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六年前,筆者有緣在東京認識一位頗負盛名的收藏家,並從他那兒得到了一張由同盟會本部發行的“中華革命軍義餉憑單”五圓票券。當時該收藏家曾經跟筆者提及,此五圓券憑單他已收藏了十七、八年,而其原收藏者的先祖是日本一位很有名望的政商,早年面識孫中山,並常支援當時的革命志士,協助革命大業。
多年來筆者一直都在尋求這張當年革命黨人在日本東京局籌措革命軍需,所發行的義餉憑單之來龍去脈,然史料之稀載,始終滄桑渺跡,如同石沉大海,大失所望。2000年5月,只得提筆求助於收藏孫中山革命大業,資料最豐富的台灣台北國父紀念館,查詢該憑單票券之相關資料,但得到的答覆是:“……本館並無保存與該憑單有關任何資料,經向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查詢,獲知如下:一. 在《中華民國史畫》第一冊之第129頁,列有一張與先生相同之憑單;二.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亦保存一份與先生相同之五圓義餉憑單,但無其他面值之相關憑單,亦無該憑單之印刷機構、發行月日及其他任何佐證資料。”2002年馬傳德、徐淵主編的《辛亥革命時期貨幣》一書,亦刊載有筆者收藏之“中華革命軍義餉憑單”五圓票券,但該書中對此“義餉憑單”的介紹,仍然未能作出具體的結論,只見在文章之末尾寫道:“看來,有關該種同盟會本部發行的中華革命軍義餉憑單的具體情況,尚有待史學界、錢幣收藏界同仁繼續大力追尋查找,深入研究探討。”作為結論,由此可知此“義餉憑單”史料記載資料之罕,可略窺一二。
此由同盟會本部發行之“中華革命軍義餉憑單”,目前在國內外僅見2、3枚而已。筆者二十多年來多方之查證結果,於去年年底(2008年12月),始由最後接掌同盟會本部並代理執行庶務的梁龍,在其致上海陳其美等諸公的函札中,確定該憑單為東京中國同盟會本部所發行,而其發行日期應在湖北軍政府成立後(10月11日),至東京本部開會議決遷回上海的日期(11月21日)之間。
武昌首義爆發,由於革命黨人志士,商會團體的接連相應,新軍的起義以及知識分子的覺醒,形成了全國性倒滿之民主革命運動,同事各省亦陸續宣布獨立。而孫中山所領導的東京同盟會本部,即在武昌首義後立即採取行動,並明確註明:“一.本部為接濟各地義軍之需起見發行此義餉憑單”、“一. 新政府成立後持有此憑單者可向新政府銀行照數取換國幣”、“一. 新政府成立後持有此憑單者在本國內無論何處均可適用”等等數則要點。
1905年同盟會在東京成立以後,至辛亥武昌革命起義為止,短短的六年之內,前後共發動了八次革命,而起義的軍需,大部分籌自華僑商賈或會黨團體,並採用隨捐隨寫的收條方式,因此以同盟會本部名義發行的籌餉票券,可以說絕無僅有。由於此憑單籌制的時間倉促,加之武昌首義之時,革命士氣高揚,民心歸附,全國各省的革命政府,勢如破竹的迅速地掌握了各省的獨立與光復,使得此接濟義軍之需的此義餉憑單,在當時已無使用之需求,同盟會本部因此中止了它的發行,而成為罕見的未發行試樣票券。
辛亥革命是現代中國史的起點,也是中國發展現代國家與民主思想的重要關鍵。武昌起義的勝利和中華民國的成立,並不是奇蹟所造成,也不是神跡所促成,而是中國同盟會黨人同志和其他無數革命志士,以血液締造的歷史實績,以生命換取的光華結晶。人言“有孫(中山)黃(興)才有同盟會的組織,有同盟會才有中華民國的誕生。”而這張同盟會本部發行的“中華革命軍義餉憑單”,就是中華民國建國史上的一份珍貴史料,也是“中國同盟會本部”所存留的唯一最忠實之歷史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