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盟事變

伊克昭盟所處的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是陝甘寧邊區的北方門戶，同時它又是日本侵略者西進南下的屏障，也是國民黨軍隊大量駐紮的地區之一。因此，成為國、共、日三方激烈爭奪之地。
1937年10月，日本占領綏包以後，進而企圖吞併伊克昭盟，實行軍事、政治雙管齊下的策略。1938年3月21日，偽蒙古聯盟自治政府在包頭設立了“伊克昭盟公署”。
為了保衛伊克昭盟，保衛陝甘寧邊區，1938年5月，中共綏蒙工作委員會遷到伊盟的桃力民，八路軍警備騎兵團經中共中央和陝甘寧邊區黨委批准，由定邊進駐桃力民。中共綏蒙工委在桃力民成立了中共桃力民工委，此外，還在伊盟的各旗縣陸續建立了黨的組織，加強共產黨對伊盟抗日鬥爭的領導。
與此同時，中共綏蒙工委和八路軍騎兵團在伊盟大力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廣泛宣傳、組織、團結、爭取蒙漢各階層人士抗日。工委和騎兵團還積極爭取與國民黨駐軍和蒙族地方武裝開展聯合抗日。
1941年，正當抗日戰爭如火如荼地向前發展的關鍵時刻，而國民黨反動派愈來愈猖狂地付諸實施所奉行的“反共滅蒙”政策，處處壓制伊盟人民的抗日鬥爭。派盟警備總司令陳長捷、二十六師師長何文鼎、騎七師師長朱巨林等，率部3萬多人進駐伊盟。他們圍攻和排擠中共伊盟工委及騎兵三營，企圖建立包圍陝甘寧邊區的北線防共基地。根據中共中央關於避免與國民黨“摩擦”的指示，伊盟工委同騎兵第三營奉命撤回陝甘寧邊區。
陳長捷的守備軍還對蒙古族人民實行殘酷的民族壓迫，守備軍總部向根本不產糧食的牧區強征糧食，甚至搜取蒙古族婦女的頭飾。更為蒙古族各階層無法容忍的是，陳長捷成立“屯墾督辦公署”，宣布開墾牧場30萬畝，在很短的時間內，達拉特旗人民發動4次“獨貴龍”運動。蒙古族人民大規模的反抗鬥爭，已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
1943年2月21日，扎薩克旗保全隊官兵不堪忍受國民黨的統治，殺死了追隨陳長捷主使放墾的國民黨駐伊克昭盟黨務特派員、蒙古民族的敗類白音倉。事發後，陳長捷不顧多方勸阻，向扎薩克旗王府派兵進行鎮壓。扎薩克旗的保全司令鄂其爾巴圖，見敵人已經下手，便決定提前起義。1943年3月26日凌晨，扎薩克旗保全隊官兵400多人兵分3路，向長官公署、綏境蒙政會、國民黨綏蒙黨部等處發起進攻，擊斃國民黨要員2名、扣捕綏蒙黨部特派員等40餘人，搗毀了國民黨黨部和特務電台。
扎薩克旗武裝起義得到了伊克昭盟各界和各旗人民的回響。起義者向國民黨當局提出了反對開墾蒙地、拒絕蒙地駐兵、減輕派購軍糧、按月發給保全隊糧餉等4項要求。鄂托克旗保全隊在阿拉廟一帶集結，侍機行動。4月15日，烏審旗保全隊部分官兵和民眾2000餘人，在大隊長奇金山的領導下也舉起了義旗。
“伊盟事變”爆發後，國民黨當局指令陳長捷、何文鼎以伊克昭盟守備軍騎7師、26師進行鎮壓。3月31日，守備軍兩個團進攻扎薩克旗王府，起義軍民奮勇抵抗。4月1日，國民黨軍隊在大炮掩護下攻占了沙王府，起義隊伍同國民政府委員沙王一起撤離，向烏審旗轉移。5月5日，國民黨軍隊占領了烏審旗王府，形成了對伊克昭盟各旗實行全面軍事鎮壓的局面。
中國共產黨堅決反對和強烈譴責國民黨頑固派屠殺、鎮壓蒙古族人民的罪行，對扎薩克旗、烏審旗的起義軍給予政治上、物質上的熱情幫助。毛澤東同志親自接見了沙王的代表，專門成立了“沙王接待處”，派負責同志把義軍送到安全地帶，使起義隊伍在烏審旗紅柳河以南地區得到妥善安置與保護。中國共產黨從堅持團結、堅持抗日的大局出發，主張和促進“伊盟事變”的和平解決。在軍事鎮壓失敗和全國輿論的壓力下，蔣介石、傅作義不得不同意和平解決。
5月12日，沙王代表起義人員提出和平解決“伊盟事變”的6項要求：陳、何部隊立即撤出伊克昭盟；嚴懲肇事罪魁陳長捷、何文鼎，釋放被捕蒙胞；賠償蒙胞損失，救濟被難蒙胞，撫恤被害蒙胞家屬；保證蒙胞享有自治權、信教自由及保存風俗習慣的權利；保證蒙胞人權，不得任意更換軍政職員和殺害蒙胞；免徵蒙胞土地、駝馬牛羊及糧食。經過4個月的反覆談判，國民黨當局被迫答應將陳長捷撤職、暫緩開墾蒙地和征派糧畜、暫撤駐紮薩克旗王府的軍隊、“宣慰”扎薩克、烏審兩旗。10月初，沙王和起義軍民回到了扎薩克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