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生
18世紀末至19世紀中葉，以亞當·斯密為首，以及馬爾薩斯、李嘉圖等一批經濟學家建立了現代被稱為“古典學派“的政治經濟學。亞當·斯密於1759年發表了《道德情操論》，後又於 1776 年發表的人類歷史上第一部政治經濟學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其中關於人性利他與利己的不同理解引發了激烈的爭論。
邏輯分析
亞當·斯密問題就“亞當·斯密問題”所內在的包含的資本主義的經濟與倫理的相互關係乃至所體現的一般人類社會的經濟與道德關係而言，它經歷了一個動態的辯證的發展過程，對此可以從微觀、中觀、巨觀上對其邏輯運動過程加以分析。
微觀層面上的“亞當·斯密問題”就是指斯密的《道德情操論》與《國富論》之間的相互關係、他的倫理學與經濟學體系之間的相互關係，而不具有任何其它的意義。不管後來任何學派、個人對它的爭論如何，“亞當·斯密問題”僅僅就是指這兩部著作之間確立的某種內在的聯繫，這一點是確定的、靜止的、具體的，它不會因歷史的發展、後人的看法的改變而改變。
中觀層面上的“亞當·斯密問題”是說斯密時代的資本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倫理之間的關係。資本主義的經濟與倫理之間的關係在斯密時代就早已客觀存在著，它也經歷了一個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辯證運動的發展過程，只是斯密本人並沒有意識到。在斯密時代，在資本主義萌芽的階段里經濟學與倫理學的關係是處於肯定階段，資本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倫理之間相互依賴、相互促進。隨著現實中資本主義經濟與倫理的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學與倫理學的關係也開始走向否定、對立階段。到了現當代，資本主義因其片面的追求經濟成長，造成了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對現實狀況的反思要求重新回歸經濟與倫理的統一中去，於是資本主義經濟學與倫理學便走上了否定之否定、相互滲透、相互依賴的階段。因此，從中觀層面上來理解“亞當·斯密問題”就是特指資本主義經濟與倫理之間關係的動態辯證運動過程。
巨觀層面上的“亞當·斯密問題”就是說一般意義上的道德與利益之間的關係。自人類社會產生以來，道德與利益之間的關係也是經歷了較為顯著的階段性發展。亞當·斯密對資本主義的經濟與倫理關係的獨特理論的把握是在建設在人類整個歷史發展的長河中的，是對人類社會的經濟與倫理關係在資本主義時代這一歷史的與邏輯的特定階段的認識，更是對資本主義的經濟與倫理在起始階段的思考。隨著現實的發展，資本主義的經濟與倫理之間的關係也會經歷一個動態辯證發展的過程，在這個最一般意義上來講“亞當·斯密問題”永遠不會終結。
倫理思考
（ 一） 斯密的“旁觀者”的“同情”所形成的道德自律
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斯密在 《道德情操論》里基本上是圍繞著一種關於人們如何形成自己的道德判斷、道德情感的心理學的說明。這本書研究的是對事物的道德上的認可和非難這種觀念的根源。人是抱有自私觀念的動物，那么他是怎么會對事物做出道德上的判斷呢？ 斯密給出的答案是，我們具有一種能力，這種能力能使我們自己處於第三者地位，使自己成為一個公正無私的觀察者，從而對一件事情的道德價值形成同情的觀念。斯密雖然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裡人們普遍追求的自己的經濟利益活動；但他認為利己的經濟活動本身並不是最終的目的，人們對財富的追求、占有和享用只是實現一個更高的目的——取得他人同情——的手段。
斯密認為人類的各種活動都要經歷一個道德情感的心理過程，也就是形成和接受道德評價的過程。斯密說人的感覺總是與自身緊密相連的，於是，人的感覺只能直接感受自己的苦樂而絲毫也不能感受到他人的苦樂，人們之間相互的理解和情感交流只能靠人們所具有的同情能力來進行，從而相互之間就能對各個人的行為和感情做出道德上的評價。每個人都是別人一切行為的旁觀者，別人也是自己一切行為的旁觀者，每個人只有把自己放在旁觀者的地位來看待自己，才能使自己對待自己的情感與他人和全社會看待自己的情感相協調，才能使自己得到他人和社會的肯定 ，才會適度的約束、限制自己的自利自愛，使之不超越一定的程度或限度。
斯密是主張構建自律型道德來解決自利與利他這一矛盾的。 他認為一個行為是否能得到那個“公正無私的旁觀者”的同情，只要該行為具有道德恰當性的即可。只要符合這個條件，利己、利他、正義和自我控制等都是道德的。而那個公正無私的旁觀者就是人的 “是非意識”、“內心的居民”。他首先判斷他的鄰人的行為是否恰當，然後通過想像中的換位思考，使自己站在他人的立場上來判斷自己的行為是否恰當，進而調整自己的行為以符合社會道德的要求。 另一方面，其他的社會成員同樣會以旁觀者的身份來對當事人的行為與情感進行道德評價，形成一種社會的輿論壓力來對當事人的行為和情感進行修正、調整。斯密的這種自律型道德的最大特徵就是人們能夠充分地認識到它體現著自身的需要，是自己立身出世的根本，因而能夠在實踐中身體力行，自覺地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它才能夠比他律型道德能夠更好的解決利己與利他的衝突，但這也並不意味著自律型道德就是以欲望為特徵的。因為人是目的，所以人最重要的價值不是滿足自己的欲望，而是實現自己作為人的價值，即創造作為人的各種可能性，使自己獲得全面的發展。
（ 二） 斯密的 “看不見的手”形成的理性約束
亞當·斯密《國富論》斯密一方面強調了道德生活在整個社會中發揮的道德自律作用，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對當時的現實社會條件，斯密觀察到在當時那種商品經濟不斷發展的社會裡，在商品的相互交換中，在國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中，要想僅僅依靠他人的仁慈、利他等道德心的作用獲得自己的一份利益，那是不可能的、不現實的。 人們對自利的追求已經成為全社會的一種普遍現象。“看不見的手”這一市場機制的出現，重塑了利己與利他之間的關係，使利己與利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內在的一致性。
“看不見的手”首次出現在斯密的 《天文學》中，但是這裡斯密沒有對 “看不見的手”做出明確的解釋，只是提出來這一個概念而已。第二次出現在 《道德情操論》中，在這裡斯密開始形成了對 “看不見的手”的明確認識。 通過對人類道德同情的分析，斯密發現，人們表面上受 “自愛”之心的驅動去追求財富，獲取財富所帶來的豪華享受和顯赫地位，但實質上財富所帶來的一切並不比百寶箱中的那些提供微笑便利的工具更多出些什麼，人類真正的幸福在於平靜和享受之中。然而，人們之所以願意放棄平靜與享受的幸福去追求財富原因的動力就來源於人的同情心即人們對旁人同情、讚賞的需要。第三次出現在 《國富論》中，在這裡他把自己生活與其中的社會看成是一種交換的聯合，而這種交換的聯合根源在於 “人類的本質”。 他認為，人類本性的根本特徵是 “互通有無、物物交換、互相交易”的傾向，在分工與交換的條件下，每個人全部需要的滿足只有通過交換才能得以實現，而每一個人又只有經過自己的職業性勞動才能生存出充足的作為交換手段的勞動產品。 對每個人而言，利己是目的，利他是手段； 但為了實現利己的目的，我們就必須充分的利他。這樣作為手段性質的利他在一定的條件下也可能轉化為目的而具有目的的規定性，從而在一定條件下和一定範圍內產生出具有濃厚倫理性質的利他的經濟行為。 看不見的手”引導人們儘可能按照最適合於全社會需要的比例，把資本和人力分配到各種不同的行業中去，實現資源最佳化配置，又能夠引起和控制人的行為的變化。至此，斯密 “看不見的手”這一市場機制的出現在這裡就完成了利己與利他關係的重塑，使利己與利他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一致，從而體現了斯密的 “看不見的手”的倫理價值。。 斯密還認為，隨著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由於 “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個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所連帶產生的社會福利水平的提高，會比以前任何時代的從利他的道德動機出發的個人經濟活動對社會整體福利的推進更有效率。因此，“看不見的手”所具有的倫理價值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大。
斯密雖然沒有明確給出解決利己與利他這一矛盾的答案，但是通過對他的這兩篇著作的分析，還是可以梳理出斯密解決這一問題的倫理路徑。一方面，斯密通過 “公正的旁觀者”的自律作用的充分發揮，來糾正自愛之心出於本性的天然曲解，時刻提醒人們慷慨行為的合宜性和不義行為的醜惡，使人們天性中的自愛不會輕易演變為自私；來評判他人與自我評判，進而要求人們按照 “公正的旁觀者”的要求去行動就是合乎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來通過對他人或自我行為的 “合宜性”的判斷來做 “公正的”道德評判的，將帶有個人心裡屬性的 “自我贊同”轉化為帶有社會屬性的 “社會贊同”。 這樣一來就解決了利己與利他的矛盾。另一方面，斯密的 “看不見的手”作為促使利己與利他相統一的市場機制是千百萬人意志的創造物，而千百萬人雖然並沒有意識到他們行動的方向，但都服從於一種本能的強大力量的衝動。這種力量是一切經濟活動的根源，它的不變性和一致性能夠戰勝任何人的障礙，並促使市場經濟主體在從事市場經濟活動中必須遵守統一的市場機制，指引人們突破狹隘的利己的目的，能夠在總體上把個人的利己轉化為一種有益於他人和社會的結果，進而在全社會這一巨觀規模上基本消除了利己與利他的衝突和對立，實現了利己與利他的協調與統一，推動社會的繁榮。
各派觀點
歷史上對“亞當·斯密問題“有兩種不同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是對立論。這種觀點最早由19世紀以布魯諾·希爾德布蘭德為代表的德國歷史學派所提倡，他們認為《國富論》與《道德情操論》這兩部著作之間關於人性利己與利他的表達存在著相當大的不一致。認為斯密《國富論》中，以人性的自私為起點，任何個人都是理性的“經濟人”，並闡述了“經濟人”的利己性；在《道德情操論》中，又以人的同情心為起點，主張同情和利他，論述了“道德人”的利他性。由此造成兩部著作之間的相互對立，反映了斯密前後思想上的碰撞和矛盾。德國學者認為，“起初認為人類交往是基於人們相互之間所感受到的一種同情的道德哲學家亞當·斯密在某個時候變成了把自利視為激勵人們行動的東西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斯密的兩本書完全不一致，斯密可能是一個偉大的經濟學家，但他不是哲學家。”
第二種觀點是統一論。在德國歷史學派的布倫塔諾於1888年攻擊斯密的“經濟人”是“經濟的利己主義者”，是唯利是圖的“抽象的人”後，隨即引起了邊際學派的代表龐巴維克的反駁。邊際學派指出，斯密的《國富論》中對於人性的分析是從人的利己主義出發的，但它也是斯密的道德哲學體系中的重要部分，不能把《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的思想對立起來，斯密在經濟思想與倫理道德上的認識是一致的，這個觀點得到許多人的認可。當代英國經濟學家諾爾曼·P·巴利指出，《道德情操論》與《國富論》的哲學基礎是一致的，說兩部著作之間某些不一致是錯誤的，事實上，自利信條對於兩者來說都是共同的。1998 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對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深感擔憂，試圖在經濟研究中重建倫理之維。
影響
如何認識“亞當·斯密問題”以及該問題是否被真正解決，對於當今市場經濟建設的合法性以及人們在市場經濟體制中的活動如何正常運作有重要的意義。這一術語已經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關係範疇，其內容在學術思想的發展歷程中不斷得到拓展。最初，“亞當·斯密問題”僅僅指斯密著作中關於人性或人類行為動機的論述存在差異或對立的問題；隨後，這一問題包含了對斯密的經濟學思想（體系）與其倫理學思想（體系）之間關係的探討；學科與倫理學科之間關係的研究。在現代社會裡，經濟與倫理各自構成為一個有著複雜多元結構的、相對獨立的系統和領域——當然，倫理更多地是以滲透方式存在於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
意義及啟示
亞當·斯密“亞當·斯密問題“包含了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的關係，更重要的是蘊含了人性的自利與利他的關係。兩者是一致並非相互矛盾的。利己與利他是人的兩個方面，就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固然是經濟發展的原動力，完善的道德人格更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只有兩個方面相互統一達到相互均衡時，才能造就經濟人與道德人相統一的市場主體。
“亞當·斯密問題“的意義已遠遠超出了斯密個人的著作或思想內容之間的關係，其內容在學術思想的發展歷程中不斷得到拓展。因此，“亞當·斯密問題“在當代表現的是一個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問題，它所表達的利己與利他的思想，缺一不可。任何極端的利己與利他的社會經濟思想都不能使社會健康的發展。因為人既不可能是純粹的“道德人“，也不可能是純粹的“經濟人”。經濟人從自利的原則出發，推動著整個社會向前發展，為整個社會創造著物質財富，同時也為道德人提供發揮調控功能的空間。道德人也為經濟人在物慾縱橫的今天，提供指導和支持作用，發揮著嚮導的功能。經濟人和道德人合則兩利，使經濟得到繁榮，社會走向進步；分則兩損，經濟必定衰敗，社會出現倒退。要促成二者的融合與統一，才能推進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和社會不斷走向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