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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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期刊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漢唐時期和宋代的“邸報”。明清時期的《京報》、“宮門抄”、“內閣官報”等也可視作期刊的雛形。現代意義上最早的中文期刊,是1815年8月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在馬六甲創辦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1833年,在廣州有由傳教士郭士立主持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後遷至新加坡),主要刊登宗教、政治、科學和商業方面的訊息與文章。直到中日甲午戰爭前後,中國只有《六合叢談》、《中西聞見錄》、《贏寰瑣記》、《萬國公報》、《四溟瑣記》、《格致彙編》、《寰宇瑣記》、《侯鯖新錄》、《中西教會報》等十幾種中文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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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中國期刊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漢唐時期和宋代的“邸報”。明清時期的《京報》、 “宮門抄”、 “內閣官報”等也可視作期刊的雛形。現代意義上最早的中文期刊,是1815年8月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在馬六甲創辦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1833年,在廣州有由傳教士郭士立主持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後遷至新加坡),主要刊登宗教、政治、科學和商業方面的訊息與文章。直到中日甲午戰爭前後,中國只有《六合叢談》、《中西聞見錄》、《贏寰瑣記》、《萬國公報》、《四溟瑣記》、《格致彙編》、《寰宇瑣記》、《侯鯖新錄》、《中西教會報》等十幾種中文期刊。
戊戌變法至辛亥革命前後,維新派把期刊作為鼓吹變法的工具,各黨派團體和愛國人士也紛紛創辦期刊宣傳自己的主張, 因而期刊一度活躍, 數量曾達幾百種。如強學會主辦的《中外紀聞》,梁啓超擔任主筆的《時務報》(旬刊),南學會主辦的《湘報》,同盟會主辦的《民報》。此外影響較大的還有《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教育雜誌》、《農學報》、《東方雜誌》等。
五四運動前後, 在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 中國的期刊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成為宣傳科學與民主的工具。這時中國的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創辦了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刊物。一些進步團體和個人也出版了一批提倡新文化的刊物。這一時期影響較大的刊物有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 李大釗主辦的《每周評論》, 毛澤東主辦的《湘江評論》,茅盾主編的《小說月報》,郭沫若、成仿吾主編的 《洪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出版的 《萌芽》、《北斗》等。
中國共產黨重視發揮期刊的作用,1921年建黨後創辦的期刊有《勞動月刊》、《嚮導》《先驅》等。抗日戰爭前後,期刊一度有所發展,影響較大的有鄒韜奮主編的《生活》周刊, 以及《讀書生活》、 《中國農村》與《抗戰三月刊》等。但由於當時國民黨政府採取種種控制手段,中國的期刊沒有得到正常發展,至1949年,全國僅有期刊 257種,印數為2000萬冊。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期刊成為社會主義出版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期刊肩負著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宣傳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路線、方針、政策,傳播和積累科學文化知識,豐富廣大人民民眾的精神文化生活,促進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任務。期刊是密切領導和民眾關係的橋樑。人民通過期刊反映自己的願望和要求,行使自己享有的言論和出版自由的民主權利。期刊在科學研究、生產建設和教育工作中發揮重要作用,傳播積累一切有益人類文明進步的思想和觀點,繁榮社會主義的文藝創作,豐富廣大人民民眾的精神文化生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期刊的發展大體可分四個階段:1949~1956年。對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期刊進行了整頓和改造,查禁了少數反動刊物,取締了宣揚腐朽文化的黃色刊物,同時積極組織創辦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期刊。端正期刊的社會主義方向,出現了初步繁榮的局面。期刊種數從1949年的 257種增長到1956年的 454種。印數從2000萬冊增長到 35265萬冊。
1957~1965年,這一時期在黨的“雙百”方針指引下,期刊曾一度迅速增長。但由於1958年後“左”的錯誤的影響,期刊的種數和印數曾一度大幅度下降。1962年以後,在黨的正確方針指導下,期刊又相應地得到恢復和發展。至1965年期刊的種數和印數分別達到 790種和 44066萬冊。
1966~1976年,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全國絕大部分期刊被迫停刊,至1969年全國期刊種數僅剩20種,印數為4589萬冊。1971年以後,期刊有了一定的恢復,至1976年中國期刊的種數恢復至542種,印數至55783萬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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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以後,中國的期刊出現空前繁榮的局面,特別是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黨的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方針指導下, 期刊的數量、 質量、品種全面發展,種數從1977年的 628種發展到1987年的5687種,印數從 55902萬冊發展到258965萬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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