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宣告新中國成立。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9月29日，會議通過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政協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
9月30日下午三點，會議開始，先以整個名單付表決的方法，一致通過已經協商的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共180人；然後，以無記名聯記投票的方法，選舉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主席、副主席和委員。檢票期間，全體代表到天安門廣場舉行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典禮，然後回到會場聽取選舉結果。會議主席宣布，毛澤東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當選為副主席，其他56人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最後會議舉行了簡單的閉幕式。
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
鞏固政權
新中國成立後的頭三年，肅清了國民黨在大陸的殘餘武裝力量和土匪，實現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了各地各級的人民政府，沒收了官僚資本企業並把它們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國營企業，統一了中國財政經濟工作，穩定了物價，完成了新解放區土地制度的改革，鎮壓了反革命，開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開展了打退資產階級進攻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對舊中國的教育科學文化事業，進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在完成繁重的社會改革任務和進行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戰爭的同時，迅速恢復了在舊中國遭到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中國工農業生產1952年底已經達到歷史的最高水平。
土地改革
新中國成立之前，各解放區就分期分批組織了土地改革。這次為了加強對土地改革的領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央土地改革委員會，從中央和地方抽調大批幹部組織了土改工作隊。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這部法律總結了中國共產黨過去領導土地改革的歷史經驗，適應新中國成立後的新形勢，成為指導新解放區土地改革的基本法律依據。從1950年冬季開始，一場歷史上空前規模的土地改革運動，在新解放區有領導、有步驟、分階段地展開了。
抗美援朝
1950年10月1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1950年10月19日黃昏，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開赴朝鮮戰場。抗美援朝戰爭就此拉開序幕。 經過近三年的搏殺，1953年7月27日，美國在停戰協定上籤了字。此時擔任“聯合國軍”總司令的克拉克後來說：“我獲得了一個不值得羨慕的名聲：我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在沒有取得勝利的停戰協定上籤字的司令官。”同年9月12日，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兼政委彭德懷在《關於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工作的報告》中說：“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霸占一個國家的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
三反五反
1951年12月1日 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三反”運動在中國展開， 劉青山、張子善案件，是1951年11月中國開始“三反”運動後揭露出來的第一大案。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直接督促案件的處理，在黨內外引起強烈反響。1951年12月中共河北省委作出決議開除劉青山、張子善的黨籍，12月20日，華北局將處理意見上報中央，提議“將劉青山、張子善二貪污犯處以死刑（或緩期二年執行）。”毛澤東對劉青山、張子善一案非常重視。12月29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擴大會議，經過慎重考慮，並徵求黨外人士意見，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對劉青山、張子善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首先在大中城市開展“五反”鬥爭的指示》，要求在中國大中城市，向違法的資本家開展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和反對盜竊經濟情報的鬥爭。“五反”運動於1952年10月結束。
西藏和平解放
1959年，將農奴主的牲畜分給農民新中國成立後，中央政府根據國內外形勢，為維護民族團結，確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正式簽署《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定》（又稱《十七條協定》）。《協定》簽訂後，解放軍開始進入西藏，幫助西藏人民發展生產，開展貿易。
中央政府保護西藏的政治、宗教制度，幫助發展西藏的經濟文化，改善人民生活。為了改善西藏的交通狀況，同時修築了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這兩條公路建成通車後，大批物資源源不斷地運到西藏，緩解了進藏部隊和工作人員物資供應的困難，改善了西藏人民的生活。西藏的社會經濟在中央政府的幫助下有了很大發展。
從1949年5月開始的中國新解放區的剿匪鬥爭基本結束，在大陸範圍內平息了匪患，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
過渡時期
從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56年，中國有步驟地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迅速恢復了國民經濟並開展了有計畫的經濟建設，在中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在這個歷史階段中，中共確定的指導方針和基本政策是正確的。
三大改造和一五計畫
1952年，中共中央按照毛澤東的建議，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個總路線反映了歷史的必然性。
1956年1月15日，樂松生向毛主席獻報喜信在過渡時期中，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開闢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創造了委託加工、計畫訂貨、統購包銷、委託經銷代銷、公私合營、全行業公私合營等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過渡形式，最後實現了馬克思和列寧曾經構想過的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對個體農業，遵循自願互利、典型示範和國家幫助的原則，創造了從臨時互助組和常年互助組，發展到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再發展到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過渡形式。對於個體手工業的改造，也採取了類似的方法。
在改造過程中，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經濟表現了明顯的優越性。到1956年，中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這項工作中也有缺點和偏差。在1955年夏季以後，農業合作化以及對手工業和個體商業的改造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於簡單劃一，以致在長期間遺留了一些問題。1956年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對於一部分原工商業者的使用和處理也不很適當。
中國第一個五年計畫的經濟建設，依靠中國自己的努力，加上蘇聯和其他友好國家的支援，同樣取得了成就。一批為國家工業化所必需而過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礎工業建立了起來。從1953年到1956年，中國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19.6%，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4.8%。經濟發展比較快，經濟效果比較好，重要經濟部門之間的比例比較協調。市場繁榮，物價穩定。人民生活顯著改善。
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
1954年9月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55年3月召開的中共全國代表會議，總結了反對野心家高崗、饒漱石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鬥爭，增強了的團結。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和隨後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規定了對知識分子和教育科學文化工作的正確政策，促進了這方面事業的繁榮。
1956年，毛澤東在八大上致開幕辭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大會指出：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中國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中國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雖然還有階級鬥爭，還要加強人民民主專政，但其根本任務已經是在新的生產關係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
大會堅持了1956年5月中共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大會著重提出了執政黨的建設問題，強調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反對個人崇拜，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強黨和民眾的聯繫。“八大”的路線是正確的，它為新時期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中共的建設指明了方向。
社會主義探索
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中國開始轉入全面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0年中，雖然遭到過嚴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中國工業固定資產按原價計算，增長了3倍。棉紗、原煤、發電量、原油、鋼和機械設備等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都有巨大的增長。
1956年，毛澤東在作《論十大關係》的講話從1965年起實現了石油全部自給。電子工業、石油化工等一批新興的工業部門建設了起來。工業布局有了改善。農業的基本建設和技術改造開始大規模地展開，並逐漸收到成效。中國農業用拖拉機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長6倍以上，農村用電量增長70倍。高等學校的畢業生為前7年的4.9倍。經過整頓，教育質量得到顯著提高。科學技術工作也有比較突出的成果。
中國共產黨在這10年中積累了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毛澤東在1957年春提出必須正確區分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
1958年，毛澤東又提出要把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到技術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上來。這些都是“八大”路線的繼續發展，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
中國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分是這個期間建設起來的；中國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面的骨幹力量和他們的工作經驗，大部分也是在這個期間培養和積累起來的。
這時期內，中共的工作在指導方針上有過嚴重失誤，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
整風運動
1957年的經濟工作，由於認真執行中共“八大”的正確方針，是中國以來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這一年在中國共產黨內部開展整風運動，發動民眾向中國共產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
大躍進運動
1958年，海淀人民公社社員們正在吃早飯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及其基本點，其正確的一面是反映了廣大人民民眾迫切要求改變中國經濟文化落後狀況的普遍願望，其缺點是忽視了客觀的經濟規律。在這次會議前後，中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不少人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於求成，誇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後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
反右傾鬥爭
從1958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廬山會議前期，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曾經努力領導全黨糾正已經覺察到的錯誤。但是，廬山會議後期，毛澤東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的批判，進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鬥爭。八屆八中全會關於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決議是完全錯誤的。
這場鬥爭在政治上使中國共產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契約，中國國民經濟在1959年到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中國遭到重大損失。
七千人大會
1962年，七千人大會在北京舉行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並且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隨即在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的主持下，制定和執行了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和果斷的措施，這是這個歷史階段中的重要轉變。1962年1月召開的有七千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會議前後又為“反右傾”運動中被錯誤批判的大多數同志進行了甄別平反。此外，還給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大多數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由於這些經濟和政治的措施，從1962年到1966年國民經濟得到了比較順利的恢復和發展。
1963年至1965年間，在部分農村和少數城市基層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雖然對於解決幹部作風和經濟管理等方面的問題起了一定作用，但由於把這些不同性質的問題都認為是階級鬥爭或者是階級鬥爭在中共內的反映，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層幹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在1965年初又錯誤地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意識形態領域，也對一些文藝作品、學術觀點和文藝界學術界的一些代表人物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政治批判，在對待知識分子問題、教育科學文化問題上發生了愈來愈嚴重的“左”的偏差，並且在後來發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不過，這些錯誤當時還沒有達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1961年，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九中全會講話這一時期以後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逐步地重新出現新的景象。中國對內克服了困難，對外頂住了蘇聯領導集團的壓力，還清了對蘇聯的全部債款（主要是抗美援朝中的軍火債款），並且大力支援了許多國家人民的革命鬥爭和建設事業。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宣布：調整國民經濟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整個國民經濟將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要努力把中國逐步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這個號召由於“文化大革命”而沒有得到實行。
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集體領導下取得的，但是一些相關問題中共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林彪、江青、康生這些野心家又別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長了這些錯誤。這就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文革時期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國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
1966年，各地紅衛兵聚集在天安門廣場1966年中旬毛澤東認為：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民眾手裡。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鬥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民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後還要進行多次。
這些論點主要地出現在作為“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檔案的《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九大”的政治報告中，並曾被概括成為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從而使“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一語有了特定的含義。這些“左”傾錯誤論點，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
“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中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
全國動亂
從“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到1969年4月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是文革的第一個階段。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
這兩次會議相繼通過了《五·一六通知》和《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對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和對所謂“劉少奇、鄧小平司令部”進行了錯誤的鬥爭，對中共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錯誤的改組，成立了所謂“中央文革小組”並讓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權力。毛澤東的“左”傾錯誤的個人領導實際上取代了黨中央的集體領導，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熱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主要利用所謂“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乘機煽動“打倒一切、全面內戰”。
1967年2月前後，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政治局和軍委的領導人，在不同的會議上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法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但被誣為“二月逆流”而受到壓制和打擊。朱德、陳雲也受到錯誤的批判。各部門各地方的黨政領導機構幾乎都被奪權或改組。派人民解放軍實行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在當時的混亂情況下是必要的，對穩定局勢起了積極的作用，但也帶來了一些消極的後果。中共“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加強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中共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
摧毀林彪反革命集團
從中共“九大”到1973年8月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是文革的第二個階段。1970年至1971年間發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的事件。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黨的一系列基本原則的結果，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失敗。毛澤東、周恩來機智地粉碎了這次叛變。
周恩來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轉機。1972年，在批判林彪的過程中，周恩來正確地提出要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這是1967年2月前後許多中央領導人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這一正確主張的繼續。毛澤東卻錯誤地認為當時的任務仍然是反對“極右”。中共“十大”繼續了“九大”的“左”傾錯誤，並且使王洪文當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四人幫”，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勢力又得到加強。
江青反革命集團覆滅
從中共“十大”到1976年10月是文革的第三個階段。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開展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同有的地方和單位清查與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活動有關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頭是指向周恩來的。毛澤東先是批准開展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在發現江青等人藉機進行篡權活動以後，又對他們作了嚴厲批評，宣布他們是“四人幫”，指出江青有當中共中央主席和操縱“組閣”的野心。
1976年天安門人們慶祝粉碎四人幫1975年，周恩來病重，鄧小平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和解決工業、農業、交通、科技等方面問題的一系列重要會議，著手對許多方面的工作進行整頓，使形勢有了明顯好轉。但是毛澤東不能容忍鄧小平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又發動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國因而再度陷入混亂。
1976年1月周恩來逝世。同年4月間，在中國範圍內掀起了以天安門事件為代表的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強大抗議運動。這個運動實質上是擁護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共的正確領導，它為後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民眾基礎。
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對天安門事件的性質作出了錯誤的判斷，並且錯誤地撤銷了鄧小平的黨內外一切職務。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團加緊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同年10月上旬，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
文革影響
中國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鐵路和南京長江大橋的建成，一些技術先進的大型企業的投產，氫彈試驗和人造衛星發射回收的成功，秈型雜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廣，等等。
在國家動亂的情況下，人民解放軍仍然保衛著祖國的安全。對外工作也打開了新的局面。
真理大討論
兩年徘徊期
粉碎“四人幫”的勝利從危難中挽救了中國，但“文化大革命”遺留下來的政治、思想、組織和經濟上的混亂還極其嚴重。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和全會形成的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以毛澤東為核心，鄧小平是其重要成員），承擔起艱巨的使命，實現了偉大的歷史性轉折，開創了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
中國共產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領導和支持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惟一標準的大討論。這場討論衝破個人崇拜和“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是經當時中央主要負責人華國鋒批准的《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聯合社論中提出的。）的束縛，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這是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
撥亂反正
十一屆三中全會中的鄧小平中國共產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毅然拋棄“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個不適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左”的錯誤方針，把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這是政治路線的撥亂反正。在確定工作中心轉移的同時，作出實行改革開放，並針對撥亂反正過程中出現的錯誤思潮，旗幟鮮明地強調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這是黨的基本路線的簡稱，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思想開始形成，奠定了新時期黨的基本路線的基礎。
中國共產黨對重大歷史是非作了認真的清理。採取一系列措施，平反冤假錯案，落實了有利於增強中共的團結和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各項政策。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專門作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同時堅決頂住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思潮，維護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肯定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隨著國內局勢的發展和國際局勢的變化，越來越顯示出黨作出這個重大決策的勇氣和遠見。
在撥亂反正基本完成的基礎上，1982年9月召開了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思想，確定分兩步走在本世紀末實現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的目標。隨後又提出第三步到下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戰略。
新時期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從十一屆三中全會起步，十二大以後全面展開。它經歷了從農村改革到城市改革，從經濟體制的改革到各方面體制的改革，從對內搞活到對外開放的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
改革開放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選出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
農村和城鎮的改革
改革從農村開始，這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戰略決策。實行家庭聯產承包，中共中央尊重民眾願望，積極支持試驗，在中國推開。廢除人民公社，又不走土地私有化道路，而是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統分結合、雙層經營，解決了中國社會主義農村體制的重大問題。8億農民獲得對土地的經營自主權，加上基本取消農產品的統購派購，放開大部分農產品價格，從而使農業生產擺脫長期停滯的困境，農村經濟向著專業化、商品化、社會化迅速發展，廣大城鄉人民得到顯著實惠，帶動了整個改革和建設事業。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是中國農民的又一個偉大創造。它為農村剩餘勞動力從土地上轉移出來，為農村致富和逐步實現現代化，為促進工業和整個經濟的改革和發展，開闢了一條新路。
適應改革從農村向城市發展的新形勢，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個決定提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畫商品經濟，突破把計畫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發展，為全面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論指導。接著，中國共產黨相繼決定對科技體制和教育體制進行改革，並進一步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和任務。
創建經濟特區
鄧小平在深圳蛇口“眺望蛇口工業區興辦深圳、珠海、汕頭、廈門4個經濟特區是對外開放的重大步驟，是利用國外資金、技術、管理經驗來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嶄新試驗，取得了很大成就。實踐證明，經濟特區姓“社”不姓“資”。在興辦經濟特區之後，又相繼開放沿海十幾個城市，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閩東南地區、環渤海地區開闢經濟開發區，批准海南建省並成為經濟特區。對外開放不斷擴大，兩億人口的沿海地帶迅速發展，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
加強精神文明建設
改革和建設的順利進行，需要強有力的思想和政治保證。中國共產黨提出一系列“兩手抓”的戰略方針，強調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犯罪；一手抓經濟建設，一手抓民主法制；一手抓物質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作出《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指出精神文明建設必須是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精神文明建設，是促進全面改革和實行對外開放的精神文明建設，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精神文明建設。黨還強調在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都要進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教育和鬥爭。
一國兩制
為了解決香港、澳門、台灣的問題，實現祖國統一，鄧小平尊重歷史和現狀，從實際出發，提出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偉大構想，即在中國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在香港、澳門、台灣地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1982年9月，他在同英國首相會見時，闡述了中國解決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維護了祖國的主權和尊嚴。1983年他提出解決台灣問題的“六條”方針，強烈表達了和平統一祖國的願望。他針對分裂中國的圖謀，強調不能放棄用非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
中共十二大以後，中國按照“一國兩制”的構想解決香港和澳門回歸中國的問題。在經過兩年的談判後，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兩國政府領導人在北京正式簽署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聯合聲明中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香港問題的解決為澳門問題的解決提供了範例。經過談判，1987年4月13日中葡兩國政府領導人在北京簽署了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聯合聲明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1999年12月20日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
國民經濟三步走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召開了中共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的主要歷史功績，是比較系統地論述了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明確概括和全面闡發了中共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確認了鄧小平提出的三步走的經濟發展戰略：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20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個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已開發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大會高度評價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開始找到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意義，強調指出，這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繼找到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實現第一次歷史性飛躍之後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
政治風波
十三大以後，在國際國內的複雜艱難情況下，中國克服種種困難，實現了社會穩定、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中國經濟從1984年到1988年經歷了一個加速發展的飛躍時期，展現了農業和工業、農村和城市、改革和發展相互促進的生動局面，整個國民經濟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同時在前進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主要是物價波動大了一點，重複建設比較嚴重。
中國共產黨決定用一段時間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以利於更好地推進改革和建設。1989年春夏之交發生了一場政治風波，中共平息在北京發生的反革命暴亂，捍衛了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維護了國家根本利益，保證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繼續前進。與此同時，中央明確宣告，黨的基本路線和十三大的決策是正確的，絕不因為發生這場政治風波而動搖。
第三代領導集體時期
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選出新的中央領導集體。經過四中全會、五中全會，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有計畫、有步驟地實現了順利的交接。中共中央全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繼續抓住經濟建設這箇中心，努力糾正“一手比較硬，一手比較軟”的現象，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和黨的建設工作。在國際局勢劇變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按照冷靜觀察、沉著應付的方針，堅持把注意力集中在辦好自己的事情上，相繼作出關於加強廉政建設的決定，關於進一步治理整頓、深化改革的決定，關於加強黨同人民民眾聯繫的決定，關於上海浦東開發開放的決策，關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八五”計畫的建議，關於搞好國營大中型企業的決定，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決定。中國共產黨在歷史關鍵時刻作出的這些重大決策，是完全正確的。
中國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一個穩定的國內環境，也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鄧小平提出了一整套外交戰略。他提出，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要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他主張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和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準則。他強調中國永遠屬於第三世界，永遠不稱霸。
在他的主持下，實現了中美建交，締結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恢復了中蘇兩黨兩國的關係，發展了同周邊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友好關係。他對許多國家進行了訪問，接待了許多國家的領導人。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際風雲變幻，社會主義事業出現嚴重曲折的局勢，他提出要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要把國家的主權和安全始終放在第一位。鄧小平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爭取有利的國際條件，為維護世界和平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
鄧小平南巡
1992年初，鄧小平視察南方發表重要談話，科學地總結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基本實踐和基本經驗，從理論上深刻地回答了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特別是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關係問題。談話強調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要求我們思想更解放一點，改革開放的膽子更大一點，建設的步子更快一點，千萬不可喪失時機。同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全體會議，完全贊同鄧小平的重要談話，認為談話不僅對當前的改革和建設，對開好中共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而且對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接著，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作出關於加快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一系列決定。
1992年10月，召開了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以鄧小平南方談話和十四大為標誌，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入新的階段。
現代化建設
1993年，中共十四大召開十四大以後，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舉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旗幟，領導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按照十四大的部署，抓住機遇，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發展，保持穩定，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一貫堅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兩手抓，實現了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提前達到了鄧小平確定的“三步走”發展戰略中的第二步戰略目標，經濟和社會發展取得了重大新成就。
1995年達到57600多億元，提前5年實現了原定2000年比1980年翻兩番的目標；經濟體制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對外開放的總體格局基本形成；城鄉人民生活繼續改善。“八五”期間，扣除物價因素，城鎮居民人均生活費收入年均增長7.7%，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4.5%；各項社會事業全面發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設取得進展，安定團結的局面進一步鞏固。
1996年10月10日中共十四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決議》提出了中國以後15年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主要目標。
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逝世。
香港回歸
香港回歸1997年7月1日，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 中英兩國政府香港政權交接儀式在香港舉行，宣告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李鵬和英國王子查爾斯、首相布萊爾等出席儀式。
中國政府實現了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香港回歸祖國，標誌著“一國兩制”構想的巨大成功，標誌著中國在完成祖國統一的道路上邁出了重要一步。
中共十五大
1997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十五大確立了以鄧小平理論為黨的指導思想，提出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明確了中國跨世紀發展的奮鬥目標和任務。為貫徹十五大精神，中央先後召開七次全會，分別就農業和農村工作、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制定“十五”計畫、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等重大問題，作出決定和部署。在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第四代領導集體時期
2002年11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大會的主題是：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繼往開來，與時俱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奮鬥。大會對中共的十五屆以來的五年工作和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十三年偉大實踐的基本經驗進行了科學的、全面的總結；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對中國經濟、政治、文化建設和改革等各方面的工作進行了全面部署。
十六屆一中全會選舉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曾慶紅、黃菊、吳官正、李長春、羅乾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錦濤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江澤民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批准吳官正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2003年3月5日－18日 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舉行，選舉胡錦濤為國家主席，江澤民為國家中央軍委主席，吳邦國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曾慶紅為國家副主席，決定溫家寶為國務院總理。
抗擊非典
2003年春天中國遭遇一場非典型肺炎疫情重大災害。面對非典疫情的嚴峻考驗，中國在中共中央、國務院的領導下，堅持一手抓防治非典，一手抓經濟建設，奪取了防治非典工作的階段性的勝利。7月28日，胡錦濤在全國防治非典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對防治非典工作取得的階段性重大勝利進行總結。
廢除農業稅
從2004年開始，農村稅費改革進入新的階段，中央明確提出了取消農業稅的目標。當年3月，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宣布中央將於五年內取消農業稅的決定。由此，農村稅費改革由“減輕、規範、穩定”的目標轉向逐步降低直至最終取消農業稅。國務院開始在全國降低農業稅的稅率，還選擇了黑龍江、吉林兩省進行全部免除農業稅的試點，並取消除菸葉外的農業特產稅，同時對種糧農民實行直接補貼、對部分地區農民進行良種補貼和購置農機具的補貼。“兩減免、三補貼”的政策，使農民直接得到實惠450億元。
2005年，又全面取消牧業稅，同時加快降低農業稅稅率的步伐，並鼓勵有條件的省市區自主進行免徵農業稅的試點。當年上半年，已有27個省區市決定全部免徵農業稅，另外四個省市區中的多數縣市免除了農業稅。正式取消農業稅，已是水到渠成。
2005年12月29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決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廢止《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由此，國家不再針對農業單獨徵稅，一個在中國存在兩千多年的古老稅種宣告終結。
構建和諧社會
2006年10月，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到2020年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工作原則和重大部署。
中共的十六大第一次把“社會更加和諧”作為黨的重要奮鬥目標。隨著改革發展的不斷推進，中共對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認識和實踐不斷深化。
2004年9月，中共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歷史任務，明確提出，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是鞏固黨執政的社會基礎、實現黨執政的歷史任務的必然要求。要適應我國社會的深刻變化，把和諧社會建設擺在重要位置。
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上作報告2005年2月19日，胡錦濤在中央黨校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進一步闡明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內涵，指出：“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2005年10月，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確定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必須抓好的一項重大任務，並提出了工作要求和政策措施。
在此基礎上，2006年10月，中共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專門作出《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明確了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性質及其定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指導思想、奮鬥目標和主要任務以及必須遵循的正確原則。《決定》著重從五個方面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出了工作部署：一是堅持協調發展，加強社會事業建設；二是加強制度建設，保障社會公平正義；三是建設和諧文化，鞏固社會和諧的思想道德基礎；四是完善社會管理，保持社會安定有序；五是激發社會活力，增進社會團結和睦。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中共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全局出發提出的重大戰略任務。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戰略任務的提出，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由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三位一體發展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位一體，從而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模式更加清晰。這是中共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取得的又一個新的認識成果。
北京奧運會
北京奧運會進入21世紀，中國再次作出決策，支持北京市申辦2008年第二十九屆奧運會，13億中國人民又一次向國際社會表達了舉辦奧運會的熱切期望。2001年7月13日，國際奧委會作出決定，將第二十九屆奧運會舉辦權授予中國北京。
2008年8月8日至24日，舉世矚目的第二十九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在中國北京成功舉辦。北京成功舉辦第二十九屆奧運會、第十三屆殘奧會。中國政府堅持貫徹綠色奧運、科技奧運、人文奧運理念，發揮舉國體製作用，依靠廣大人民民眾，堅持開展國際交流合作，為北京奧運會、殘奧會的成功舉辦提供了堅強保障。共有204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團1萬多名運動員參加本屆奧運會。中國體育代表團在奧運會上獲得51枚金牌、21枚銀牌、28枚銅牌，位居金牌榜第一位；在殘奧會上獲得89枚金牌、70枚銀牌、52枚銅牌，位居金牌榜和獎牌榜第一位。
中國夢
2012年11月，在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一中全會上，習近平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 2013年3月23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發表演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最偉大的夢想，我們稱之為“中國夢”，基本內涵是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