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經歷
亞歷克·布羅厄斯，1938年出生於澳大利亞；1959年，獲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物理學學士學位；1960年，獲墨爾本大學電子學學士學位；1962年，獲劍橋大學機械科學學士學位；1965年，獲劍橋大學電子工程學博士；1965年-1984年，在美國IBM公司任職，研究微電子器件的製作，IBM的首席科學家；1984年，返回劍橋大學並創立納米加工實驗室，歷任電子工程學教授、三一學院院士、邱吉爾學院院長和工程部主任；1996年，擔任劍橋大學校長，發表/學術論文150篇，擁有多項專利，並當選為英國皇家工程院院長。
作為劍橋大學第一位工程師出身的校長，亞歷克·布羅厄斯以實幹精神和不墨守成規而著稱。他出生於澳大利亞，60年代求學劍橋，隨後是19年IBM的職業生涯，榮膺“IBM首席科學家”；80年代重返劍橋，1996年就任校長，推動劍橋周邊形成信息技術園區“矽沼”(Silicon Fens)，吸引跨國公司投注大筆資金。
亞歷克·布羅厄斯：站在時代的制高點上
——訪英國劍橋大學校長亞歷克·布羅厄斯
“我們是站在時代的制高點上，既能夠前瞻也便於回溯。”走上北京大學古樸的講台，英國劍橋大學校長亞歷克·布羅厄斯這樣詮釋新世紀對於這兩所古老大學的特殊意義。“我們今天不僅是處在新世紀之初，也恰逢北大和劍橋這兩所令人景仰的大學的重要紀念日——北大幾年前剛剛過完百歲生日，而她背後是中國兩千五百年非凡的教育傳統；劍橋則將迎來建校800周年。”
在4月12日北大舉行的“劍橋大學日”上，獲頒北京大學名譽博士頭銜的亞歷克·布羅厄斯，以清朗的嗓音娓娓解析古老大學在新千年面臨的挑戰，表達著不斷改革、加強合作的決心。在他題為《新千年的大學：前沿與合作》的演講稿的封面上，曾經在80年前遊學劍橋的中國著名詩人徐志摩那首膾炙人口的《再別康橋》尤其醒目。
作為劍橋大學第一位工程師出身的校長，亞歷克·布羅厄斯以實幹精神和注重大學與企業的聯繫而著稱。他出生於澳大利亞，60年代求學劍橋，合唱隊、賽艇隊都有他的身影；隨後是20年IBM的職業生涯，榮膺“IBM名士”，在數萬研究人員中出類拔萃；80年代重返劍橋，1996年就任校長，推動劍橋周邊形成信息技術園區“矽沼”，吸引跨國公司投注大筆資金建立研究機構。這位“跨越學術、商業兩個領域和三個國家”的校長，對於大學發展方向、人文教育、學術獨立等問題都有著獨到的見解。
原創性：大學的活力之源
牛頓、達爾文、湯姆生父子，破譯DNA密碼，發明青黴素，發現血液循環，燦若繁星的科學巨擘和影響人類進程的重大成果，讓劍橋成為科學的聖殿。劍橋共產生了60多位諾貝爾獎得主，其中20多位出自著名的卡文迪什實驗室。
布羅厄斯校長談及這一點，態度卻相當客觀，他說，實事求是地說，在諾貝爾獎最初設立的1901年，當時世界上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學還很少，而劍橋因此處於特別有利的地位。
相對於劍橋的輝煌記錄，布羅厄斯更強調科學研究的“原創性”和基礎科學的非功利性。他說，諾貝爾獎委員會特彆強調對於人類知識的原創性貢獻，而原創性更是一所大學的活力源泉。同時，電力、電子、蒸汽機、抗生素，這些與劍橋相關的發明都有其偶然性，它們在誕生時並未呈現出即時的實用性，發明者也不是刻意為之。“人們從事基礎研究是為了增進人類的知識，基礎研究必需得到極大的支持。”
布羅厄斯校長同時也指出了在原創性和實用性之間存在一種微妙關聯。他說，基礎研究在進行時並不具有功利的目的，但是明智的研究者往往時刻關注著那些可能產生實際套用的想法。在他看來，從非功利的角度出發進行原創性研究，同時讓研究成果發揮實用效益，當是科學研究的理想境界。
中國學術界近年來提出“中國需要諾貝爾獎”的口號，以提倡原創性，注重基礎研究。布羅厄斯對此建議說，中國大學應該把自身的資源集中於具有廣泛效益、有潛能、有套用性的原創性科學研究，同時這些研究也應該具有很強的時效性。“對於中國大學來說，首先要找到那些最有才能的研究人員，然後保證他們得到足夠的支持。而通過同行之間的評估來挑選人才，是最有效的途徑。”
“矽沼”升華“劍橋奇蹟”
肇興於60年代的劍橋大學科學園，致力於將大學科研與企業相結合，涉及生物、電子、化學、計算機等多個領域。到80年代，這片130英畝的土地上集中了近500家高新技術企業，為4000多人提供了就業機會，年產值以數億英鎊計。這座歐洲最成功的科學園，被稱為“劍橋現象”或“劍橋奇蹟”。90年代，由布羅厄斯參與推動的“矽沼”則為“劍橋奇蹟”注入了新的生命力。“矽沼”之名，得自劍橋周邊信息技術企業所在的那片沼澤地。幾年間，這裡冒出了1000多家高新技術企業，僱傭員工3萬多名，年收入30多億美元。
布羅厄斯這樣追述劍橋與企業相關的歷史：“劍橋大學對於套用性科研的支持，遠遠早於科學園的建立。而劍橋和企業之間建立起明確的聯繫已長達一個多世紀。”他認為，劍橋現象的繁榮發展，得益於劍橋的一大特色——賦予個體以學術自由，使他們能夠去追求自我的理念、思想，並保留他們自己的智慧財產權。
人們常常將美國加州的矽谷與“矽沼”相提並論。布羅厄斯認為，財政政策、土地使用、大企業實驗室的大量存在和美國經濟的規模效應，使美國的情況與劍橋有所不同。他認為，在劍橋的經驗中最值得關注的有兩點：對於新興企業的扶持和一些促進小企業建立的法律、財務機構的存在。“今天，劍橋通過各種方式鼓勵人們的創新精神，並專門建立了劍橋創業中心。”
近年來，在製藥、計算機科學等領域，劍橋與葛蘭素、微軟等大型跨國企業開展了深入的合作。面對未來，布羅厄斯認為，劍橋必需誕生一種新型的體制，更具靈活性、激勵性，能夠進一步催生新型的小企業。同時，大學與大企業結成有效的合作體制，也將有力地推動巨大成果的產生。“我們新近的重點是植入式實驗室，即企業在大學建立實驗室，這對於大學的基礎研究非常有利。”
中國的不少大學目前都在努力將科研與產業結合起來，北京大學的校辦產業規模位居中國大學之首，現在又在主校區附近建設科技園區，布羅厄斯對此非常感興趣。他建議，大學科學園的建設需要具備幾個先決條件：對於商業發展和組建公司有高度技巧的專業化建議；對於創業的專門培訓；對於智慧財產權的共享。
走出劍橋“圍城”
儘管劍橋本身是一座沒有圍牆的大學，但是800年的傳統、曾經的貴族化特色，都構成了一道無形的設限。布羅厄斯校長說：“現代研究正打破19世紀學科的邊界。今後的20年，將看到科學專業以及研究機構逐漸走出劍橋的院牆。”
近年來，國際高等教育界曾有關於美國和歐洲教育精神、模式優劣的探討。布羅厄斯認為，英國教育制度的最大優勢在於強化特性、不斷積累的傳統以及幾個世紀以來學術的投入，“憑藉強烈的探求精神，我堅信我們的國際地位能夠得到保持。”同時，劍橋也在積極汲取其他一流大學的優點。1999年，劍橋與麻省理工學院開始5年合作計畫，設立劍橋麻省理工學院，兩所大學學分通用，學生可互相選課。作為英國大學中惟一的高級管理層未吸納外來人才的大學，布羅厄斯表示，這方面也將有所突破。
劍橋與大企業的聯繫從未像今天這樣緊密。2000年，微軟公司向劍橋投資3.38億美元，設立一項英國最大的國際獎學金，每年資助230多個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學生就讀劍橋；馬可尼公司投資6400萬美元，在劍橋設立研究機構；李嘉誠在劍橋捐資建立醫學研究中心，並設立李嘉誠基金，資助劍橋知名學者來華講學。“學生們將受益於學校與這些全球性公司的合作。”布羅厄斯校長說，他認為這些密切的合作不會妨礙學術的獨立性，因為合作各方都會遵守事先訂立的周密詳細的契約。
時至今日，劍橋已經擁有資產12.3億英鎊，儲備3.75億英鎊。但布羅厄斯校長認為，他面臨的最大挑戰仍是如何贏得足夠的來自各個方面的收益流，使尖端科研獲得充分的資金投入。劍橋的資金三分之一來自英國政府的撥款，其餘則是企業和校友捐贈。布羅厄斯說，在學術界的自我獨立和保持商業性捐贈者的興趣之間取得平衡是件“微妙而棘手”的事。他認為，捐贈者過多的干預會妨礙大學的獨創性和靈感，會妨礙研究者的自由思索精神，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保持捐贈來源的多樣性。
中國的高等教育界以“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作為目標。對此，布羅厄斯建議說，與美國大學相比，英國缺少資源和規模去發展大眾化的高等教育，而中國的規模和潛能則更近似於美國。同時，他指出，大學的發展水平取決於經費、投入以及招募和留住具有國際最高水準人員的能力。
人文劍橋
中國人所知道的劍橋，大多源於徐志摩的詩句，撐長篙、挽金柳，放歌劍河，為人們描畫出劍橋深濃的人文氣息。事實上，英國不少著名的文學家、詩人也出自劍橋，如彌爾頓、丁尼生、華茲華斯、拜倫。正如布羅厄斯所說：“劍橋在藝術和人文方面的成就絕不遜於科技方面的成就，一些學者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和平獎和經濟獎。”
布羅厄斯在他的演講中特別提到了徐志摩。他說，徐志摩所秉承的是劍橋的悠久傳統，而創造這種傳統的靈感則來自劍橋優美動人的自然環境——劍河、奇石、樹木花草的完美結合。“這也許就是那些劍橋詩人和哲學家汲取力量的源泉。”除了自然風景多帶來的靈感，布羅厄斯認為劍橋還具有結構上的激勵機制，主要是以學院文化為主的校園文化，各個專業、背景的學生自由交流，蘊含著豐富的機會和挑戰。
“今天人們往往更注重實用性。藝術領域的學者喪失了穩固的社會地位，學生更希望為職業生涯獲取實用的經驗，因而一些歷史悠久的文科課程受到冷落，一些深奧的學科被迫中止。”出身理工科的布羅厄斯校長對人文科學同樣關注。“事實上，在當今世界，人文科學和藝術在延續文明、挑戰功利主義價值觀方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布羅厄斯校長懇切地說，當不斷進步的科學技術日益改變人類的景況時，我們越來越需要兩件事：對倫理問題的精確分析研究；對過去的了解，尤其是對人類過去經驗的了解。“以一種獨特的人文精神去詮釋哲學和歷史，關於理念、宗教、文學、社會、政治等的歷史，都是與當今生存環境密切相關的。”劍橋大學最近建立了一個藝術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研究中心，以加強人文科學的研究。
劍橋的“中國緣”
北大未名湖畔，長眠著一位傑出的劍橋學者賴朴吾，他把自己交付給這片曾執教多年的土地；劍河西岸的李約瑟研究所，被劍橋人稱為“中國廟”，默默地見證著這位傳奇人物將中國科學技術史呈現給世界的不懈努力。嚴復、華羅庚、肖乾、徐志摩，曾經負笈劍橋的中國學人，在中國社會進步的歷程中留下了深深的足印。
布羅厄斯校長就讀劍橋時，所在學院的院長正是李約瑟。今天，他率領劍橋各領域的頂尖人物來到北大，再次印證著劍橋與北大、與中國的不解之緣。
作為歐洲漢學研究的重鎮，劍橋頗具特色的中國研究為人所熟知。在北大的演講中，布羅厄斯校長滿含激情地追溯了劍橋與中國一個多世紀的學術交往。他特彆強調說，中國2000多年的教育史所蘊涵的許多理念，與劍橋追求的教育目標相契合，如無論出身貴賤都享有受教育的權利，強調教育的開放性，教育服務於社會等。
4年前，劍橋設立了東亞學院，其核心是中國研究中心。香港富商李嘉誠2000年捐資設立基金，資助劍橋每年向中國派出4位著名學者講學，“從北京到昆明，從廣州到西安”；2001年開始，劍橋受英國政府委託，每年派遣數位“現代中國研究”項目的本科及碩士生到北大交流，涉及法律、經濟、語言、歷史等方面，北大專門為英倫學子用英語小班授課；就在兩天前，李嘉誠還捐資給劍橋的一項獎學金，使每年能夠進入劍橋學習的中國學生增加了60餘名。同時，為中國培訓律師、官員、經理，也是劍橋與中國交流合作的重要內容。
今天，劍橋有60個不同國家的學生在校求學，其中包括來自中國的200多名學生。“中國為我們提供了大量非比尋常的人才，提供了各個領域的傑出學子，尤其是在劍橋處於強項的學科領域。”布羅厄斯說。
第四次造訪中國的布羅厄斯說，每次來訪都會發現中國貢獻世界的深度和廣度令人刮目相看。他在演講中表示，劍橋將與北大和中國建立夥伴關係，互相借鑑，“相信劍橋會在中國和西方的關係中起到特別的作用”。
800年的歷史，既造就了劍橋獨具魅力的學術氛圍，也是後人肩頭沉甸甸的背負。溫文儒雅的亞歷克·布羅厄斯卻毫不猶豫地說，劍橋需要改變。他引用了《詩經》中的這樣一句：“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我相信，古老的大學和古老的文化能夠煥發出強大的力量，去應對新的挑戰。”他肯定地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