劍橋七傑”之一），他向何斯德推薦了中華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的出版物。當他看到戴德生（Hudson Taylor）和內地會傳教士單純地仰賴神的供應，他們與中國人民緊密的認同感，為了把福音傳給中國人，寧願把文化習俗上的不同看作次要的事，以及他們為了傳福音給中國人的那種犧牲精神等，都深深地打動了他。1883年春天，正當何斯德認真思考是否獻身宣教之時，他又讀到有關戴德生和內地會的訊息，其中的一段話：“中國三億八千五百萬人民在死蔭幽谷中，沒有機會接觸福音。……面對成群走向滅亡的人，你能袖手旁觀嗎？”使他的內心大受震動，於是寫下：“中國人屬靈的需要開始成為我的負擔。”接著在5月間，何斯德亦收到父親的來信，申明如果何斯德清楚神的呼召，當真決定去海外傳道，父親不會攔阻。何斯德既得父親的允諾，便認定這是上帝給他的清楚印證，於是就毅然寫信給內地會，求見戴德生。1883年8月初，何斯德如願見到了戴德生。然而，戴德生也在他的熱心上澆了些冷水，嚴肅告訴他一個內地會傳教士要能夠忍受一切都艱難與患難。但何斯德並沒有被嚇倒而畏縮不前，在回家的路上，何斯德心靈深處要奔赴中國宣教的渴望更加強烈。
何斯德雖然渴望成為一個傳教士，但他擔心自己不配得到這樣偉大的呼召。最後他克服了一切疑懼心理，於1884年2月正式申請加入內地會。戴德生很快就安排他在慕迪的布道大會上，幫助那些慕道者認識耶穌基督，以便在宣教事工上積累些經驗。何斯德在繼續查經聚會和禱告會的同時，也刻意在自我否定和自我約束方面操練、預備自己。雖然他在接受面談時，因為天生的羞怯以至於說話的聲音都有些怪，但他美好的靈性是真誠無疑的，深深地感動了與他面談的人。
1885年，何斯德與其他6位劍橋畢業生一起——即以“劍橋七傑”聞名於世的一行七人——接受中國內地會的差遣，搭船啟程，奔赴遙遠的中國宣教。“劍橋七傑”中，唯有他一人不是劍橋大學的學生，但因其住在劍橋市內，故被列為“劍橋七傑”之一。他們為傳揚福音，寧願放棄前途無量的前程之舉，感動了千千萬萬的英國人，故在他們踏上宣教征途之後，英國有成千上萬的基督徒在為他們禱告，做他們的後盾。何斯德當時沒有想到，他這一去就在中國生活、宣教60年；更想不到的是他後來竟接替戴德生成為中國內地會的負責人。
早期在華宣教生涯
抵華後，何斯德和司安仁（Stanley Smith）、蓋士利（W. W. Cassels）三人在宣教老兵鮑康寧（F. W. Baller）的帶領下前往山西，在那裡由於一位大有能力的中國傳道人席勝魔的工作，宣教事工蓬勃發展。在山西平陽工作一段時間後，何斯德與另一位年輕傳教士基先生（Mr. Key） 奉派隨一張姓中國傳道人到距離平陽50英里遠的一個小城，在那裡苦學中文。一到晚上，他們就在屋前小院裡聚集，當好奇的當地百姓聚攏來時，那位中國傳道人就向他們傳福音。每天下午時間，他們就一起出去分發福音單張。當他們的中文水平提高之後，就向所有願意聽的人傳講福音。
就在這段時間裡，何斯德內心的衝突奪去了他的喜樂。因為他對自己的罪一直很敏感，所以他非常渴望能夠從自私，自我中心裏面解脫出來。為此他經常苦待自己，禁食禱告，以至於使自己的健康受到損害。後來當他讀到馬丁路德的《加拉太書注釋》時，才醒悟到，他只要因信就可以得到神的恩典。由此他確知他只要看“老我”是死的，這“新我”就可以在基督耶穌里向神活著。這新的看見給他帶來極大的喜樂。有一天，因為受到一個中國人的慢待，使他感到非常沮喪。但“當我離開這個城市時，那首讚美詩‘耶穌，我愛你，因我知你屬我’像來自天上甜美的聲音臨到我的內心。當我沉浸在神的同在時，我覺得在與神親密的團契與交通里我得蒙何等大的福氣，那是無法測度的。” (Thompson 48)
如何斯德所述，他渴望“常在基督里，這樣神對中國人的愛才能藉我這必朽壞的身體表達出來”（Thompson, 47）。此後他儘可能地與中國人生活在一起，使自己成為他們中間的一員，他也經常和那位中國傳道人在當地一家飲食店裡用飯。這種生活使他的健康受到損害，也使他的情緒大受影響，迫使他返回平陽宣教站。在那裡他繼續努力學習語言，但他從不忽略禱告和宣教工作，在他內心深處總有一種力量，催促著他與中國人分享福音。
山西洪洞與席勝魔同工
1886年，戴德生到山西視察內地會以及席勝魔在晉南的宣教工作。席勝魔無疑是上帝在中國人中間興起的一位教會領袖，戴德生親自按立他做牧師，同時還按立了好幾位長老和執事。內地會傳教士司安仁繼續作為席牧師的助手與他同工，不久他又請何斯德留下來與他們一起事奉。他們一起去過許多地方布道和探訪信徒，所到之地，都有不少人因著他們的事工而加入教會，於是他們就更多地教導他們聖經真理。他們在洪洞的住所向所有來訪者敞開，來訪者中間有些人是出於好奇，前來觀看外國人；有些人則是為了從他們學習些新東西。
1887年，司安仁轉往另一個城市事奉，留下何斯德一個人與席勝魔牧師同工。當時席牧師正面臨著巨大的危機，因為不少他所信任的同工起而反對他，分裂教會，並且幾乎毀掉他戒菸局（天招局）的工作。在此關頭，何斯德知道他必須要贏得這位中國同工的信任。“在其人生中最大的試煉中，席勝魔發現這位年輕尚歷練無多的英國人是一位大有信心、從不想指使人，而且隨時樂意提供幫助的人” (Thompson 59)。
何斯德堅信中國教會要成長，就必須要有中國本土的教會領袖，並使中國教會本色化。和這樣一位主觀意志很強，性格剛烈的人同工對何斯德來說，實在是對他忍耐力的考驗，但他始終不渝地幫助席勝魔發揮出他最大的潛力。作為一個英國基督徒，他深知自己多年來從基督教訓中受益無窮，也覺得自己有責任將聖經真理傳輸給席勝魔，儘管他也從席牧師身上學到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以及如何去處理好人際關係。
席勝魔與何斯德都深知，他們必須要依賴上帝，人心才能夠得到改變。所以每當遇到衝突和困難時，他們都肯花上許多時間禱告。每當逼迫臨到教會和信徒時，他們寧肯要求信徒們去操練信心，仰望神，也不去尋求政府或條約的保護。他們也不輕信一個新信徒，或者很快就打發他們出去傳福音，而寧願等候上帝親自使他們在信、望、愛上長大成熟之後才這樣做。
在洪洞的那幾年裡，何斯德不僅親歷了洪洞教會的增長，也見證了未來教會領袖的成長。與富有口才的司安仁以及具有領袖風範的席勝魔相比，何斯德還要克服自己的自卑心理，因為他天性比較內向，不善辭令，而且沒有演講和講道的恩賜，以至於他有時懷疑自已是否應該來中國。但最後他還是意識到他太看重自己過於看重基督。當他把自己的目光轉向基督時，就清楚地看見基督以往對他的帶領，也看到基督正是藉著他的軟弱來工作，來彰顯他的能力。他具有非凡的交友能力，不管別人如何待他，哪怕別人批評他，他仍然與人為善，致力於和睦。他靈性上越成熟，他的信仰與生活就越趨於平衡。
婚姻、回國述職，以及新的責任
1890年，何斯德愛上了同在山西宣教的英國女傳教士海幗德（Gertrude Broomhall）。海幗德是海班明（Benjamin Broomhall）和賀美（Amelia H. Taylor，戴德生之妹）的女兒。當何斯德向她求婚時，她的身體非常不好，以至於不得不回到英國去治病，因此她拒絕了何斯德的求婚，為此雙方都很傷痛。直到1893年，海幗德恢復健康重返中國之後，他們才正式訂婚。不久他們在天津結婚，隨即一起前往洪洞宣教。
儘管海幗德的身體不夠好，且時常生病，但她對生性內向的何斯德卻是一個非常得力的幫手。何斯德也非常珍惜他們經常在一起長時間禱告的親密相交的生活。不久，何斯德被任命為內地會晉南地區的總監，因此他常去上海內地會總部參加開會。直到這時，何斯德的聰慧睿智，堅持原則，言簡意賅等長處才開始顯露出來。
因長期勞累，何斯德的身體大受虧損，1896年，他不得不回到英國休假。因妻子幗德在中國工作尚未滿期，故不能與他一起返英，只好自己帶著幼子留在中國，好在有她的弟弟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陪伴、照顧她們。在英國一晃數月過去，何斯德身體仍未好轉，戴德生安排他去澳大利亞再多休養一段時間，這次妻兒得以和他同去。待痊癒後，何斯德被派往河南省擔任總監。
何斯德不像某些被委以重任的年輕人那樣，新官上任三把火。雖然他沒有馬上給河南的宣教工作帶來急劇的變化，但“他的影響卻越來越被人感覺到，不是因為他做了什麼，乃是因為他是個什麼人” (Thompson 86)。他的一位親密同工如此寫道：“他留給我和其他傳教士最為深刻的印象是他的禱告生活和智慧的勸導。他站在中國人的觀點上來看待中國同工以及他們所做的工作。在宣教工作上他強調原則，從實際出發，主張過簡樸生活，為基督的緣故忍受艱難，尊重中國同工。在凡事上他為我們做出好榜樣。他時刻將那許多失喪的靈魂放在自己的心裡，對他來講，宣教就是一切” (Thompson 86-87)。
任職內地會總主任
當義和團運動爆發之時，何斯德身在上海，因為那時戴德生正在瑞士療養，叫他留在上海協助內地會副主任范約翰（John. W. Stevenson）。當許多傳教士和基督徒慘遭殺害的訊息不斷傳入戴德生的耳中時，戴德生意識到時候到了，應該任命一個人來接替他做內地會的總主任。於是他寫信給何斯德和范約翰，告知他的想法和選擇——讓何斯德來接替他的位置。剛開始何斯德覺得自己不配，拒不接受。但後來他相信這是上帝的旨意時，就懷著敬畏和感恩的心領受了。
在接下來的35年裡，何斯德帶領內地會經歷了巨變和挑戰。義和團之亂過後，何斯德和內地會決心效法耶穌基督的溫柔與包容，特別是他看到西方列強的士兵對無辜的中國人民所犯下的種種暴行後，決定內地會拒不接受戰敗後的中國政府對內地會在義和團之亂中生命和財產的損失所付的賠款。何斯德的眼光超越了庚子年間的巨大災難，當這些過去後，何斯德看到了一個新的、改變中的中國為宣教提供了一個偉大的契機，而且他抓住了這個契機。他要在中國教會原有的堅實基礎上，帶向新的深度與擴展。
1905年戴德生去世後，許多人認為內地會可能會垮掉，但在何斯德堅定的、以祈禱和智慧的治理之下，很快就贏回了廣大傳教士、支持者，以及其他差會領袖們的自信心。庚子事變後，許多人從他在各種大會上宣講的聖經信息中，靈命得到了更新，帶著信心回到宣教工場上去。還有許多人是從他寫給個人和宣教機構的信件中得到激勵。
作為一個好男兒
何斯德每天都是以數小時禱告，然後是崇拜為開始。據說他經常與神摔跤，與黑暗的權勢做不懈的鬥爭，直到他清楚知道神已經垂聽他的禱告為止。當內地會擁有1200多成員時，他認識每一個人，能夠叫出每一個人的名字。他經常在禱告中提名為每一個人禱告；他每做一個決定之前，都要長時間等候在神的面前，尋求神的引領，而且他總是認真地傾聽那些真正了解情況的人的意見。
雖然何斯德性格內向，甚至有時顯得孤僻，但他很愛孩子，特別愛那些小女孩兒。另一方面，他總是把神國的工作放在第一位，因此當他擔任總主任那些年間，很少有時間和家人們在一起。為工作之故他經常出差，遠離家庭，即便在上海他的心思和注意力也總是專注在總主任的責任上面。他的一個兒子甚至說，他在成長過程中是把爸爸作為一個朋友來認識的。
在個人生活上，何斯德對自己非常嚴苛，從不耽於任何享樂，雖然他很喜歡甜食，但也只是招待客人茶點時淺嘗輒止。他時常會收到別人給他的金錢奉獻，但他很少為自己或為自己的家庭所用，總是慷慨地送給其他有需要的人。他對己之嚴苛與他對別人的關愛形成鮮明的對比。特別是那些內地會傳教士每遇到難處時，總會從他那裡得到同情與安慰。
何斯德閱讀廣泛，時刻關注地方與世界各地新聞。儘管他貌似嚴厲，實際上他卻是一個極具幽默感，愛與人開玩笑的人。人們知道他的幽默像知道他的禱告生活一樣多。同時，何斯德始終保持著他的宣教熱情，不管去哪裡——無論是去上海繁華街區，還是去鄉村或週遊世界——他總是隨身帶一些福音單張，一感覺到神的帶領，就以一顆禱告的心，將這些單張遞送給他所遇到的人，同時還傾一傾頭上的帽子向人致以親切之意。
何斯德和他的太太身體都不好，事實上他太太有多年害病在家，但何斯德總是充滿深情地鼓勵安慰她。隨其年事愈高，何斯德無論在大小事情上對上帝的依賴也愈強。他常說：“讓福音進入到你內心深處，接受它，相信它。切莫以為靠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解決事情。” (Thompson, 131)
作為一位領袖
早在何斯德與席勝魔共事，以及擔任河南內地會總監時，他就是以禱告、傾聽、榜樣和智慧勸勉之言等，行使帶領之責。從他為《億萬華民》（China’s Millions）所寫的信函和文章中可以看出，他是一個以忍耐和謙卑忠心追隨耶穌基督腳蹤的人。他經常不斷地提醒傳教士，他們的角色不是統治中國基督徒，而是服務他們。無論遇到多少反對和攻擊，都要回以仁慈、自省和禱告，仰賴上帝去作工。自我否定應該成為那些聲稱自己是基督的門徒，特別要成為那些在異國他鄉做神使者的人的標誌。在他擔任內地會總主任最初幾年間，他就看到在中國各地的西方傳教士，幾乎對各地的教會包辦一切，因此他決定今後工作的重點要著力培訓中國本地傳道人和教會領袖，裝備好他們，以便將來付起傳福音的責任。
後來，由於1926-1927的“反基督教運動”造成大批的西方傳教士撤退到沿海城市，因此作為席勝魔助手的何斯德，未能有機會實施他的這些主張：如中國教會必須要由中國基督徒擔任領袖，西方傳教士只是作為顧問、教練或老師從旁協助，並且作為傳道人，把福音傳向更遠的地方。1929年大蕭條時期，何斯德與其同仁大膽呼招200多位宣教工人到中國去，不是作為牧師牧會，而是作為傳教士，把福音傳到那些福音未至之地，如新疆和西藏廣大地區。在“奮進運動”中，他們更把福音工作的重點放在中國的少數民族，特別是大西南的少數民族身上。
何斯德是一個嚴格持守聖經信仰的基督徒，他領導著內地會眾同仁堅決反對那些“普世得救論”等新神學觀點。在強調中國教會合一的大環境下，何斯德曾帶領內地會加入1922年新成立的“中國基督教協進會”，但當新神學派在其中明顯占有領導地位時，他決不能容忍內地會向來所堅持的福音派和保守派的神學與他們相妥協，於是在1926年他率領內地會退出了中國基督教協進會。隨後內地會和其他保守派別一起組成了“聖經協會”，他自己也成為該會上海委員會的成員，並且盡最大努力反對那些更為尖銳的聲音。在他看來，那些自由派企圖除掉聖經中那些超自然的因素，以詆毀基督教信仰。他的一篇論文“我為什麼要加入中國聖經協會”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最後年月
1935年，何斯德卸掉內地會總主任職務，由唐進賢牧師（Rev. George. W. Gibb）接任。何斯德和太太幗德退休後住在上海內地會公寓內，這樣他們可以不至於置身人事之外。他們的一個兒子、兒媳以及他們的小女兒的到來，給何斯德夫婦的晚年帶來很大的喜樂。
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何斯德和其他美國人在日軍占領下的中國一下子成了“敵國僑民”，所有傳教士皆被關入條件惡劣、擁擠不堪的拘留營。這個時候的何斯德已經嚴重失憶，但他仍然安靜鎮定。愛妻幗德在戰爭結束前先他而離世。戰後，何斯德才得以獲釋回國。他人生的最後幾年是在倫敦一家養老院內度過的。1946年5月，何斯德安然回歸天家，享年85歲，是“劍橋七傑”中最為長壽的一位。他最後的遺言是：“每當想起耶穌我就會哭泣，與耶穌相見，那將是最為蒙福的會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