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似水流年四十載》由智慧財產權出版社出版。
作者簡介
賈雲江，1943年生於山西省左權縣。1965年入黨。1967年黑龍江商學院畢業，分配黑龍江建設兵團工作。1978年任黑龍江商學院講師、系副主任。1985年任職哈爾濱社會科學院，先後任研究員、副院長、院長、黨組書記，2003年退休。2010年隨妻子落戶上海定居。作者長期從事商業經濟、城市經濟和區域發展理論研究。主持、完成多項有關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的重大課題，主編《哈爾濱年鑑》、《哈爾濱研究》叢書等，撰寫“當代中國城市發展叢書”《哈爾濱·歷史篇》。
圖書目錄
匍匐在羽翼下無憂無慮的日子
1943年出生
戰禍加天災，“俺孩兒不該這個時候來到世上”。 /3
1944～1948年兒時（五歲以前）
直到三歲我才會叫“娘”，可兩歲就有文章見諸報端。 /11
1949年六歲
娘帶著我和弟弟坐著驢拉板車不知走了多久，才走出大山。 /13
1950年七歲
因說話“土”，許多規矩和禮數也不懂，一開口就招人笑。 /17
1951年八歲
一場惡作劇在老師的引導下變成了有意義的課外活動。 /20
並不情願地徜徉在知識的海洋
1952年九歲
因為學習蘇聯經驗，我轉學時被降了一級。 /25
1953年十歲
冬季寒冷而漫長，課間打雪仗常常玩得滿頭大汗。 /30
1954年十一歲
鐵路圖書館成了我們假期的精神樂園。 /34
1955年十二歲
學習寫周記，養成記錄活動的習慣。 /38
1956年十三歲
擔任兒童鐵路小員工，受到國際友人的稱讚。 /42
1957年十四歲
跟老師學習一筆畫出中國地圖輪廓的“絕活”。 /48
天下者我們的天下，捨我其誰
1958年十五歲。
寧可十天不睡覺也要煉出鐵來。 /55
1959年十六歲
共產主義即將到來的喜訊讓人亢奮，一向積極的媽媽卻在“共產”問題上落伍了。 /60
1960年十七歲
我成為“教育大躍進”和拔苗助長試驗的犧牲品。 /66
1961年十八歲
科技校苦撐到8月末被迫下馬，我回高中成了插班生。 /73
1962年十九歲
實施俄語“追趕”、“縮距”戰略，連晚上睡覺說夢話都在背單詞。 /80
1963年二十歲
俄語高考我只得了二十幾分，最後被錄取到黑龍江商學院。 /85
1964年二十一歲
我的初戀不是浪漫的，而是壓抑的、“地下式”的。 /94
1965年二十二歲
下鄉參加“四清”，經受鍛鍊和考驗，光榮入黨。 /103
狂熱與厄運降臨，體味人間冷暖
1966年二十三歲
組織長征隊從北京徒步南下，目標是韶山。 /113
1967年二十四歲
我成了班裡“最大走資派”，黨票被燒，私人日記和信件被肆意摘抄印成小冊子並組織批判。 /128
1968年二十五歲
父親關進“牛棚”，只給生活費，家也被逐出哈爾濱。 /145
1969年二十六歲
我成了“可教育好的子女”，解放軍按政策辦事，同意我按期轉正。 /157
1970年二十七歲
庚戌年春節是我家“文革’’以來的頭一次團圓，五口人擠在四五平方米的小屋子裡。 /167
邊疆草根歲月給我溫暖和營養
1971年二十八歲
踏上火車已是除夕夜，餃子是在餐車上與乘務員們一起吃的。 /177
1972年二十九歲
收到父親“文革”以來的第一封信。信很短，只說家已搬回哈市，一切尚好。勿念。 /186
1973年三十歲
我和小周剛開始戀愛，就傳來大學招生訊息，她毅然“棄滬報哈”，如此深明大義和通情達理令人感動。 /200
1974年三十一歲
玲珍赴哈讀書，約定半月一信，把“別恨三年”當做“鴻雁傳書”式的戀愛。 /207
1975年三十二歲
蹲點一年，深為理論和實踐以及政策上的矛盾所困惑。 /214
1976年三十三歲
特殊時期的“革命化婚禮”，第一項：為毛主席逝世默哀。 /224
1977年三十四歲
上蒼這么快就給了我們一個女兒，我倆喜出望外又手足無措。 /234
在科學的春天裡成長
1978年三十五歲
告別北大荒，走上大學講壇。 /245
1979年三十六歲
我在緊張和興奮中上了第一堂課，玲珍又給我生了一個兒子。 /255
1980年三十七歲
父親因“文革”之禍而得“福”：“老反革命”變成“老紅軍”。 /262
1981年三十八歲
薩蒙教授上課，在市場面前我們還是小學生。 /269
1982年三十九歲
擁擠熱鬧的走廊：“筒子間”里的苦與樂。 /273
1983年四十歲
系裡組成新班子，提拔我任黨總支副書記。 /281
1984年四十一歲
我被抽調到院黨辦，參與領導班子整風工作。 /286
1985年四十二歲
哈爾濱實施新政，我有幸被選中，榮任社科所副所長、黨組書記。責任大，擔子重。 /295
序言
人生苦短，歲月如梭，人們無奈於光陰瞬逝，千方百計想抓住點東西。重讀自己五十餘年間形成的日記，發現在平淡的生活碎片裡，多少還是有些有意義的瞬間。許多逝去的人與事，或許早被人們忘記了，模糊了，但依然存在於日記的文字里。日記作為一種親身經歷的現場實錄，多是耳聞目睹、原汁原味的東西，它是在不經意間記述普羅大眾、個人瑣事家事過程中形成的浩繁文字，從中淘得一些值得紀念或記憶的東西，相對來說，比事後回憶或其他記載的可信度要高，因而更顯彌足珍貴。
現在人們意識到並常常惋惜許多被拆遷的蕩然無存的歷史遺蹟，卻很少關注同樣也在飛速消失的民眾生活、內心體驗、個人在不同政治生態下的思想心路變化。本書以多年日記為基礎，逐年記述個人成長變化。一年一年是怎么走過來的，遇到些什麼事，好事不多說了，辦過哪些蠢事、錯事、荒唐事，可能早就不記得了，但在日記文字裡面可以找到。況且與我這一輩子相生相伴的是社會大動盪、大變革，這也使我不可避免地經歷跌宕起伏，“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既有陽光燦爛的日子，也歷經了坎坷磨難，而這些都是成長過程中不可或缺、十分寶貴的。
當然，我的日記囿於個人視野範圍、思想認識上的片面、局限，不同成長階段的文化積澱和閱歷不同，對人生世態、生活看法本身存有不同偏好和追求，其中少不了膚淺和缺憾。好在依據日記所記錄的生活，儘可能地保存了當初那種鮮活的樣子，具有時代印記，文字雖然粗糙些，一般也不便改動，其他問題就不苛求了。
回想我寫日記原本是朦朦朧朧、無意識的，如同孩子塗鴉，甚至只是為了完成老師布置的作業。最初從寫“周記”開始，後來寫“活動日記”，一步步演變成寫日記，並漸成習慣。未想一下就是半個多世紀，而且時間越長越捨不得放下，即便在“文革”那樣的極端形勢下也不肯停筆。 鬧“文革”時我還是個在讀的大三學生。運動初起，我也曾盲目地造這個人的反，給那個人貼大字報，自以為很革命。後很快就因所謂站錯隊，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帽子，家被抄，日記作為“反動罪證”，被肆意摘抄，無限上綱，甚至不惜工本油印成冊到處散發，組織批判，不知道的人還以為這是何方神聖會享受如此“待遇”。日記本來是自己寫給自己看的東西，被折騰出來煞有介事地批判，甚至準備像批劉那樣搞成系列。這是我的日記第一次“面世”，為的是“口誅筆伐”。如今寫“年記”，借用了日記的大量材料，勾勒出隨著歲月流逝和生活經歷，個人的思想脈絡，剖析心路歷程和人生軌跡。
本書之所以以“年記”方式編排，是受到日記大師、出版界首屆韜奮出版獎獲得者皇甫束玉老先生的啟發和指教。皇甫老先生還在他95歲高齡時揮毫為本書題寫書名，令晚輩感激涕零。我曾長期任職的哈爾濱社會科學院鮑海春院長對本書醞釀、寫作特別關注，給予許多指導和幫助。
我今年也已70歲，生於災難深重的舊中國，有幸目睹並親身參與了新中國建立到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如今又看到了13億中國人為實現民族振興所開啟的逐夢征程。我想通過自己幾十年的實地實時記述，以一個人在少年、青年、成年時期的不同視角和認知能力，觀察和印證大變革漩渦中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的變化，以反映歷史脈動中的社會生活和文化變遷，並在敘事之餘給學界提供可資研究的個案或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