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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認識儒學對中國古代政治發展的作用，尋找儒學與中國古代社會的結合點；如何認識馬克思主義對近代中國政治進步的作用，尋找馬克思主義與近代中國社會的結合點(被近代中國所接受的歷史條件)；如何認識儒學與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的關係，尋找儒學與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社會的結合點，以馬克思主義改造儒學，這無疑是當代中國在儒學與馬克思主義這兩個學術研究領域中都無法迴避的時代課題。劉惠恕教授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力作《中國政治哲學發展史——從儒學到馬克思主義》以歷史—上居於統治地位的國家政治指導理論的內涵、外延、產生、變革的政治哲學思想為主線，緊緊環繞著這三大命題展刀：，貫通了儒學與馬克思主義兩個學術研究領域。儘管惠恕先生的論述屬——家之言，但是，鑒於以居於統治地位的國家管理思想的政治哲學為主線，貫通儒學與馬克思主義這兩個學術領域的研究專著，國內尚無先例；惠恕先生書中所提出的三大命題又是日前倘學與馬克思主義這兩個學術研究領域中所無法迴避的時代課題， 因此，相信《中國政治哲學發展史——從儒學到馬克思主義》一書的出版，會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儒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文化， 自從它在春秋末期產生以來，歷經戰國時期的初步發展，兩漢時期經學化，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與玄、釋、道教的相互批判與相互滲透，宋、明時期的理學化，至清末逐漸衰頹。作為一種思想體系，它走完了產生、發展、衰落的歷史過程，但其影響，直到今天仍然存在。鴉片戰爭後，由於帝國主義入侵和西方學說思想的傳入，中國社會經濟結構和思想意識發生了根本變化。太平天國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都對中國傳統文化展開了批判。這中間雖有孫中山與黃興推崇儒家道德，衷世凱提倡尊孔讀經，康有為組織孔教會、主張奉孔教(儒學)為國教等活動，然而，西方的資產階級文化思潮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最終動搖了儒學在中國社會思想領域中的統治地位。新中國的成立，使馬克思主義理論代替了儒學在中國思想領域中的統治地位。從此，儒學不再作為社會的統治思想，而主要是作為民族文化遺產、作為民族文化的歷史足跡，被人們認識和研究。
由於儒學歷史地位的轉換，它在歷史發展不同階段所起的作用也不盡相同。當儒學在封建社會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時，它對社會的政治秩序、倫理道德等起著支配作用。當儒學失去統治思想地位後，它就不再對社會政治生活、倫理道德起支配作用。特別是在新中國，馬克思主義作為社會的指導思想，它以科學的唯物史觀看待包括儒學在內的一切民族歷史文化遺產。馬克思主義理論雖然否定了儒學的統治地位，但是並沒有否定儒學的文化價值及其應起的歷史作用。
儒學博大精深，就其學說的政治倫理而言，其早期思想在本質上都是維護君權，強化和維護封建統治制度，是為封建統治者服務的。因此，儒學對歷代的封建統治者，或多或少起著維護的作用。特別是漢代的儒學，吸收了道家與法家的有關思想，並與陰陽五行學說相結合，製造了君權神授、“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理論，以神權論證君權，以天道論證人道，使儒學長期成為統治階級的政治哲學。唐代以後興起的宋明理學一方面擁護漢儒的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理論和“三綱”說法，但另一方面又強調“理一分殊”，反對漢儒的宗天神學思想。而作為宋明理學的分支“陸王心學”的學說中則具有更多的人性平等思想，並從中演繹出了明清之際黃宗羲、唐甄的反君權思想。此外還需要指出的是：儒學雖然是中國封建時代政治精神的支柱，但另一方面，儒家的仁政學說、民本思想，對封建統治階級的殘酷暴政，也起了一定的制約作用。儒家學說從仁政和民本出發，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要求統治階級不違農時，使民以時，輕徭薄賦等，對社會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所以，儒家學說的政治倫理對中國社會發展所起的兩種作用應給予歷史的評述，對其有利於社會發展的積極方面應作為寶貴的民族文化遺產，加以總結和繼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