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為了保存文化血脈，同時也為了培養人才，各大高校幾乎都選擇了內遷。所謂內遷，也就是從高校所在地遷往四川，雲南等大後方繼續辦學，這可以說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次長征。抗戰時期堅持辦學不僅需要艱苦奮鬥的精神，更需要百折不撓的勇氣，因而這段充分反映抗戰精神的高校內遷史也備受重視。正因為如此，近些年來，對於西南聯合大學，重慶中央大學等內遷高校的研究成果可謂汗牛充棟。但是，各大高校的教職員工廣大學生除了隨校內遷外，也有一部分教授因為各種原因而不得不繼續留守。然而，對於這些留守教授的研究則是少之又少，即使提到，也往往一筆帶過。筆者以抗戰時期北平城內幾所著名高校的“留平教授”為例，通過那一段段鮮為人知的往事，進而揭示戰爭環境下知識分子沉淪與抗爭的特殊歷史記憶。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爆發。7月29日，北平淪陷。就在這一天下午3時，日軍進入清華園肆意穿行。8月25日，日本憲兵進入北京大學，到第二院校長室進行檢查，漢奸組織地方維持會也約集北大等校負責人前往談話。更有甚者，當時某日報登載了清華學生二百餘人在門頭溝附近被敵人屠殺的訊息，儘管後來沒有證實，但形勢已經萬分緊急。因此，北平各大高校也相應加快了內遷步伐。1937年8月中旬，清華大學委派張子高等籌組北平清華校產保管委員會，委員會由5名委員組成，畢正宣任委員會主席。而與此同時，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輔仁大學等國立私立大學也做好了內遷準備，同時也在留平人員中組織校產保管委員會。
因此儘管這些教授仍然滯留北平，校方依然每月為他們郵寄維持費。這些“留平教授”中，北京大學的四位“留平教授”本無太多爭議，但由於抗戰中周作人變節附逆投敵，因此他的“留平教授”資格也受到了懷疑。戰後審訊汪偽漢奸時，法官甚至讓周作人拿出校方任命他為“留平教授”證據，而由於周作人無法拿出任命他為“留平教授”的電報稿而不得不委託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寫信證明確有其事。除了這四位校方承認的“留平教授”外，還有包括繆金源、容庚在內的三十餘名教授“南方無處可歸，正在翹首以待校長之命令也”而根據國立清華大學在平教職員事變後未能南來由校繼續酌發維持費者名單，可以發現王文顯、吳可讀、鄧以蟄、張子高、薩本鐵、臧玉淦、溫德七位教授的名字，其中吳可讀、張子高、溫德以及錢稻蓀四位教授也是“平校保管委員會”的保管人員。1938年6月17日，在昆明祟仁街清華大學辦公處舉行的第十五次校務會議上議決“留平教授”應於下學年前來服務，如1938年9月內不能來滇，應作聘約暫行解除。學校發給留平教授維持費以發至本年7月份為止。在這種情況下，吳可讀、張子高、溫德、劉文典先後離開北平，輾轉南下昆明，來到西南聯合大學繼續任教。除此之外，還有包括錢玄同、俞平伯、陳垣在內的許多不同院校的教授們因為身體狀況、家庭處境等多種原因無奈滯留北平，而他們也將在抗日戰爭這個大背景下書寫屬於他們的人生道路。
國立大學的“留平教授”大多加入了“校產保管委員會”，因此他們除了保證自己一家老小的生計之外，也要盡最大努力保護學校的財產不被侵犯。可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覆巢之下，又豈有完卵。儘管這些教授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但是他們的使命依然沒能夠履行。僅以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兩所著名高校為例。1937年9月3日，日軍就進駐到了北大第二院以及灰樓新宿舍；10月18日，偽北平地方維持會把“保管”北京大學的布告掛到了第二院的門口。北大從此落入日偽之手達八年之久。紅樓一度成了敵寇的憲兵隊隊部，地下室被用作囚禁迫害愛國志士的地方。中國語文學系的門口，掛起了“小隊附屬將校室”的牌子；文學院院長室門外的標誌則是“南隊長室”。而清華大學遭受到的破壞也很嚴重，1937年10月3日，日本特務機關人員來到清華，以“參觀”的名義大肆攫取財物；10月13日，日軍開始強行霸占校舍；到了1938年8月，日軍駐紮清華已有三千餘人，不僅將清華校園全部強占，同時將校外住宅區，即保管委員住之舊南院也全部徵用。而清華校產保委會一再交涉，全無效果，只得全部搬出校園。偌大的清華園裡，竟然沒有了清華人的蹤影，這是怎樣的奇恥大辱。北大，清華這兩所有著光榮歷史的名校不僅遭到了戰火的蹂躪，同時也遭到了精神上的羞辱。“留平教授”被迫離開了與之朝夕相處的校園，他們的生活處境必將更加艱難。
儘管部分“留平教授”會得到學校的維持費，但這些錢對於維持一家人的生計依然捉襟見肘，而那些得不到維持費的教授處境就更加悲慘。周作人在致《宇宙風》主編陶亢德的信中說：“弟以繫纍甚重，（家中共有九人，雖然愚夫婦及小兒共只三人）未能去北平，現在以北京大學教授資格蟄居而已，別無一事也”，他甚至已經準備“賣文為生”。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容庚在戰後致傅斯年的公開信中更是詳細記載了當時教授清貧的生活。“教授最高之月俸，曾不足以購百斤之米，或一噸之煤。故破衣惡食變賣書籍家具以為生者比比皆是。兼任講師，受苦尤甚，至有步行往返四小時於道路而授課二小時者，其所得遠不如賣煙拉車之輩為優”。榮庚後來由於生活所迫而在偽北京大學教了書，儘管他在抗戰中也曾辦過愛國雜誌《火把》。但抗戰結束後，他仍然被北大代理校長傅斯年以曾在偽北大就職為由辭退。
抗日戰爭中的北平城，由於國立大學內遷的緣故，教育一度處於停滯狀態。後來，日本侵略者與偽組織組建了偽北京大學。為了與之對抗，留在北平的知識分子展開了各種各樣的鬥爭。而主要的鬥爭陣地就是北平的各所私立大學。私立大學由於私人所建加之大多為教會學校，因此得以繼續辦學，正因為如此，私立大學逐漸成為了另一群“留平教授”對抗日本侵略者的主戰場。
1937年北平淪陷後，清華、北大等國立大學相繼內遷，只有中國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等幾所私立學校沒有遷走，繼續在北平堅持辦學。因此，中國大學校長何其鞏、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就被合稱為堅持在北平辦學的三大校長，三所學校建立統一戰線，共同抵制日本人的接管。
私立中國大學由孫中山創辦於1912年，初名國民大學，1917年改名為中國大學，孫中山曾任校董，宋教仁、黃興為第一、二任校長。這是一所有著光榮革命傳統的學校。因此在日本占領北平後，校長何其鞏就嚴正聲明“我們不接受任何補貼，只靠學費收入維持學校。我們要克服種種困難，把學校辦下去，而且還要辦好。”為了辦好學校，同時也為了解決大量滯留北平的教授和學生。中國大學廣請“留平教授”前來任教，如北大的蔡鎦生，清華的褚聖麟、劉明越，南開的溫公頤以及王之相、翁獨健等多位教授，正是由於何其鞏的努力，才使許多“留平教授”得以養家餬口並且不失氣節。同時為了回響教育部長陳立夫“儘量收容淪陷區青年”的號召，中國大學擴大了規模，大量招收新生，從1938年到1944年共招收新生15610餘人。中國大學收容了大量淪陷區青年，不僅保障了他們的生命安全同時為抗戰建國積累了大量人才。中國大學的藍公武教授在課堂上公開宣揚愛國主義，指斥日寇侵略，最後遭到日軍無理逮捕卻依然不改本色。另一位蔡亮澄教授在課堂上大講甲午戰爭、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八一三事變等日本侵華歷史，教育學生要雪國恥，赴國難。被抓進憲兵隊，出來後仍堅持繼續講。這些“留平教授”的英雄事跡都彰顯了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非凡勇氣。
燕京大學是反抗日本侵略的另一重地。1938年，燕京大學學生馮樹功被日軍軍車軋死。訊息傳到燕大後，群情激昂，要求嚴懲兇手。校長陸志韋在主持追悼會時拖著沉重的步伐，一步一步地走上了主席台，筆直地站在講台上，面色陰沉。他用嘶啞悲痛的聲音講道，“我……我講不出話來！因為我這裡（這時他以拳捶胸）好像有一大塊石頭，壓得我喘不過氣來！但是，我相信，不僅是我，在座的每一個人都會感受到同樣的壓力！”“死者有一顆善良的心。他追求真、善、美，但是他卻被假、醜、惡給毀滅了！……他嚮往美好的境界，嚮往正義、友誼和幸福，但他得到的卻是黑暗、不義和殘忍……死者不可復生，但我們生者決不能忘記死者！永遠、永遠不能忘記！”演講過後，人群中爆發出一片大聲的哭泣！正因為燕京大學強烈的反抗精神，日本侵略者視其為眼中釘，肉中刺。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發後，日軍便急不可待的解散了燕京大學，並抓捕了陸志韋、張東蓀、趙紫宸、陳其田、劉豁軒、趙承信、林嘉通、洪業、鄧之誠，蔡一諤等多位教授、學生，甚至連來不及撤離的夏仁德、謝迪克、貝盧思等六名燕京大學外籍教師，也押往濰縣集中營關押。儘管這些教授飽受日本侵略者摧殘，但他們始終堅貞不屈，他們英勇的抗爭在抗戰歷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輔仁大學校長，著名歷史學家陳垣則多次嚴辭拒絕日偽高官厚祿的收買，並利用各種機會向學生宣傳愛國思想。北平淪陷期間，由於陳校長的堅持，輔仁大學始終堅持三條：不掛日本旗，不用日偽編的教材，日語不作為必修課[50]。輔仁大學教授沈兼士一再拒絕“敵偽維持會”的邀請，並稱：“我餓死也不給日本人工作”，並以“抗志齋”命名書房，表明心跡。與英千里、馬衡、張伯駒、鄧以蟄等人組織“炎社”，以明末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相號召，從事秘密抗日活動。後來“炎社”與國民黨政府取得聯繫，並且奉令於1939年擴展為“華北文化教育協會”。沈兼士為主任委員，張懷為書記長，英千里等人為委員。並在天津、濟南、青島、開封等地相繼成立支部。“華北文化教育協會”一直堅持到1943年，該組織為日偽破獲後北平文教界有40餘人被捕。儘管最終以失敗告終，但輔仁大學的“留平教授”為抗戰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華北文化教育協會”也成為了敵後戰場一條重要的隱蔽戰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