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2015年2月財經評論員葉檀、旅美學者薛涌、易富賢等就中國人口問題撰寫了一系列文章展開了論戰。葉檀認為，中國應堅持計畫生育，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學者易富賢撰稿回應稱，中國今後面臨的不是人口爆炸，而是人口坍塌。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秋風也撰文稱葉檀的論點和論述令人失望。葉檀撰文回應稱，以東亞與江浙等地的觀察結果類推到全國，加上GDP穩定上升的預測，可以輕易得出中國生育率今後幾年將穩步下降，乃至陷入坍塌危局的結論。
觀點
財經評論員葉檀
前兩個月到溫州，在座有一位40歲左右的企業家，看上去很年輕，自豪地告訴我，已有兩個孩子，長子已經18歲，正在國外留學。我沒有表現出驚訝，這是當地普遍接受的文化，他們願意早育多生，以保證未來的傳承。還有一個理由是，父親跟兒子走到街上被誤認為為兄弟，母親與女兒被誤認為是姐妹，是一件值得高興的體面事情。
人口與經濟、文化、宗教甚至氣候等因素密切相關，一個變數有可能導致結果完全改觀，目前的歷史經驗、單一的人口模型很難作為未來政策的指針。
在近年來呼籲徹底放開計畫生育限制的言論中，做為重要的論點支持因素之一，經濟發展將導致生育意願下降理論頗受關注。作為重要理論依據，東亞幾個國家和地區近幾十年的經濟快速發展和隨之而來的生育率的急劇下降，以及近年江浙一帶明顯的下降趨勢，常被提及。以東亞與江浙等地的觀察結果類推到全國，加上GDP穩定上升的預測，可以輕易得出中國生育率今後幾年將穩步下降，乃至陷入坍塌危局的結論。
現實未必能夠推出未來，更何況我們觀察到的現實也是不全面的。以俄羅斯論，無論經濟如何，其人口總體水平處於下降趨勢。而在俄國遠東境內對於亞洲尤其中國移民保持密切關注，就是擔心急劇增長的外部人口，吞噬俄羅斯人口。
對於東亞人口情況，必須進行全面分析。
首先，分析東亞四虎的人口現象以及成因。根據CIA公布的2012年最新估算數據，新加坡，中國澳門地區、香港地區、台灣地區，韓國的婦女總和生育率（TFR）占居了全世界倒數第一，二，三，四及第五位，分別為0.78,0.92,1.09,1.1和1.23。
分析其原因，不外乎是隨著經濟發展和城市化，教育程度大大提高，避孕工具手段的普及，結婚年齡推遲和結婚率下降，生活撫養成本上升，以至生育變成一大負擔。如此分析過於簡單，進一步觀察分析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歷程，可以讓我們得到更多的啟發。以韓國為例，從1983年到2003年，總和生育率從2.08下降到1.19,以後就一直保持在1.2左右。這一持續下降的歷史，創造了人類有史以來的世界紀錄。
回溯五十年，韓國也經歷了一次嬰兒潮。上世紀50年代，韓國經歷戰亂，百廢待興，與美國二戰後一樣處於人口出生的報復性反彈期，以至於政府不得不推出一個韓國版計畫生育政策（PPFK），該政策成功地將韓國的生育率從六十年代初的6降低到了前述1983年的2.08。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韓國經濟進入快速提升階段，隨之而來的是婦女就業率大幅上揚，在25歲至29歲的育齡婦女中，就業比例從1995的47.9%提升到2007年的72.7%，韓國人均工時在2010年達到每年2193小時（大約每周42小時，除雙休日外，每天工作8.4小時）。相應的，婦女就業之後面臨繁重的工作壓力，對於嬰幼兒的社會照顧體系卻沒有跟上，導致生育成本急劇上升。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韓國與其它東亞地區一樣，在兒童教育階段就面臨高度競爭，課外補習、才藝培養的巨大負擔，使得大多數人對於生兒育女誠惶誠恐。
中國人對這一幕相當熟悉，在當下，在中國的北上廣深等大城市，家長對才藝培養、對教育競爭耳熟能詳，所以，並不奇怪中國發達地區會上演生育率急劇下降的一幕，而且來勢兇猛。但不一樣的是，根據上一篇專欄所引用的權威統計數據，與韓國不同，中國婦女就業率近年來大幅下降二十個百分點左右，因此，在高收入階層或者低收入階層，由就業壓力導致的生育下降並不嚴重，相反，從高收入家庭在香港或者境外的出生通道看，有可能出現反彈。壓力最大、生育意願較低的是在當地城市沒有根基、夫妻雙方就業的中產收入家庭。如中國大陸深受歡迎的電視劇《蝸居》所顯示，他們節衣縮食買房，所有的收入用於住房、子女教育，無力也無意生育兩個以上的子女。
反觀中國欠發達地區、或者發達地區具有多子女傳統的地區，情況與日、韓等國截然不同，我們無法一步跳躍，把這些地區與日韓直接類比，而後得出中國必然與日、韓相似的結論，必須進行按照具體類別劃分的詳盡比較。
中國具有獨特的兩大特徵：第一，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跨地域勞動力遷徙，中國人口遷徙的規模沒有一個經濟體能夠匹敵：一個國慶節的人口移動就相當於整個歐盟的人口移動。第二，僵硬的戶籍制度、不公平的城市化，使得來自各地的低收入移民未能成功地融入所在城市。正如中國的經濟，具備了從發達經濟體的美國到欠發達的非洲的所有特徵，中國的文化、生育狀況同樣如此。
在高淨值人群以及留守本地的低收入人群中，大規模婦女到社會上就業並不普遍。高淨值人群樂於向日本看齊，以受過良好教育的家庭主婦看守家庭，他們有能力實現傳統觀念下的多子多福。
低收入家庭的婦女多數不具備到社會就業的能力，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1年中國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顯示，僅有0.7%的外出農民工在務工地自購房，當年舉家外出農民工數量為3279萬，30歲以下的新生代農民工大約占外出農民工數量的60%以上，即一億左右。從其受教育狀況看，以國中學歷為主，占62%。在農民工中，接受過農業技術培訓的僅占10.5%。這些農民工處於生育期，平均工資月收入為2049元，無法融入城市，而他們的下一代據估計有1.2億左右，他們的生育觀與未來一樣，捉摸不定。生活越慘澹，脫出常軌的選擇可能性就越大。一旦經濟景氣下行，就會影響到就業。筆者目前正在通過一定管道進行欠發達地區的農村生育狀況調查，到時公布結果，可以肯定，生育兩個或以上是主流。
按照一般城市化理論，進入發達地區的新移民，可以通過勞動在自己這一代或者下一代融入當地社會，在薪酬、教育、文化等方面與發達地區的原住民保持一致。中國的現實是，由於戶籍限制、由於當地政府擔心抬高城市運作成本、由於大量人口希望進入資源豐富的大城市，農民工子女在大城市接受公平教育存在巨大障礙，存在貧困代際傳承現象，讓農民工的下一代接受與城市居民相同的觀念恐怕並不樂觀，社會不公、犧牲一代農民工利益使中國經濟大發展，也使這一代農民工及其後代成為邊緣人。因此，以國外的城市化進程看待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城市化進程中的生育變化、消費變化，是不客觀的。
媒體一方面在報導不婚不育的丁克家族，另一方面又在報導兩個80後年輕人同居四年生育四個孩子作為牟利工具，這些極端案例的存在，是中國生育狀況多元化的徵兆。較為明確的是，相當大一部分社會邊緣人、占據中國財富80%以上的高淨值人群的生育的觀念行為有待進一步評估，這個群體的絕對人口數量並不低。其它國家、其它地區的發展過程無法直接套用於這些群體，不能匆忙得出生育率會隨整個國家GDP上升而大幅下降的結論。
似乎有模型支持放開政策，生育率也將下降的理論。如果全面放開計畫生育政策，中國全國範圍的生育率也會繼續下降？目前主流的人口模型可能存在一定問題。
近日，蔡泳教授在接受BBC關於中國人口老齡化現象時引用了華盛頓大學研究人員用貝葉斯方法作出的最新成果。在“Bayesianprobabilisticpopulationprojectionsforallcountries”一文中，研究人員設計一個隨機模型，針對過去幾十年的數據來確定模型參數，進而用計算機對各國的將來人口作重複模擬，以得到其分布圖。其中關於中國的大致預測是，將來五十年內，中國生育率會從當前的1.6逐漸上升，然後徘徊在2左右。該結果最引人注目的是關於計畫生育政策的影響力。按照論文結論，是否實行一胎化政策對於客觀的生育率沒有本質上的影響。
這一結果首先說明，國際主流學界認可目前的總和生育率為1.6，而不是1.18。其次，未來的總和生育率為2，而不會出現所謂的人口坍塌現象。
總和生育率為2，依然是個較低的數據。在接受這一結論前，我們必須檢視該貝葉斯模型的假設條件，以及有關中國國情的考慮。
所謂貝葉斯方法，是統計學近幾十年流行的一門學派，其宗旨是利用觀測到的數據來對先驗分布的假設作出修正進而得到一個後驗分布。用通俗的語言表達，就是貝葉斯方法會不斷的利用最新的觀測數據來修正對將來的估算。
解釋貝葉斯公式最簡單的例證，是醫學上關於檢測實驗結果的一個經典問題：假定某一病症在人群中的發生機率是千分之一（所謂先驗機率），構想一種檢測方法，套用到某個可疑目標之後如果結果是陽性，我們是不是可以判斷該目標對象就患有該病症呢？
當然，我們知道沒有一個檢測方法是百分之百準確的，檢測結果陽性不等於已經給病人命運作出宣判。貝葉斯公式給出了計算後驗機率的明確答案：在上述檢測案例中，假定健康人中會有百分之一的可能驗出假陽性，那么當一被隨機抽檢的人，結果為陽性並且多次檢測後確定有該病症的機率並不是百分之九十九，而是會低至百分之十，這就是所謂的後驗機率。
即使在統計學界，貝葉斯方法也有相當大的爭議。在上述案例中，前提條件非常苛刻，在現實在難以套用。如果考慮到前來檢測的病人多數已經有了些許病狀，或者屬於該病症的高危人群，仍然使用普通人千分之一的先驗假設就不合理。套用到人口統計中，強制實行節育的國家、有多子多福傳統文化的國家，放鬆政策後，反彈的力度可能很大，生育情況可能更接近於倡導優生優育的印度與巴基斯坦，而不是日本、韓國等國家，這些國家在徹底放開生育後的總和生育率，才說明了國民真正的選擇。
貝葉斯方法在套用中常常左右為難，因為先驗機率過於依賴前提假設，結論常取決於使用者的先入為主的觀念，不合理的假設經常會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在實際運用的貝葉斯統計方法中，各種假設更讓人難以分辨。至於華盛頓大學的該篇人口論文，我們沒有看到直接針對中國國情所做的假設，對於中國的文化、中國的城市化特色均無分析，所以無法對這一結果採取照單全收的態度。使用貝葉斯方法，應該由深入了解中國情況的中國通學者，在儘可能接近中國現實的條件下，設立前提條件，全面的分析和運用實際模型。而不是把中國與日本、韓國、中東等地一視同仁。
退一步說，即使是貝葉斯方法成立，即使按照樂觀的估計中國城市化與經濟轉型成功，生育趨向理性，未來中國的總和生育率為2，而不是更低。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學者 易富賢
葉檀女士多次發表文章，呼籲中國繼續實行計畫生育。很多網友要我反駁她，我一笑了之。2012年08月14日葉檀再次在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上發表文章《反智的人口增長理論可以休矣（一）》。在文章結尾說：“我們不能指望美國那些生活在人口稀少的州、對中國人口問題無關痛癢、主張放開生育的人”。既然葉女士挑上門了，來而不往非禮也。我也只好寫幾句。
葉檀是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畢業，受該校人口史教授葛劍雄、曹樹基的影響很大，比如她最近這篇文章中說：“葛劍雄先生主編的六卷本《中國人口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是當代中國研究人口史最權威的著作，曹樹基先生撰寫其中四、五卷討論明清時期人口，可以窺斑見豹。”她引用葛、曹的人口資料以說明繼續計畫生育的必要性。
曹樹基認為明清時已陷入馬爾薩斯陷阱。為避免馬爾薩斯陷阱，中國就應實行計畫生育。李中清和王豐教授不認為中國清朝陷入馬爾薩斯陷阱。曹樹基反駁說：“面對李中清等的新理論，學者們不僅需要重寫清代以來的中國人口史、經濟史和社會史，甚至還得重新認識奠立當代中國計畫生育政策的理論。”（《歷史研究》2002年第1期）
我在《就清朝初年人口數量與葛劍雄先生商榷》（《社會科學論壇》2010年第1期）中反駁了葛劍雄、曹樹基對清朝初年人口的觀點。
葉檀說：“據人口專家測算，中國2006年的人口總和生育率（即一對夫婦一生生孩子的數量）由1.8左右上升到1.87，如果從此以年均0.02的小幅反彈，到2020年將比14.5億的控制目標超出2900萬人。”
葉檀女士可儘管放心，人口專家的測算從來都是錯誤的（1980年以來就從來沒有準確過），2010年人口普查證實了1996-2010年生育率平均只有1.4左右，其中2010年只有1.18。1.18的生育率意味著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減少差不多一半。
葉檀說“由於環境穩定，以及政府鼓勵……人口從1949年的5.4億上升到（1960年代末）驚人的8億多。我們難以忘記慘死夾邊溝的右派們，但在那個人口狂野增長的時代，因為人口增長，人命反而廉價，人的尊嚴可以忽略不計。個體的生命價值是有意義的，當人口變成讓人目瞪口呆的數字，個體的生命被塵埃掩蓋。”
其實1949年後中國人口增長並非是“政府鼓勵”，事實上當時中國人口增長是與世界同步的，1950年、1970年、1980年中國人口都只占全球22%，當時的生育率也與世界上所有開發中國家一樣高。中國人口增加是因為死亡率的下降，是“死的少”，不是“生的太多”，是由於預期壽命從1950年的35歲延長到1970年的63歲（2010年的世界銀行資料）。恰恰是當時存活的人口奠定了改革開放後經濟繁榮的人口學基礎。“人口增長，人命反而廉價”也並非事實，美國人口增長率比中國和歐洲要快，不見得美國的人命就更廉價。
葉檀說：“如果按照1.2％的人口出生率計算，20年後中國的人口增長將達到16.5億；一旦增長率恢復至2.3％，那么20年後中國的人口將達到20.485億，到那時，中國恐怕得率先移居到火星尋找資源空間了。可見，就指數式增長而言，一旦增長率突破某個範疇，將是爆炸性增長。”
顯然，葉檀是將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混為一談了。
自然增長率=出生率-死亡率。如果葉檀的1.2%是出生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201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1年死亡率已經是0.714%了，那么自然增長率只有0.486%（1.2%-0.714%=0.486%，今後還將不斷下降），還低於葉檀所認同的0.5%。
如果葉檀的1.2%是自然增長率，那么2011年的出生率是1.914%（1.2%+0.714%=1.914%），以統計局公布的134735萬的總人口計算，2011年出生人口應為2579萬（134735×1.914%=2579），遠遠高於2010年人口普查的0歲人口1379萬；套用2010年人口普查的標準化年齡別生育率，出生人口為2579萬的話，生育率應該為2.37，是2010年普查1.18生育率的兩倍。葉檀的一個數據就將耗費80億元、800萬普查員參與的人口普查撕成碎片。
要達到葉檀所說的“增長率恢復至2.3％”，那么2011年的出生率應是3.014%（2.3%+0.714%=3.014%），出生人口應為4061萬（134735×3.014%=4061），那么生育率應該是3.7。中國歷史上出生人數最多的一年是大躍進之後的1963年（補償性出生高峰），根據1964年的普查，1963年出生人口也只有3025萬。印度歷史上年出生人口也從來沒有超過3000萬的。
可見葉檀的理論是建立在錯的離譜的人口數據和分析的基礎上的。在認識到這個關鍵的錯誤之後，葉檀的系列人口文章還寫得下去？當然如果她如宋健、程恩富、李小平那樣希望將中國人口減少到7億、5億、3億的話，那就別當他論了。
出生率和死亡率是動態變化的。孩子是母親生的，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15-49歲總育齡婦女在2011年達到頂峰後開始負增長；20-29歲黃金年齡育齡婦女（2/3的孩子是該年齡段婦女所生）也是在2011年達到1.14億的頂峰後，在2012年開始快速減少，到2032年只有0.65億（比2011年減少43%）。意味著即便能保持目前的生育率水平，出生率也將急劇下降。
而隨著老年人口的不斷增加，中國每年死亡人口已經由1980年的626萬增加到1990年的763萬、2000年的813萬、2011年的960萬。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訂版》的低方案（中、高方案每年死亡人數略多一些），中國每年死亡人口將增加到2030年的1350萬、2050年的1862萬；死亡率將增加到2030年的10.24%、2050年的16.34%。
出生率將不斷下降，死亡率卻將不斷增加，自然增長率也將不斷下降，中國人口已經在負增長的邊緣。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已經從1987年的16.61‰幾乎直線地下降到2011年的4.79‰。中國年增人口也是幾乎直線地從1987年的1815萬下降到2011年的644萬。
下表：中國每年人口自然增長率和年增人口
將1987年到2011年的自然增長率進行直線回歸擬合，以年份為X坐標，以每年自然增長率為Y坐標，擬合方程如下：y = -0.5125x + 1033.5，擬合優度（R2）達到0.9473。以這個公式推算2011年以後每年自然增長率，自然增長率將在2017年開始為負值。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1年13.4735億人口計算，那么中國人口將在2016年達到13.56億的頂峰後，於2017年開始負增長。
將1987年到2011年的年增人口進行直線回歸擬合，以年份為X坐標，以每年年增人口為Y坐標，擬合方程如下：y = -52.761x + 106561，擬合優度（R2）達到0.9588。以這個公式推算2011年以後每年年增人口，年增人口將在2020年開始為負值，也就是中國人口在2019年達到13.65億的頂峰後開始負增長。
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訂版》的低方案，中國人口將在2017年達到13.6億頂峰後，於2018年開始負增長，將在2100年降低到5億。其實聯合國的低方案對中國來說還過於樂觀，比如聯合國認為2010年中國生育率為1.64，但2010年人口普查顯示生育率只有1.18。用2010年的人口結構和1.18的生育率進行預測，那么中國人口將在2017年達到13.4億的頂峰後開始負增長，到2100年只有4.6億人，到2200年只剩6800萬人。如果2010年後生育率能夠提高到1.3，那么中國人口將在2019年達到13.5億頂峰後開始負增長。
下圖：根據1987-2011年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年增人口推測今後人口變化
可見，中國今後面臨的不是人口爆炸，而是人口坍塌。要讓中國人口維持世代更替（以保持經濟的繁榮），生育率需要達到2.3左右；由於有不孕不育、單身、丁克等人群的存在，需要主流家庭生三個、部分家庭生四五個、部分家庭生一兩個孩子。如果有人選擇自己單身、不生或只生一個孩子，無可非議（當然需要繳納較高的社保金，因為社保是靠人口傳承來維繫的），但也請不要剝奪別人生孩子的權利。
媒體評論
討論人口問題，是為了對國家、對民族、對後代前途秉持負責的態度，我們絕不能因為一時的衝動，讓後代承擔我們不負責任的後果。綜合考慮，目前優生優育仍需執行，人口總量控制實屬必須，而目前的計生執法有待調整，杜絕以血腥的辦法減少人口，杜絕計生機構成為生財機構，而代之以人性化的、結構控制的優生優育政策。僵硬的一胎政策有待商榷，至於實行兩胎政策，還是謹慎地、局部地、根據特定人群試點性展開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