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食品

700億公斤,比上年減少300億公斤(15%)。 糧食大幅度減產,比歉收的1959年又減少265億公斤,僅為1 庫存比1957年減少118億公斤。

廬山會議開展所謂反右傾後,“躍進”要求重新提出,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愈演愈烈,使經濟生活的正常秩序受到更嚴重的破壞。從1959年起,我國農業連續幾年遭受大面積自然災害的襲擊;加上蘇聯撤走專家,停止經濟技術援助的影響,我國經濟陷入了嚴重的困難局面。
三年經濟困難,最明顯的表現是人民日用必需品,特別是食品的嚴重短缺。
糧食緊張早在號稱大豐收的1958年冬季已經露出苗頭。1958年12月7日,國家糧食部黨組的報告指出:當年7月到10月糧食徵購數量減少44億公斤,銷售和出口數量增加26億公斤。許多地區紛紛要求調入糧食。1959年初,糧、棉、油供應均出現了緊張形勢。全國食糧庫存比上年同期減少25億公斤,油料庫存在許多城市只能供應幾天、十幾天。為此不得不減少農村銷售量以保證城市供應。同年4、5月間,城鄉糧食銷量繼續增加(比上一年度多銷90億公斤)。糧食庫存在4月中旬已較上年同期減少33億公斤。食用油也出現了四處告急的嚴重情況。“國家無法面面兼顧,大有顧此失彼之勢”。195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採取非常措施解決當前食油供應問題的緊急指示》,決定5月至9月除個別地區外,停止對農村供應食油。6月底,全國糧食庫存已減少到難以周轉的地步,小麥登場後仍然是現收購、現調運、現供應的局面。儘管對糧食產區實行定產、定購、定銷,對超出定產部分國家只增購40%,以便鼓勵農村人民公社和生產隊糧食生產的積極性,但1959年在反右傾的風浪中,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更加發展,造成對生產力的破壞。嚴重的自然災害更是“雪上加霜”,成災面積達2億畝,農業歉收已無法改變。1959年農業總產值完成475億元,比上年下降13.6%。糧食產量僅為1 700億公斤,比上年減少300億公斤(15%)。棉花、紅黃麻、烤菸、油料、糖料和生豬產量,也分別比上年減產13%至22%,而當年的糧食徵購卻高達674億公斤,使農村留糧僅為1 026億公斤,農村人均口糧不到183公斤原糧,農民吃不飽飯的現象到處發生。
1960年,不論災區還是沒有受災的農村均發生了春荒,嚴重影響了糧食與經濟作物的播種。同年棉花收購只有3 075萬擔,比原定計畫收購量減少1 044萬擔。為此,不得不兩次削減居民棉布定量。夏糧產量只有313億公斤。1至7月,國家只徵得糧食122億公斤,比上年減少26%,5月底各糧食調出省僅完成計畫的一半,致使京、津、滬和遼寧省糧食告急,庫存幾乎已被挖空,到了隨到隨銷的地步。為克服糧食嚴重缺乏的困難,中共中央號召採取多種辦法,包括大搞瓜菜,大搞代食品和代用品,並於9月區別不同地區降低城鄉居民口糧和食油的定量。
在口糧和副食品極為缺乏的情況下,全國人民回響中共中央的號召,大規模地動員起來,以玉米和小麥根粉、玉米桿粉、橡子面粉、葉蛋白、人造肉精等各種代食品補充口糧的不足,即實行所謂:“低標準”“瓜菜代”,克服困難,渡過災荒。
儘管全國人民千方百計,同心同德、艱苦奮鬥,與經濟衰退做了艱苦卓絕的鬥爭,1960年經濟狀況仍極度惡化。糧食大幅度減產,比歉收的1959年又減少265億公斤,僅為1 435億公斤。棉花產量2126萬擔,比上年減產1 292萬擔。糧食降到了1951年水平,國家收購原糧512億公斤,比1959年稍有減少,但供求矛盾依然很尖銳,當年糧食銷售量大於購進量62億公斤。庫存比1957年減少118億公斤。由於糧食減產和徵購量較大,農村留糧比1957年減少37.1%,按人口平均的糧食消費量比1957年減少35.3%;豬肉全國人均消費量下降69.9%,其中城鎮下降69.8%,農村下降72%,棉布更為突出,1957年到1961年人均下降58.6%。許多人飢餓瘦弱,不能正常出勤,疾病流行,人口非正常死亡劇增,僅1960年,全國人口淨較上年減少1 000萬人。大批農用役畜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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