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中國農民工30年遷徙史:洪流》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圖書目錄
代序 農民工與中國現代化黃常開
第一部 反叛土地的農民（1981-1984）
綜述
觀察
第一組 樣本從田裡拔出腳，變成一個商人
第一篇 溫州永嘉：像老鼠一樣販賣紐扣
第二篇 安徽樅陽：貨郎走天下
第二組 樣本摘衣帽做工人
第三篇 樂清柳市：就算被抓，也要辦廠
第四篇 山東桓台：揮瓦刀斬窮根
第三組 樣本輸出勞務，翻越城鄉高牆
第五篇 四川儀隴：農民工“闖京城”
第六篇 廣東電白：“築”夢他鄉
第四組 樣本走天涯，闖世界
第七篇 福州長樂：偷渡美國討生活
第八篇 福建福清：丟掉鋤頭闖東瀛
大事記
第二部 跨一隻腳進城（1984-1988）
綜述
觀察
第一組 樣本農民工造城辦廠，離土不離鄉
第一篇 浙江蒼南：中國第一座農民城
第二篇 江蘇無錫：先上田再上班
第三篇 四川綿陽：小鎮上的“絲妹”
第二組 樣本、城市拓荒者“打工妹”群像
第四篇 深圳蛇口：流水線上的寂寞青春
第五篇 四川金堂：川妹南下探路
第六篇 黑龍江哈爾濱：離開熱炕頭當保姆
大事記
第三部 洪流席捲中國（1989—1999）
綜述
觀察
第一組 樣本中原動，全國起大潮
第一篇 河南信陽：中原第一縣農民工突圍
第二篇 河南固始縣：呼親喚戚，家族遷徙
第三篇 山東榮成：離鄉與出國，交匯兩股“民工潮”
第四篇 四川涼城：遲來的騷動
第五篇 山西平遙：上田下礦，舊村“空心”
第六篇 西藏拉薩：高原淘金夢
第二組 樣本打工夢想，當自己的老闆
第七篇 江西廣豐：開著挖掘機去“打工”
第八篇 湖北監利：兩代農民的波鋁突圍
第三組 樣本潮來潮往，潮起潮落
第九篇 湖南湘西：打工歸來的村支書
第十篇 湖北恩施：苗寨回流創業難
第十一篇 四川成都：登廣告喊鄉親回家
大事記
第四部 留不下的城回不了的鄉（2000—2008）
綜述
觀察
第一組 樣本城市戶口，一道跨不過的政策坎
第一篇 山西店灣：挖煤20多年仍看不到希望
第二篇 廣東深圳：20年打工難換“市民”身份
第三篇 廣東東莞：他們是世界工廠里無法標準化的“機器”
第四篇 新疆石河子：種地和進城的兩難
第二組 樣本無名分，城市白居不易
第五篇 北京：打工老師的遭遇
第六篇 浙江寧波：隔閡與融入
第七篇 重慶：拆戶籍籬笆，農民工望城卻步
大事記
第五部 新生代農民工迷失在城市裡的一代（2009— ）
綜述
觀察
第一組 樣本新生代農民工上崗
第一篇 廣東韶關：90後打工妹和老闆談工資
第二篇 河南信陽：讓工日本人來種地
第二組 樣本農村城市兩茫茫，路在何方？
第三篇 安徽阜陽：此生已是城裡人
第四篇 湖北黃石：寧願在城市的角落漂
大事記
記者手記
專家視角 黨國英
附 《南方都市報》特別報導組名單
跋 張蜀梅
編後記 王鈞
後記
為農民工寫史，一次大浪淘沙的艱難歷程
一、現狀及源起
2010年5月始，深圳富士康發生多起員工跳樓事件，經濟成長模式與新生代農民工訴求之間的矛盾，引起媒體和社會關注和討論，情感倫理、工廠封閉管理制度、農民工與社會關係諸多方面都被涉及，但始終無法停止跳樓的持續發生，那幾乎成為當年的一個魔障。《南方都市報》開始從更長時間維度來考量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
我們注意到，一些生產力結構及社會制度轉型正在被無形力量推動發生著變化：2009年，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3億人，外出農民工數量為1．5億人，其中，16歲—30歲的占61．6%。據此推算，2009年外出新生代農民工數量在8900萬左右，如果將8445萬就地轉移農民工中的新生代群體考慮進來，我國現階段新生代農民工總數為1億人左右。這表明，新生代農民工在我國2．3億(2008年為2．25億)職工中，已經占將近一半。
201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發布一號檔案《關於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提出“穩糧保供給、增收惠民生、改革促統籌、強基增後勁”的20字基本思路方針。新華社撰文分析稱，“強力推動資源要素向農村配置是其最大亮點”。檔案首次突出“城鄉統籌概念”，並首次提到“新生代農民工”這一概念。同年6月，廣東出台農民工積分制入戶城鎮工作指導意見，農民工及其隨遷人員可通過積分制入戶城鎮、融入城鎮。8月，重慶第一次允許在主城區務工經商5年以上或購買商品房的農村居民自由落戶城鎮，並在醫療、教育、就業、養老等方面享受與城鎮居民同等待遇和權利。
關於農民工的歷史及正在更迭的代際變化，讓全面看待和梳理改革開放30多年農民工歷史進程變得順理成章。
就在這年8月盛夏的一個下午，時任《南都》執行總編莊慎之在《南方都市報》工作平台上召集部分編委成員發起了一個討論：有一個農民工歷史的選題，大家覺得是否值得做該怎么做？他個人認為這個想法非常有價值。話題一拋出，即刻得到時任南都總編輯曹軻常務副總編輯任天陽的支持。那一刻，我提出了對這個題材的想法：它的難點在於站在寫史的角度，農民工遷徙路線的權威性廣泛性(特別是數據)，以及具體人物和個體鄉村所要承擔的標本意義。所以難在樣本的選擇和數據的獲取和觀點的突破。一是人物要有雕塑感，要能代表30年的各個節點，並能打動人，從裡面產生時代人物是必須的。二是鄉村史。鄉村經歷數次放空和回流，30年農民工史離不開鄉村處境。鄉村的選擇和敘述也很關鍵。三是制度的變遷與思考，考驗我們這個題材能走多遠。綜上所述，首先要解決一個智囊團隊的問題：尋找到當代研究農民工問題、正在做農民工遷徙問題的專家和研究團隊，達成合作，進行初期研討，確立基本觀點、路徑，這是開題第一步。然後考慮建立我們的採訪團隊去落實每一組樣本的蒐集篩選。最後才是篩選樣本進行採訪寫作。基於以上見解，報社委派我來牽頭執行。
一切因此而拉開大幕。我為之有躍躍欲試的激情澎湃也深感浩如煙海的茫然無序。如上所述，首先需要建立方法論。在接下來的一個月時間裡，我們翻閱並參考了諸多書籍，我寫下最初的農民工操作方案指引。最後定題為《中國農民工30年遷徙史》，從1978年算起，基於30年的坎早過，其實這裡提30年更是個時代的概念，而不拘泥於某個具體的時間刻度。
進入這個領域我們發現，至今無人無專門組織系統為30年來農民工參與改革開放帶來的鄉村、城市及農民工群體改變進行寫作。當然，類似的書籍有一些，都是從局部、個案的角度來寫，比如早年陳桂棣《中國農民調查》，以及最近出版的梁鴻新書《中國在梁莊》等。《南都》有最豐富的新聞人才資源，可以承擔寫史所需要的較長線和較複雜的任務；而《南都》一直以“記錄時代進程為己任”，如果日常記錄是碎片式的，那么這次可以完成較系統的以新聞角度寫史的嘗試。這次立足遷徙史，也是除了日常的個案關注之外，想藉此機會尋找歷史的必然邏輯：農民工是如何在中國完成一次次從鄉村走出來，按照什麼樣的路徑，從哪裡走出來，又走向了哪些地方，最後又是出現了怎樣的回流，回歸農村。這個過程當它發生後，就會有路徑顯現，就成了一種不可隨意塗改的歷史，不會不存在，只是需要找出來，寫下來。當然，依然會更多地使用講故事的方法來寫。
其實這個題材既有社會調研的要素在裡面，所以跟專家合作是最好的。這個工作交給了南都首席記者韓福東，經過多方聯繫，確立與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合作，由他們給我們提供智力支持，撰寫基於學術意義的史綱方案。
二、研討及策劃
時間很快滑動到2011年初。在年初的編委會上，我鄭重提交了操作方案並獲得通過。3月12日在全國兩會期間，為了汲取更多專家意見，我們在北京召開了一場專家座談會。這場題為《中國的選擇和路徑——中國農民工30年遷徙史大型調研啟動》的會議，諸多研究農民及農民工領域的專家學者作家悉數到齊，為我們的想法予以高度鼓勵並寄予殷殷厚望。他們是華中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院院長、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徐勇，華中師大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徐增陽。零點研究諮詢集團公共事務部總監範文，該機構是中國最大的從事農民工調查研究的獨立機構，在1992年到2002年期間，每年都有關於農民工的若干研究項目，當然也包括與政府的勞動部門合作從事農民工就業的研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研究員、中國農村勞動力資源開發委員會副秘書長崔傳義，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遷移研究中心”負責人、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所副研究員，社會保障研究室副主任張展新。《中國農民工問題研究》總報告起草組專家成員顧益康，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文系副教授、《中國在梁莊》作者梁鴻等。研討會主題圍繞：一、他們改變什麼：(1)巨觀角度，30年因農民工遷徙而呈現的地域特色及人文改變：(2)中觀角度，遷徙對城市經濟、村鎮構成帶來的改變；(3)微觀角度，農民工的生存方式及家庭構成方式的改變。二、生存情境：法律與政策層面的演進，農民工面臨的現實約束，未來的可能方向。三、比較：(1)縱向，與中國歷史上遷徙之對比：(2)橫向，從西方和其他轉型社會的階層遷徙中，尋求借鏡。
研討會給我們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方法論，會後，我們與華中團隊確立了合作關係。執行方案進入到寫作過程中。首先由徐增陽老師為我們撰寫了專家方案，我們在此基礎上，由南都新聞傳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南香紅修改成為新聞策劃大綱。同時，團隊開始組建。這將是《南都》歷史上第一次長戰線的採訪，無法靠一個新聞部門來完成。因此，從一開始，就考慮從時事新聞中心300多名采編人員中進行遴選，考慮與日常新聞操作不產生衝突，最後是從10個下屬新聞部門抽調了45名記者，10名編輯以及6名中層幹部管理人員參與，視覺中心也先後投入10名攝影記者參與。在此基礎上，我對這支龐大隊伍進行了系統分組，按年代為序，再細分為5個小組，實行交替脫產和采寫，每個小組配備了一位統籌人，負責所在小組執行年代的細化方案的制定並安排記者執行。南香紅和我成為稿件的最終把關人。為了讓來自不同新聞部門的記者編輯能對這個題材有更深遠的歷史把握，我倆還千方百計開出了一系列書單並進行了訂購，下發給各組記者閱讀。這些書單的名錄包括：《農民進城就業與市民化的制度創新》崔傳義(作者)、《中國農民流動觀察》崔傳義，《社區透視和制度變遷研究》侯亞非、張展新(作者)《城市化進程中的農民工：來自珠江三角洲的研究》蔡禾、劉林平(作者)，《在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的農民工問題研究》簡新華、黃錕(作者)，《鄉土中國》及《江村經濟》費孝通(作者)，《金翼：中國家族制度的社會學研究》林耀華(作者)，《街角社會》威廉·富特·懷特美(作者)，黃育馥(譯者)等。
整個四月，團隊處於學習蒐集材料並擬訂更詳細的執行方案的過程。根據專家建議，我們分為四個歷史時期來操作：1．“洗腳上岸”：農民工遷徙的萌動(改革開放初期——1984年)；2．“進廠不進城，離土不離鄉”：就地轉移的農民工(1984年—1988年)：3．“進廠又進城，離土又離鄉”：跨區域流動的農民工(1989年至今)；4．2008年一今：新生代農民工登場；5．增加遷入地專門調查。
三、採訪及呈現
5月，第一撥團隊出發，開始了為期半年的採訪執行。在此過程中，我們對每一位記者提出了對樣本所在地必須蹲點2周左右的死命令，許多記者經歷了無數次改稿經歷。這是一次痛苦的化蛹成蝶的過程。6月22日第一篇報導《農民工改變中國》中提出：“我們始終認為，農民工是中國過去30年發展最重要的人力驅動力；也是今後很長一個階段內，中國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過程中最主要的人力資源。關注他們，就是關注未來中國。”定調準確有高度，引發讀者共鳴。這組報導的開篇《第一批農民商人從浙江永嘉誕生》(6月22日刊發)，記錄了上世紀70年代末浙江永嘉一批普通農民從販賣紐扣到形成全國首個農村專業市場的歷程，展現了農民“洗腳上岸”時期遷徙的萌動。這組稿件推出見報的時候，正當廣東潮州和廣州新塘兩起外來工和本地人衝突的社會事件餘波未了，我們態度鮮明地打出大標題“農民工改變中國”，表明了立場，肯定了農民工的社會價值，在網路上傳播後獲得不少肯定。
7月6日推出的《四川儀隴：1984年副縣長帶領農民工“闖京城”》以1984年四川儀隴縣委副書記、常務副縣長張思智率先組織30多名農民闖蕩北京城，從而引發後來的30萬勞務大軍的故事，講述中國最早一批由政府組織向省外輸出的農民工的故事。
8月9日推出的《河南信陽固始縣：中原第一縣的農民工突圍》則展現了從上世紀80年代末期開始，到如今外來務工人員突破50萬人的農民工大縣的故事，展現了80年代農民工“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特點。
1989年—2008年這20個年頭是自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工遷徙史最為複雜波折、最為跌宕起伏的時期。國家政策數次波動、市場化浪潮席捲、與國際環境對接等諸多外部環境風險裹挾下，農民工遷徙的步調顯得侷促，甚至悲壯。
這組報導在歷史大背景下展現改革大浪潮下，農民工群體洗腳上田，外出務工的勇氣、艱辛與奮鬥，有利於全社會了解、理解農民工這一特殊群體，緩和各階層之間因誤解導致的矛盾情緒，為社會管理創新提供一手資料和政策參考。
到2012年1月，持續半年的42篇編年史系列報導收官。記者的足跡橫跨全國26個省份40多個縣市。而這遠未結束。基於社會學角度的專門史部分還將涉及至少24個樣本，我們依然在路上，當農民工的歷史一旦進入撰寫，才發現是不盡的江水，滔滔不絕盪氣迴腸，未到終結時。在臨近201 2年春節時，記者們還在為此報導繼續奔忙，他們要為來年的第二個系列《中國農民工30年遷徙史之專門史》繼續著一線采寫工作。四、得失之間
在這段埋頭奔忙中，今年年初傳來好訊息，《南都》的這組系列報導為《看歷史》雜誌社及騰訊網以全國非常強大的專家團隊獨立評選為“國家記憶2011致敬歷史記錄者”唯一“年度歷史寫作媒體大獎”。感謝他們對我們努力的鼓勵！它將激勵我們更奮勇前行。南香紅在回顧這組報導的統籌工作時說：讓她最感慨的是《南都》的執行能力，這么多記者，大大夏天深入到農村採訪，有的稿子往返幾次，只能《南都》能做成這樣大範圍的調查。原本想做成一個社會學田野調查和新聞專業調查相結合的範例，但後來的呈現有沒有完全達到構想，一方面是記者缺少經驗，二是時間不夠。但對記者隊伍的培養是一個好的實踐。這件事本身也為南都自己執行大的調查、大統籌策劃運作方式上提供成熟的經驗，以後的操作可依此進行。
得失之間，其實確有遺憾和經驗：首先是因為第一期操作的是1978年到1984年，那個時期的歷史資料比較少、比較難找，給我們選點和了解背景信息都造成了一些困難。而且這次抽調的記者來自多個新聞部，人員多，大家的特長也不盡相同，所以稿件的風格上面差異比較大，這也給編輯和統籌人員在後期處理稿件增加了難度。
當然首先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中國如此廣袤，幾乎每個城市都有農民工流入，樣本區域究竟該如何選擇？
以第五組為例：該組所負責的主題是：農民工在流入地。本組稿件要完成的任務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覆蓋中國農民工主要流入地，既呈現整體大趨勢，又反映地區差異。需要選擇若干樣本，呈現農民工在流入地的工作生活狀態，相對於前幾組，本組更多是立足於流入地，呈現農民工當下的生存狀態。要涉及的元素包括：工資收入、工種、工作時間、居住環境、家庭賬本、心理狀態、與本地人的融合及文化衝突、子女教育、社保、入戶等政策、與故鄉的聯繫、老鄉間的組織形式、官方和民間社會組織的介入、金融危機及政府產業升級轉型的影響，以及權力意識覺醒、甚至參政現象的出現。經過討論，還是確定以中國幾個主要經濟區為代表，即在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華北、華中、西南，以及新疆、西藏分別選擇一個樣本，能從這些樣本中反映出中國農民工的共性和區域差異。第二步就是將任務分解，組內記者分別認領一個區域，初步摸底，根據當地農民工實際情況，以及記者能聯繫到的採訪資源，在各自區域內再確定一個具體的城市樣本。最終確定了深圳、東莞、北京、大同、寧波、武漢、重慶、拉薩、石河子9個城市。第三步面臨的問題是，每個城市樣本的主題是全面綜述，還是有所側重？經過討論，為了更鮮明的表達，還是確定每個城市樣本要有各自的主題。根據各地實際情況，各樣本擬定主題如下：深圳：農民工的市民化進程；東莞：農民工的邊緣化生存；北京：農民工在城市的社會保障問題；寧波：農民工的城市自治；武漢：產業轉移背景下的農民工；重慶：戶籍改革背景下的農民工。另外三個樣本則更多地是從地理特徵上的考慮：大同：礦難頻發背景下的礦工生存狀況；石河子：從內地農民到邊疆農民的轉變；拉薩：旅遊業興旺和西部大開發背景下的高原移民。
但是，在實際採訪過程中，主題要根據現實不停地校正。比如，關於武漢區域農民工的採訪，此前，綜合媒體報導、專家研究得出的判斷，應該是在這兩年產業轉移的大背景下，有大量的農民工從沿海回流到中部。在記者實際走訪中，這種情況確實有，但是，和想像的還是有差距，並沒有想像中的規模。不可否認，在接下來這種現象會越來越鮮明，但目前還只是處於過渡期。所以，負責中部區域采寫的記者王文杰不得不再次調整采寫方向。在採訪中，他了解到，產業轉移，其實不僅僅是從沿海轉到內地，在一個城市內部，這種轉移也在悄然發生。在武漢有名的漢正街，曾經聚集有10萬農民工，但隨著城市的升級改造，漢正街也要從前店後廠的模式轉型為更高端的商業街。這些拉板車的農民工也不得不跟著轉移或轉型。最終確定了這樣一個主題：城市升級改造下的農民工生存狀態。
第四步，具體樣本對象的選擇。最初的構想是，選擇城市中某個城中村、工業區、街道作為樣本，呈現和解讀農民工的城市聚居生態。在敘述方式上，希望通過人物之間的關聯性交叉展開，呈現同一個農村區域出來的農民工在城市中的分野、聚合，折射出二元結構下的矛盾、困境，當然還有信心。在人物選擇上，涵蓋下面三種人物(以第二種為主，涉及另外兩種)：成功擺脫農民工身份、融入城市者，比如通過各種努力和機遇取得正式城市戶口者，張全收、胡小燕等雖然還打著農民工的旗號，但事實上他們已經明顯區別於大部分農民工。處於中間地帶者，長期在城市工作居住，但從戶籍、子女教育、社保、固定房產等方面，又都無法得到城市人身份。這部分是目前大部分農民工的真實狀態。灰色地帶者，每個城市都有一部分農民工遊走於違法犯罪、流浪乞討等地帶，這部分群體也不能迴避。當然，不是每一篇都要涉及到這三種類型的人。
每一次的篩選和思考都是一次對中國農民工處境的重新認識和度量，就是這樣，這個龐大的團隊走過了過去半年，還將繼續走下去。在此，向花城出版社和華中師大中國農村研究院對於這個項目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謝。特别致謝林宋瑜女士和徐增陽博士及提出最初題材想法的南方日報機動部副主任張蜀梅女士。
《南方都市報》副總編輯王鈞
2012年2月6日
序言
農民工與中國現代化
黃常開/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副總編輯、南方都市報總編輯
寫此文時，2012年春運正開始。據最新預計，這個春運全國客流人次將達31．58億，相當於平均每箇中國人出行兩次以上。在這場人口大遷徙中，農民工無疑是最顯眼的一群。
且不論數億人在城鄉間鐘擺式移動，堪作人類史上的奇觀。在積貧積弱的中國謀求富強之際，農民工更以廉價的機械式勞動，創造了中國經濟的一輪騰飛，堪作中國現代化的一股強力。
農民工，一個千百萬個中國共用的名字，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稱謂，一個注定要消亡的辭彙！
一、農民工的產生與作用
農民工的產生，起於1978年前後，蓬勃於1984年左右，約在1988年達到爆發，開始在全國大規模跨區域流動。
這股勞動力資源的出現和壯大，是中國各種歷史因素和現實條件綜合作用下的結果。
農村率先改革了，人民公社逐漸成為過去式，代之以包產到戶。有限的耕地上立即釋放出了大量剩餘勞動力，他們可以自由地選擇出路，包括進城務工。
隨後而來的是城市改革，外資進來了，樓房建起來了，車間機器轉動了，以城市為據點的工業化，一時間豐富了社會分工，大大增加了對勞動力的需求。
城市與農村互為選擇，形成了一股農民工進城的潮流。
在浙西、閨西、粵西等沿海二線地區，農民開始擁向附近的城鎮；在蘇北、皖南等長江流域地區，農民向長江邊的傳統碼頭城鎮靠攏。從1978年到1988年，中國的沿海地區尤其是珠三角、長三角地區，興起了大批鄉鎮企業，成為就近吸收農村剩餘勞動力的主渠道。
1989年，隨著改革進一步深入，當年農民工從10年前的200萬人激增到3000萬人，並開始跨省際區域流動。
苦難深重的中國農民，在忍受了20年城鄉二元體製造成的隔絕之後，衝破了城鄉間的第一層束縛——空間地理的障礙，如血液般流動於中國的機體。他們給未來中國帶來了無限可能性。
二、現代化的路徑選擇與農民工的角色使命
未來中國，必然是一個現代化的中國。
160年來，在現代化道路上，中國走得坎坷，錯過了多次發展機遇。在歐美已開發國家完成了多次產業革命後，中國如何從一個農業國開始其追趕型的現代化過程，其中的路徑選擇只能是與眾不同。
近代西方國家，都是先著重發展工業，由農業國成為工業國，再利用工業的資本和技術積累進行國家的知識化建設。但是落後的現實緊迫感催促著中國三步並作兩步。
首先，中國的工業化本身加速，用30年時間完成了西方國家100年才做到的工業規模。 其次，在工業化的過程中，須同時有計畫地參與全球化，進行知識和科技的儲備，並使之轉化為生產力。
再次，具備一定的科技能力和信息化能力後，國家立即開始產業升級換代，注重綠色與可持續。
30年來，中國在工業化道路上一路快跑，甘冒犧牲發展質量的代價追求發展的高速度，目的就是快速進行一定程度資本和技術積累，在新一輪全球產業革命——信息化中能夠趕上頭班車。
在這種以勞動密集型換取資本密集型，進而實現科技密集型的現代化三步走過程中，農民工承擔著重要的歷史使命。
回望改革開放30多年，誠如華中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院院長徐勇所言，有兩股力量功不可沒，一日鄧小平，一臼農民工。
在世界經濟格局中，中國能夠從落後國崛起為“帶頭大哥”，創造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量，首先是依賴於農民工提供的廉價勞動力成本。憑此一點，“中國製造”就具備了強勁的全球競爭力，賺回了大量原始資本。
這是農民工為中國現代化貢獻的第一作用——為國家工業化積累資本。
同時，農民工的廉價勞動力成本，也讓中國成為吸引外資的熱土。如鄧小平所預料，隨資金而來的，是國際先進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經驗。它們被中國學習和借鑑，助推了中國的自主創新。
這是農民工為中國現代化貢獻的第二作用——為國家信息化積累科技。
此外，農民工前赴後繼進入城市，帶著農業文明與城市文明進行碰撞。他們感受城市的跳躍節奏、學習城市的行為習慣、接受城市秩序規則，不斷調適和改變自己。經過數代延續，如今的新生代農民工已經表現出與現代城市文明的進一步融合。
這是農民工為中國現代化貢獻的第三作用——為人的現代化身體力行。
遺憾的是，儘管農民工的作用非凡，當下他們的所得與付出仍高度不協調。
三、農民工的未來在於城鄉一體化
如前所述，“廉價勞動力”既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優勢，也是農民工沉重的價值特點。
一個悖論在於，只有勞動力由過剩向短缺轉折(即“劉易斯拐點”出現)，才有助於農民工工資性收入的增加，以及在市場中變被動為主動：但是對於國家經濟而言，“劉易斯”拐點意味著人口紅利消失，在國際貿易中失去了一張好底牌。隨之而來的是巨觀經濟結束高增長期，開始低水平增長。
論的另一面是，眼下在巨觀經濟光鮮的背後，代價卻是一代代農民工的整體寂寞。他們變成了冷冰凍的零件，被嵌入中國龐大的生產鏈條中。他們獲得微薄工資性收入，代價卻是整個鄉村社會的潰敗和數代人的城鄉尷尬。
幾乎每一個農民工，都能講出一番在城市務工的心酸事。直到如今，他們進入了城市的殼，但依然進不了城市的心。
一個不能忽視的新情況是，按照現代化的路徑設計，中國已經開始著手轉變經濟成長方式，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將逐漸被淘汰或升級改造，取而代之的是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的可持續發展產業。
那么農民工是否會消失，何時消失，以及用何種形式消失，都頗為學界所關注。
現實的結果是，農民工不可能大規模回到農村去。在中國現代化的遠景規劃中，包含了農業的現代化。一個充分現代化的農業體系，必然拋棄小農經濟，轉而依託機械化、規模化，這將使得農業對勞動力的容納量進一步減小。
理想的結果是，農民工將逐漸融入城市，直至消失成為城市的一員。
如今第二、第三代農民工已經進城，或者本來就已經在城市了。這些接受過義務教育的年輕農民工，具備了接納新事物和融入新環境的能力。他們的知識構成和學習能力，使得他們將逐漸適應產業升級後的用工要求。
隨著城鄉一體化建設的推進，城鄉之間在教育、就業等方面將逐漸取消差別。屆時農村勞動力將和城鎮勞動力一樣，以同樣的標準參與到社會的各行各業。
最新的訊息是，在廣東、河南等地，官方已經表態要逐漸取消“農民工”的概念，代之以城市新居民的稱呼。
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城鄉之間的這種一體化，農民工與城市居民之間的這種無縫對接轉化，都能夠實現。屆時，“農民工”將成為一個歷史辭彙。一代人也就完成了歷史使命。
四、本書的價值
長期以來，學術界與社科界對農民工有許多觀察和研究，並且形成了很有分量的學術性著作。但是如何從改革開放30年的跨度，去對農民工產生、流動作歷史縱深的觀察，如何對農民工給城市和鄉村帶來的改變作更入微的展示，如何跳出把農民工作為單純的生產資料，而從“人”的角度去理解這個獨特群體，本書在這些方面作了嘗試和努力。
本書是南方都市報與花城出版社合作的結果。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為本書的形成提供了智力支持。
《南方都市報》是一份具有全國影響的都市類日報，本身就是中國改革時代的產物，它反過來也一直關注著中國的改革命運。“三農問題”始終是中國的大問題，《南方都市報》對此抱有深沉的感情和長期的理性關注。農民工作為“三農問題”的重要支脈，也一直被《南方都市報》所牽掛。
本書涉及的農民工當事人，多數是從未被大眾媒體所關注的普通人。他們的經歷更具普遍性，他們的講述更平和而未加渲染。本書希望以此謙卑的視角，還原歷史最真實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