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威脅論簡介
自20世紀60、70年代伊斯蘭復興運動興起,尤其是1979年伊朗霍梅尼伊斯蘭革命以來,西方傳媒對伊斯蘭教發生了超乎尋常的興趣,關於伊斯蘭復興運動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報導鋪天蓋地而來,並不斷渲染西方正面臨著伊斯蘭勢力的嚴重威脅。
伊斯蘭威脅論的發展
“伊斯蘭威脅論”的緣起當首推80年代的“連鎖反應論”,該理論盛於伊朗伊斯蘭革命後,其著述多觸發於伊朗革命，諸如美國埃斯波希托編著的《伊斯蘭復興之吶喊》、《伊斯蘭教與政治》；赫萊爾·迪克米堅的《革命的伊斯蘭》；黑塞爾的《阿拉伯世界的伊斯蘭復興》；約翰·多諾胡的《過渡中的伊斯蘭》等著作均屬於這一理論的代表。他們認為當今的伊斯蘭世界危機叢生（諸如精神信仰危機、文化認同危機、政治合法性危機、經濟危機、道德危機），伊斯蘭教駐足的伊斯蘭世界皆是滋生原教旨主義的溫床沃土,伊朗的“霍梅尼現象”只是伊斯蘭激進勢力崛起的一個危險信號。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雨後春筍般地崛起必將在伊斯蘭世界產生“多米諾骨牌”的連鎖效應。
“連鎖反應論”渲染描述的邏輯延伸即“伊斯蘭威脅論”，它強調原教旨主義的崛起是對西方乃至整個世界的巨大威脅，伊斯蘭激進勢力向西方發起了嚴峻的挑戰，西方應保持高度的戒備，“防患於未然”。布熱津斯基在《大失敗:20世紀共產主義的滅亡》和《大失控與大混亂》等書中把伊斯蘭作為西方的異己力量而倍加重視。他指出:“在伊斯蘭世界,比較堅定而一致的宗教傾向正產生一種防禦性觀念,決意排拒西方‘邪惡’影響而努力推動長期休眠的穆斯林文明的振興”。“伊斯蘭教的政治覺醒不僅會引發在北面與殘餘的俄羅斯帝國主義的衝撞,而且也可能在南面與美國的統治抗爭”。法國議員雅克·博梅爾茨聲稱,在蘇聯解體後，“最嚴重的威脅來自伊斯蘭世界”，警告西方要當心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這把“毒辣的弓”。美國學者羅賓·賴特認為西方應付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向一個充滿魔力般力量,長達數百年之久的信仰和文化進行挑戰,將與同共產主義進行挑戰付出同樣高昂的代價”。
冷戰後“伊斯蘭威脅論”登峰之作當屬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他以文明的差異和衝突是客觀存在的,不同文明的衝突將成為冷戰後國際衝突的主戰場為理論立足點,將非西方文明的伊斯蘭文明和儒教文明或者兩者的聯手視為西方最強大的威脅,把伊斯蘭世界視為無視西方“遊戲規則”的力量打入“另冊”,將其作為反西方的力量而送上國際政治的被告席。
冷戰結束後,“伊斯蘭威脅論”已不僅局限於輿論和傳媒的渲染，它已經成為西方戰略思想的依據並影響了西方盟國國際安全機制的構建。西方認為,伊斯蘭意識形態構成了填補中東思想真空的強有力的政治力量,“多種多樣情況各異的伊斯蘭組織統一起來,形成了一個以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為手段的反西方勢力”。更有甚者,有人驚呼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編織的“鐵幕”已經降臨。1992年《英國情報文摘》題為《戰略理論———1992》和《世界七大趨勢》的研究報告,均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作為一支重要的國際政治力量。美國總統柯林頓在拉賓和穆巴拉克訪問美國時專門就原旨主義問題舉行磋商,以圖形成共同對付原教旨主義蔓延的戰略計畫。1992年,美國還專門成立了研究原教旨主義勢力的工作小組,負責向政府提供對付原教旨主義的方案。美國中央情報局還與俄羅斯情治單位聯手合作,共同對付原教旨主義。此外,防範原教旨主義已經納入了1991年制定的北約新戰略。在投資戰略上,世界銀行和西方的跨國公司已把伊斯蘭各國是否有效地遏制原教旨主義勢力作為評估投資環境的重要依據。西方對伊斯蘭世界的恐懼、憂慮和戰略防範主要基於以下依據:
首先,伊斯蘭世界有十多億穆斯林和豐富的自然資源及重要的戰略要地，有強大內聚力的伊斯蘭教的宗教復興和反西方情緒的高漲會直接威脅西方的經濟及戰略利益;其次伊斯蘭,新月地區正成為冷戰後民族衝突和宗教爭端集中的動盪帶,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迅速發展及其國際化不僅直接威脅歐洲側翼,而且對美國冷戰後的世界新秩序提出了挑戰,美國對與穆斯林世界有重要聯繫的阿以衝突、波赫戰爭、納—卡衝突、塔吉克戰亂、阿富汗內戰、索馬里騷亂、盧安達種族衝突、庫德人問題深感棘手;第三,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勢力通過議會鬥爭等合法手段問鼎政權,對許多世俗的親西方政權造成強勁威脅,令西方國家憂心忡忡;第四,原教旨主義的恐怖活動向歐美腑地蔓延,直接威脅西方國家的安全和穩定;第五,冷戰後部分地區伊斯蘭國家政治經濟合作的加強,尤其是蘇丹和伊朗等激進伊斯蘭國家的合作令西方不安。
伊斯蘭威脅論的提出動機
如此看來,“伊斯蘭威脅論”似乎並非空穴來風,但剖開事物的表象深入到本質,自然會發現“伊斯蘭威脅論”意欲何為,它不僅在理論上漏洞很多,更重要的是別有動機：
第一,“伊斯蘭威脅論”是為西方在伊斯蘭世界的霸權存在尋找合理性的理論詮釋。
戰後自喬治·凱南“Ｘ”文章問世,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赤色威脅”便構成了冷戰體制下西方世界聯盟及其世界戰略的理論基礎。冷戰結束後,隨著東西方意識形態之爭式微,為了尋求西方聯盟新的催化物,給西方的霸權存在尋找堂而皇之的依據,將伊斯蘭世界作為無視西方“遊戲規則”的力量打入另冊,視之為反西方的“綠色威脅”便成為西方發動新一輪冷戰的根據。從文明的視角劃分陣營、界定敵友似乎頗有新意,但從亨廷頓被譽為“冷戰後的凱南”這一表象,就不難發現“伊斯蘭威脅論”和冷戰思維的內在聯繫。“伊斯蘭威脅論”是冷戰時期薰陶出來的意識形態情結的特殊表現形式。
第二,“伊斯蘭威脅論”把強大的西方說成是“弱者”,而把本屬弱者的伊斯蘭力量擺在“強者”的位置上,意欲通過角色“置換”和“易位”為西方主宰伊斯蘭世界的霸權戰略尋找法理和道義上的優勢。
伊斯蘭世界的中心在被地緣政治學鼻祖麥金德稱為“世界中心島”的中東,其資源價值及戰略地位自不待言。從拿破崙君臨埃及到近代西方卷土伊斯蘭世界,統一的伊斯蘭世界便不復存在。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之所以具有反西方的深刻政治情感,其外部原因是西方在伊斯蘭世界的霸權存在。原教旨主義作為尋求“救亡圖存”的宗教保守主義和復古主義,其反西方的情結是難以否認的,但西方染指伊斯蘭世界很難說是文明徵服動機的作用,其最直接的目標是對該地區經濟及資源的控制。在冷戰體制下,西方可以蘇聯威脅的存在為藉口直接介入中東。冷戰結束後,這一地區並不平靜,中亞、高加索、巴爾幹、北非、南亞地區的熱點問題層出不窮,政治穩定係數更趨弱化,“西方大國一旦失去當面之敵,便陷入了道義理念上的師出無名,在現實政治中不便操作的困境之中”。儘管科伊戰爭曾一度為美國大軍直揮中東提供了可靠的道義理由,但這種理由只能是一種暫時存在。為了尋求西方戰略存在的持久的合法性基礎,牽強附會地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推上被告席則成為一種邏輯必然。“文明衝突論”力圖通過文明的衝突使西方重新找到當面之敵,並將激起整個非西方世界的被動反應。
第三,近代以來,伊斯蘭世界作為統一政治經濟實體的不復存在和內部矛盾的客觀現實,決定了伊斯蘭國家難以作為與西方相匹敵的力量而威脅西方。
在歷史上,以伊斯蘭教為旗幟的阿拉伯帝國曾在與基督教文明的多次交惡中給西方以重創。但隨著阿拉伯帝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莫臥兒王朝、波斯帝國的覆滅,在廣袤的伊斯蘭世界恐難以找到與西方匹敵的真正力量。伊斯蘭教本身也在歷史中逐步演化成具有不同語言、種族、文化、習俗的多元文化板塊。戰後以來,伊斯蘭各國呈現出了多元化的發展趨勢,民族主義、伊斯蘭復興主義及原教旨主義,都已無法憑藉文化傳統把分崩離析的伊斯蘭世界聚合成統一的政治實體。即使西方學者也認為,今天伊斯蘭世界僅僅是一個“以共同文化、共同宗教、共同歷史、共同意識和共同命運聯結而成的國家聯合體,但並非是一個統一的共同政治實體”【2】。布熱津斯基承認:“對伊斯蘭世界的神權政治和原教旨主義傾向,西方國家有所懼怕是可以理解的———但又常常予以過份的詆毀”。伊斯蘭國家“有許多相同的願望和憤恨(特別是對西方的憤恨),但它……缺乏任何真正的政治或經濟聚合力”。此外,在伊斯蘭世界內部,爭奪伊斯蘭世界領導權的鬥爭、教派鬥爭、邊界矛盾、資源之爭、歷史積怨等因素使伊斯蘭世界內部矛盾重重,難以統一的姿態發揮作用。伊斯蘭世界絕不是鐵板一塊,經濟利益、政治權力、地緣因素的重要性都遠在同源文明之上。西方同沙特、科威特、巴基斯坦等國家的親善,對伊朗、伊拉克、蘇丹、利比亞等國家的仇視本身就說明了西方對伊斯蘭國家也並非以“文明的差異”為尺度而採取劃一的態度。諸多的事實表明,一切宗教和文明的差異都服從了民族國家經濟及戰略利益的需要。伊斯蘭世界部分國家的區域集團化趨勢是存在的,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經濟發展需要而形成的,同源文明僅僅作為一種文化媒介起輔助作用。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雖有席捲伊斯蘭世界的國際化趨勢,但這種國際化只是覆蓋範圍的國際化,形態各異的原教旨主義組織本身就已矛盾重重,作為統一的政治力量發揮作用的希望實屬渺茫。
第四，“伊斯蘭威脅論”將整個伊斯蘭世界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激進的伊斯蘭勢力等同視之是以偏概全。
原教旨主義作為排拒西方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和精神文化的宗教政治思潮和實踐運動,其現實根源之一就在於伊斯蘭民眾對西方強權政治、文化侵蝕以及引進西方社會模式失敗後對社會混亂強烈不滿的喧泄。對於具有強烈反西方傾向而又與恐怖主義相關的原教旨主義充滿憂慮或許是可以理解的,但把原教旨主義同具有多元文化體系的整個伊斯蘭世界等同視之則顯然有失偏頗。從本質上說,西方對原教旨主義的仇視,並非僅在於原教旨主義對西方社會發展觀的排斥,更深刻的原因在於原教旨主義敢於無視西方強權政治的“遊戲規則”。從文化的角度看,西方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態度也明顯表現出了“強勢文化”的一貫態度,對任何脫離西方化道路的模式橫加指責,並視其為在全球範圍內以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化一統世界的障礙。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作為在對伊斯蘭國家歷史命運進行思考中萌生的社會思潮和實踐運動,其前途如何我無意評說。但戰後以來世界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已充分表明現代化不等於西方化,任何國家都有權利在本民族文化的基礎上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及現代化模式。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充滿了倒退復古的色彩,其前途也甚為渺茫,西方對此憂慮重重併力圖加以遏制,從中足見西方以主勢文化一統世界價值觀的“文化霸權主義”的不甘寂寞。再言之,即使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是一種威脅性力量,其首先威脅的也是伊斯蘭國家的政府。即使原教旨主義把恐怖活動搞到了西方的家門口,西方以大敵來臨、大戰在即來渲染“伊斯蘭威脅論”也是誇大之詞。
第五，從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發展前途看，形成國際大氣候的希望近乎渺茫。
首先，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尚沒有創造出一個對伊斯蘭世界有示範效應的發展模式,海灣各國對伊朗輸出“伊斯蘭革命”的抵制本身,就說明原教旨主義難以作為統一的意識形態聚合伊斯蘭世界;第二,原教旨主義派別林立,矛盾重重,不具備形成大範圍國際聯合機制的條件,難以形成共同對付西方的統一的強大力量;第三,伊斯蘭各國政府尚能採取措施控制、分化和削弱原教旨主義的發展;第四,原教旨主義的政治主張及治國方案與當今世界範圍內的現代化進程和民主化進程相悖,作為一種復古倒退的社會思潮,發展前景渺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