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概況
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植物標館是一個占地面積約為1萬平方米的大型植物標本館，其
歷史沿革
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植物標館的歷史悠久。其形成與早期發展的歷史與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植物部標本館和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標本館密切相關。
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是在范靜生（1876-1927）等的贊助與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的支持下於1928年由動物學家秉志和植物學家胡先驌在北平創建的。建所初期由秉志任所長，胡先驌任植物部主任，1932年起,胡先驌任所長。自該所創建之日至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以前的這段時期，是靜生生物調查所迅速發展的時期，在人員、設備、圖書資料迅速擴充的同時，標本館建設得到了很大的發展。1937年北平淪陷之後，靜生生物所的生存和發展受到嚴重危脅，特別是1941年珍珠港事件發生後，該所的所址被日軍強占，植物標本館一度受到破壞，部分標本於戰亂中流失。1945年光復以後直至北平解放前這段時間裡，由於國家政治動亂，經濟瀟條，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及其標本館在事實上已瀕臨倒閉。
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創建於1929年。當時，剛從法國歸國的劉慎諤博士在北平大學農學院植物教研室的夏緯英協助下，為該植物研究所的建立作出了主要的貢獻。當時，該所的所址設於北平"天然博物院"（即現在的北京動物園內)，內西北角的"來遠樓"和其附近的數十間平房內。在該研究所創建初期，通過公開招考，引進孔憲武、王作賓、劉繼孟等人，此後 林鎔、王宗訓、蔣杏牆、郝景盛、王雲章、白陰元、郝廷瑞等人先後入所參加工作，積極從事標本採集和標本館基礎建設工作；因而，這一階段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植物標本館發展十分迅速。
1934年中一法文化教育基金會與北平研究院合資興建陸謨克堂,自此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植物標本館由"天然博物院"西北角搬入陸謨克堂，並進入了一個短暫而相對穩定的發展時期。1936年日軍在侵占我東三省之後又逼近冀東，北平岌岌可危。是年，劉慎諤與西北林業專科學校（現西北農學院前身）校長辛樹幟商妥，在陝西武功興辦西北植物調查所。此事一經確定，在翌年冬日，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的主要標本、資料和設備等便遷往陝西武功，同時大部分人員也隨同前往。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在此後的若干年中，因日寇飛機常到武功盤旋轟，日軍亦已逼近潼關，由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遷移到西北植物調查所的大部分標本和資料又不得不運往陝西沔縣保存，直到抗戰勝利後才遷回武功。
1938年北平研究院在戰亂之中遷往昆明，1940年在劉慎諤主持下，在昆明正式建立了昆明植物研究所並建立了相應的標本室。1945年日寇投降之後，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重返北平並在原址恢復發展；此間，在戰亂期間運往武功的植物標本以及來自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大量標本先後分批運回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標本館。
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國民黨軍隊為了負隅頑抗，強占了陸謨克堂及遠來樓等研究與辦公處所，並將有關研究儀器設備洗劫一空。士兵們肆意將植物標本取出並用作座墊、褥墊，用研究資料及書籍充當枕頭，在陸謨克堂附近修建炮兵陣地，在大樓內儲藏槍枝彈藥，致使研究設施，植物標本和研究資料蒙受嚴重損失和破壞。面對這支洗劫文明的隊伍，劉慎諤率領植物所全所人員冒著生命危險，將標本、圖書資料、儀器設備轉移到安全之處保全了植物標本館，並為迎接北平解放從事了大量準備工作。
1950年，對於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植物標本館來說，是一個具有特殊紀念意義的一年。在這一年中，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植物部與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合併，成立了中國科學院植物分類研究所，與此相應，以上兩個單位的植物標本館也實現了重組，由此產生中國科學院植物分類研究所植物標本館；標本館首任館長錢崇澍（1883-1965），當時館藏各類植物標本約20萬份。後來中科院植物分類研究所幾經易名成為而今的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附屬於該所的植物標本館即有現在的名稱--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植物標本館。
成果
撫今追昔，當我們回顧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植物標本館的發展歷史時，我們懷著崇敬的心情特別緬懷和紀念那些曾經為我國植物分類學事業的發展和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植物標本館的建立和建設作出重要貢獻的前輩，他們是：對我國早期植物分類學研究和植物標本採集工作作出重要貢獻的鐘觀光先生（1868-1940），北京靜生生物調查所所長鬍先驌先生（1849-1968），北京靜生生物調查所標本室主任、廬山植物園創始人秦仁昌先生（1889-1986），昆明植物研究所創始人之一蔡希陶先生（1903-1981），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創始人劉慎諤先生（1897-1975）和夏緯英先生（1895-1987）；此外，還有：唐進（1897-1984, 單子葉植物），陳封懷（菊科、報春花科及東北植物），汪發纘（1899-1985, 單子葉植物），俞德俊（1908-1986, 薔薇科及雲南植物），王啟無（雲南植物、苔蘚類），李良慶（1904-1959, 淡水藻類），周宗璜（真菌類），林鎔（1903-1981, 龍膽科、菊科及福建植物），孔憲武（1897-1984, 東北、華北及西北植物、藜科、蓼科、莧科），郝景盛（1904-4956, 忍冬科及樹木學），鍾補求（1908-1981, 桔梗科、玄參科、秦嶺植物），匡可任（胡桃科、雲南植物），簡卓坡（虎耳草科、西南植物地理），王作賓（河北及秦嶺植物），王雲章（真菌），陳伯川（苔蘚），朱彥丞（地衣），王冠儒（禾本科）；關克儉（標本管理、十字花科），夏緯琨（標本管理），劉瑛（標本採集），王宗訓（華北植物及標本管理），傅坤俊（秦嶺植物研究及標本管理），劉繼孟（標本採集），郝廷瑞（標本管理），韓樹金（標本管理），徐連旺（標本管理）等等。
社會影響
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植物標本館能有今天的發展規模和社會影響，是與他們的傑出貢獻分不開的。
在正式建館近半個世紀以來的歷史進程中, 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植物標本館獲得了長足的發展。目前館藏標本的數量已是剛建館時的10倍，在對外交流、館際植物標本交換、業務往來等方面，該館與北美、南美、歐洲、亞洲等諸多國家和地區的90家植物標本館存在業務聯繫，是有關東亞植物的重要標本來源和信息來源。
近年來，隨著現代社會向信息化、數位化方向的邁進, 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植物標本館正在加大力度，促進植物標本館管理的科學化、數位化進程。館藏植物標本條碼化管理和資料庫建立的工作同步展開並已初見成效；標本館計算機信息中心的建立標誌著標本管理已在原有傳統運作方式基礎上發展到了新的高度, 館藏植物標本大型資料庫即將上掛國際網際網路，預示著這個代表國家形象的大型植物標本館與國際上一些大型標本館聯手合作、共享植物標本數據資源的新時代正在到來。顯而易見，以上系統工程全面完成，將使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植物標本館的管理水平步入已開發國家的先進水平，它將有利於最大限度地發揮該標本館的東亞植物標本中心、植物標本信息中心和植物分類研究中心三位體的專業職能，使植物標本館更好地為科學研究和國家經濟建設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