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員表
| 角色 | 演員 |
| Himself | Michael Bortin |
| Himself | Timothy Findley |
| Himself | Russell Little |
| Herself(archive footage) | Patricia Hearst |
劇情介紹
《Guerrilla（游擊隊）: The Taking of Patty Hearst》（2004）。這裡所說的“游擊隊”，並非拾垃圾或乞討大軍，而是荷槍實彈與政府對壘的真正的“游擊隊”（Guerrilla），且不在山間，轉戰都市。這個革命激進組織，名“SLA” (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共生解放軍) ，產生於1960到1970年代間美國反越戰運動和民權運動，靈感來自共產政權和南美革命（古巴/卡斯楚，智利/阿連德——儘管被美國支持的皮諾切特勢力殺害，還有一代青年的偶像：切·格瓦拉），立足加州灣區——伯克利和舊金山，成員有不甘被壓迫的黑人，前越戰老兵和激進的來自中產階級家庭的大學學生，他們同情窮人和弱勢群體，主張為他們爭取權利；但也因主張暴力革命而有過激行為，大量購買武器，製造炸彈，殺過兩人（一位黑人校長和一位白人家庭主婦），搶過幾家銀行。當時的首領，是越獄的黑人Donald DeFreeze。
SLA最驚人之舉，是於1974年2月，綁架了當時19歲的Patty Hearst，美國最富有和最有權勢的家族之一、報業大亨William Randolph Hearst的孫女。Patty當時被軟禁在舊金山大學附近金門大街1827號6號公寓裡，不時聲音平靜地向父母報個平安，加州優裕女子特有的懶洋洋的聲調，如18歲時的索非亞·科波拉。SLA曾迫使她父母捐數百萬美元的食品分給窮人，百姓歡欣鼓舞。不過後來出現哄搶狀況，警察出面乾預，並有暴力和逮捕場景。媒體圍追堵截，安營紮寨在Patty父母家門口，面色沉鬱的老夫婦，和鬍鬚遮住嘴唇（1970年代流行樣式）的未婚夫，不斷出來開新聞發布會。
伯克利的游擊隊兩個月後，事件發生戲劇性變化。Patty宣稱支持SLA，與自己出身的布爾喬亞（bourgeois）家庭和階級決裂，與SLA組織一成員墮入愛河（稱他為”the most beautiful man I ever know”），改名Tania——以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女朋友命名。SLA的宣傳單上，是Patty頭戴貝雷帽，手執卡賓槍的英姿，面容清瘦，神情堅毅（或茫然？難以捉摸。）她身後，是SLA的標誌畫面，盤踞的七頭響尾蛇。資產階級美女與無產階級暴力革命。奇異的畫面，也許成為一代革命青年的偶像。在SLA搶劫某家銀行的黑白錄像帶里，人們看到久違的Patty，瘦削，黑衣黑髮，手拿卡賓槍，心神不寧地環顧左右。
之後不久，SLA 6名主要成名在洛杉磯一所房子裡，與100多名警察發生槍戰。戰鬥以一場大火焚毀房屋結束。眾人選擇與屋同焚——包括Patty的男朋友。Patty與另兩成員不在此處，逃過一劫。
1975年，SLA其餘成員在舊金山被捕，包括Patty。他們被判入獄7、8年不等。後來Patty聲稱自己是被洗腦（brainwashed）的受害者，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人質認同，同情劫持者），並非出於自願參與SLA的活動。當時的總統Jimmy Carter為她減刑，她在獄中22個月後便被釋放。新聞發布會上，她豐腴了些，氣色不錯，了無陰影，微笑著感謝父母，感謝眾人。
1979年，Patty與Bernard Shaw（她的保鏢）結婚。1982年，Patty著書“Every Secret Thing”，記述自己被綁架的經歷，她曾在“一心革命”時呼她的父母為“豬”，在此書的前言又呼她的“戰友”為“瘋子們”。富家美女矯正自己青春失足歲月，革命偶像坍塌。
無論如何，Patty因此綁架事件在某段歷史內頗為出名，一朋克樂隊The Misfits有首歌名“她”，與她有關。2003年，她出演了John Waters電影“A Dirty Shame”。
2004年5月，56歲的SLA成員James Kilgore入獄6年，因1975年搶劫薩克拉門托郊區一銀行時槍殺一家庭主婦Myrna Opsahl（當時在存教堂捐款）。他有經濟學學位，曾是炸彈製造專家，隱姓埋名，逃亡南非20多年，2002年被捕前是南非開普敦大學教授。他在法庭上向那個無辜受害的家庭道歉。另外幾位被捕的SLA成員，之前都隱姓埋名生活，他們為人父母，事業有成，享受著中產階級生活，否認年輕時的革命理想。但他們的臉上，都比普通的中年人多了些滄桑。年近60之年，再次入獄服刑6到8年——這一生，為過激的革命理想付出慘重代價。（2002年，Patty再次受到總統柯林頓寬宥）
與此同時，某個Talk Show中，Patty容光煥發出場，家庭富足、保養良好的中年美婦，滿面春風，說笑過往。
歷史本身充滿反諷意味。年輕人以為自己可以改造社會，讓其更公正平等——一個沒有階級和剝削的烏托邦社會。這理想卻一再偏差，或被利用，或執行不當，釀成悲劇。年長些明白，社會永不可能公正平等。窮人無法改變社會，富人卻可改變自己的命運。
社會發展不是靠“理想”支撐，而是利益制衡和體制保障。但“理想”本身沒有錯。也不能怪罪“馬克思理論”本身。在某些氛圍中，它被極度意識形態化和教條化，被誤解的人們嗤之以鼻；而在另一些環境中，它只是被作為一種哲學、科學或政治學理論（與“存在主義”或“精神分析”沒什麼不同），放在被研究之列（被我們稱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影響了無數西方現代理論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