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舜時期，皋陶創立“墨”罪，“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懲為賊，《夏書》曰：‘墨、賊、殺、皋陶之刑也。’”
明初的官俸是以糧食計算，到中業折為色俸，有時給鈔，有時財務困難時，竟給蘇木、胡椒為俸，故《明史》稱“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
三代
劉澤華與王蘭仲的《論古代中國社會中的貪污》稱“西周時已有貪污受賄的記載”。
《左傳·桓公二年》：“國家之敗，由邪官也；官之失德，寵賄章也。”
春秋魯國大夫叔向處罰貪官羊舌鮒，論“墨”罪，“殺，棄屍於市。”
漢朝
《漢書·田延年傳》：丞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願以愚言白大將軍。”
唐朝
唐代宗時宰相元載專權貪污，大曆十二年（777年）三月命左金吾大將軍吳湊逮捕元載、王縉二相於政事堂。籍其家，起贓無數，其中取出八百石胡椒。宋代羅大經在《鶴林玉露》一書中感嘆：“臭襪終須來塞口，枉收八百斛胡椒”。
宋朝
慶曆四年（1044年），環慶路都部署兼知慶州滕宗諒因任意使用“公使錢”饋遺游士、犒勞民兵，結果被彈劾，謫守巴陵郡。
明朝
明初朱元璋立下重典，官員貪污60兩銀子，一律押往府州縣衙門左邊的土地廟，設有“剝皮亭”，處剝皮實草之刑。剝皮時如果讓被剝皮者早死了，又規定：“有即斃者，行刑之人坐死。”（葉子奇《草木子余錄》）
洪武十八年（1385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舉告發戶部侍郎郭桓利用職權，勾結其他官吏，私吞太平、鎮江等府的賦稅，又巧立名目，多徵賦稅水腳錢、車腳錢、口食錢、庫子錢、蒲簍錢、竹簍錢、神佛錢等。經過追查，六部的多數官員如禮部尚書趙瑁、刑部尚書王惠迪、工部侍郎麥至德等人皆郭桓同黨，一共三萬餘人斬首示眾，“百姓中產之家大抵皆破”。史稱“郭桓案”。
趙翼的《二十二史札記》載，正統十四年（1449年）王振籍沒時，“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
正德五年（1510年），劉瑾敗後，抄家得“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七百兩。元寶五百萬錠，銀八百萬，又一百 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十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2001年《亞洲華爾街日報》據此將劉瑾列入過去1000年來，全球最富有的50人名單。
正德十六年（1521年），錢寧籍沒時，“黃金十餘萬兩，白金三千箱，玉帶二千五百束”。
正德十六年（1521年），江彬籍沒時，“入公帑者，黃金七十櫃，櫃一千五百兩，銀二千二百櫃，櫃二千兩。”
明代周元《涇林續記》載：“世蕃納賄，嵩未詳知，始置笥篋，既付庫藏，委皆充 。蕃妻乃掘地深一丈，方五尺，四圍及底砌以紋石，運銀實其中，三晝夜始滿，外存者猶無算，將覆土，忽曰：是乃翁所貽也，亦當令一見。因遣奴邀嵩至窖邊，爛然奪目。嵩見延袤頗廣，已自愕然，復詢深若干，左右以一丈對，嵩掩耳返走，口中囁嚅言曰：多積者必厚亡，奇禍奇禍，則嵩亦自知不免矣。”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嚴嵩、嚴世蕃父子倒台時，《明史》稱，抄出來“黃金可三萬餘兩，白金二百萬餘兩， 他珍寶服玩所直又數百萬”。《天水冰山錄》載：“純金器皿共三千一百八十五件，重一萬一千餘兩，玉器共八百五十七件，耳墜、耳環共二百六十七雙，布緞綾羅紗共一萬四千三百餘段，扇柄二萬七千三百餘把，南昌和分宜的第宅房店兩共三千三百間。”嚴世蕃同時又是色情狂，“嚴分宜父子溺器，皆以金銀鑄婦人，而空其中，粉面彩衣，以陰受溺。[1]”北京百姓稱之為“錢癆”。
徐階執政時期，朝野稱之為“名相”。可是其子弟橫暴鄉里，占奪土地達二十四萬畝。隆慶元年（1567年），廣東道監察御史齊康彈劾徐家人橫行鄉里，徐家認為齊康是受徐階的政敵高拱指使。其他言官及時任大理寺丞的海瑞也跟著上疏指責齊康，高拱因此下台，時人謂之“權奸”。後來海瑞當上江南巡撫時，要求徐階退田，徐階退了一些，海瑞還是不滿意，弄得徐階很難堪，最後還在大廳撥糞。
隆慶初年，古田僮韋銀豹、黃朝猛反叛。殷正茂有軍事才幹，但生性貪婪，首輔高拱多給殷正茂二十萬兩，希望他早日平叛，班師回朝。高拱說：“吾捐百萬金予正茂，縱乾沒者半，然事可立辦。”時以拱為善用人。
清朝
康熙對貪污恨之入骨，說，“朕恨貪污之吏，更過於噶爾丹”。但是他曾說：“要杜絕貪污根本不可能”，晚年甚至允許官員貪污，以致政風敗壞，史稱索額圖“貪侈傾朝右”，明珠“簠簋不飭，貨賄山積”[2]，其他如徐乾學、高士奇等皆肆無忌憚地貪污公款。浙江農民“多佃種富室之田，而私其租之半……其有田而耕者什一而已”，高士奇在平湖縣“置田產千頃，大興土木，修整花園”。當時的民謠說：“九天供賦歸東海（徐乾學），萬國金珠獻澹人（高士奇）。”明珠“簠簋不飭，貨賄山積”，索額圖“貪侈傾朝右”，戶部尚書希福納等官吏貪污銀兩二十餘萬，其屬下堂司官等貪污四十餘萬兩等。鳳陽知府蔣國正勒索下屬銀一萬餘兩，宜陽縣令張育徽貪贓四千餘兩，閿鄉縣令白澄貪贓六萬餘兩等[3]。
康熙末年，“各省錢糧虧空甚多”，“府帑虧絀，目不暇給”，私派浮於國課，差徭倍於丁糧”，“生民乏食，物價騰貴”，終於引發了朱一貴等大規模叛亂。甚至康熙本人亦明言：“諸臣為秀才，皆徒步布素，一朝得位，便高軒駟馬，八騶擁護，皆何所來，可細究乎？”對於臣下貪污，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和珅當權的二十多年中，他貪污了二億多兩白銀，兼併了千百萬頃土地，占據了幾百處房產。 在他的保護之下，他的家奴也成了日擲千金的暴發戶。和珅聚斂的財富，竟超過了清朝政府十五年財政收入的總和。和珅成為中國歷史上名副其實的首貪。據《清朝野史大觀·和珅家財》等野史記載，和珅總財產是“八百兆兩有奇（即八億兩）……政府歲入七千萬，而和珅以二十年之閣臣，其所蓄當一國二十年歲入半額而強”。
清代從督撫到州縣，皆聘有幕賓與胥吏。郭嵩燾曾言：“漢唐以來，雖號為君主，然權力實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漢與宰相外戚共天下，東漢與太監名士共天下，唐與后妃藩鎮共天下，北宋與奸臣共天下，南宋與外國共天下，元與奸臣番僧共天下，明與宰相太監共天下，本朝則與胥吏共天下耳。”汪輝祖在《病榻夢痕錄》說，乾隆十七年一個幕賓的“歲脩”為二百六十兩白銀，辦理錢穀的為二百二十白銀。章學誠在《與執政論時務書》中說：“州縣有千金之通融，則胥吏得乘而牟萬金之利；督撫有萬金之通融，州縣得乘而牟十萬之利。”《清稗類鈔》記載，戶部索賄最易，其次是吏部、兵部，戶部的胥吏大多居住在正陽門東和崇文門外，有“東富西貴”之諺。
中華民國
主條目：中華民國貪污案件
《亞洲華爾街日報》認為，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宋子文可能已是全球首富了，1943年時，他的資產估計為七千萬美元，曾投資美國通用汽車和杜邦公司。美國作家默爾·米勒採訪杜魯門總統時，杜魯門氣得大罵：“他們都是賊，個個都他媽的是賊……他們從我們給蔣送去的38億美元中偷去7.5億美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主條目：中華人民共和國貪污案件
2007年9月26日柏林透明國際指出，在一百八十個國家的評比中，中國清廉指數（CPI）第七十二名。
2005年9月“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北京舉行的“亞太反貪腐倡議（Anti-corruption Initiative for Asia-Pacific）”研討會上發表報告指出，隨經濟改革，中國的貪污問題日益猖獗。2004年中國涉及貪污的金額高達4090億元人民幣至6830億元人民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