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中國投資海外》編輯推薦：
1.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是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經濟成長中積極正面的力量。面對外媒的諸多質疑和中國對外投資發展阻力，本書在分析的基礎上進行了直接回應。
2.未來10年是中國對外投資的關鍵期。本書總結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與實踐，為中國企業更多地了解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和意義，今後更好地把握其投資實踐提供借鑑。
3.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在為東道國經濟和就業增長做出貢獻。本書通過分析，以及觀點和經驗的交流，來促進共識的形成，並幫助開發中國家從對外投資新的機會中實現最大可能的收益。
作者簡介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常務副所長，資深研究員。
1991～2003年，供職於世界銀行美國華盛頓總部，先後任諮詢顧問、 經濟學家和高級經濟學家。2003～2008年，在世界銀行北京辦事處任高級經濟學家。 2009～2010年，供職於高盛高華投資銀行部，任執行董事。
於1997年獲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分別於1988年和1985年獲北京大學經濟學碩士和學士學位。
專業推薦
中國對外投資正在形成新的趨勢，中國的對外投資有些歷史形成的缺陷，又有一些特殊的困難和額外的阻力。正是這些問題，要求我們進行更多的研究，要求我們這些進行理論研究、實證研究、政策研究的人們，深入下去，揭示真理，糾正謬誤，提出建議。
——樊綱 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
中國企業的海外發展急需系統性學術研究作為支持。我相信，該書的出版，將有助於國際社會正確理解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行為。
——張極井 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圖書目錄
第一部分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概況
第一章高速增長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四個階段 // 9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特點 // 18
第二章保持持續增長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
今後10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在將保持高速增長 // 29
第三章海外針對中國投資的質疑和趨緊的監管
美國的質疑、趨緊的監管和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 37
加拿大的質疑和趨緊的監管 // 53
歐盟將國有企業視為一致行動人 // 60
澳大利亞的疑慮和趨緊的監管 // 63
對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實踐的非議 // 68
第二部分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
第四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符合現有理論
優勢利用和優勢獲取理論 // 75
投資發展路徑理論 // 80
第五章全球化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根本驅動力
全球化的三個特點 // 88
中國與全球化：中國市場高度開放 // 90
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的中國-進一步開放 // 101
第六章促進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巨觀因素
規劃的引導 // 102
監管的放鬆 // 107
外匯儲備的投資收益要求提高 // 109
人民幣升值使國外資產顯得便宜 // 113
高儲蓄造成投資能力超過國內市場需求 // 113
應對貿易保護 // 116
產業升級的需要 // 119
第七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微觀動因
尋求資源 // 122
尋求市場 // 133
尋求技術和品牌 // 137
尋求效率 // 144
第三部分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
第八章沒有中立的國際競爭
所有已開發國家在工業化階段都曾運用產業政策的手段 // 150
新興企業所進入的國際經濟競技場早已不是公平的競爭市場 // 153
即使在當代，已經領先的已開發國家也沒有停止運用產業政策 // 154
美國的私人企業也受益政府的支持 // 157
已開發國家的產業政策還有其他各種不明顯的表現形式 // 158
第九章質疑源於不了解和保護主度
中國的所謂優惠融資並不優惠 // 161
中國企業之間的競爭極為激烈 // 163
美國應該歡迎華為的競爭 // 167
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 169
第十章國有企業的一系列改革
國有企業改革有明顯成效 // 171
國資委努力履行出資人職責 // 177
第十一章國有企業改革還在繼續
國有企業存在的問題 // 181
國資委需要改革 // 185
地方國有企業改革相對落後 // 189
新一輪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 // 189
地方國有企業改革 // 194
地方國有企業改革 // 196
“走出去”促進國企改革 // 197
小結 // 197
第四部分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實踐
第十二章西方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爭議
企業社會責任在西方曾是個充滿爭議的話題 // 201
進入90年代，西方跨國公司開始重視企業社會責任 // 204
進入21世紀，西方對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熱情達到了
一個新的高度 // 207
關於企業社會責任的辯論依然激烈地進行著 // 212
企業社會責任升級版——創造共享價值 // 216
第十三章開發中國家的企業社會責任
新興市場跨國公司的企業社會實踐比一般認為的要好 // 220
新興市場跨國公司的特定挑戰和機遇 // 223
巴西和印度的企業社會責任實踐 // 226
小結 // 229
第十四章中國企業的社會責任實踐
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發展的三個階段 // 231
中國頒布了多項關於企業社會責任的政策法規 // 233
國際機構和外國跨國公司的作用 // 240
起步階段的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實踐 // 242
如何看待中國企業的社會實踐 // 253
結束語 // 259
參考文獻 // 262
附錄12009~2011年全球和中國的最大10個併購交易對比 // 274
附錄2華為就3Leaf事件發表的公開信 // 281
文摘
中國前商務部長陳德明表示，中國想到美國投資的每3元錢中，只有1元錢被批准。①也就是說，除了公開被拒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外，還有很多中國項目在投資前與美國監管機構通氣時就已經被拒。因為中國企業的投資總是有被長期審查並且最終被拒的風險，使得中國企業不得不以比對手高得多的價格投標，以讓賣家企業覺得為了等待中國企業的審查結果所付出的時間和不確定性的成本是值得的。加拿大的質疑和趨緊的監管
加拿大是一個礦產資源豐富的國家，一些主要資源的儲量均居世界前茅。石油、鉀鹽、鈾、銅、鐵、金剛石、鎳等礦產正是中國所緊缺的。會計師事務所畢馬威的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成為加拿大第一大海外投資來源國，在加拿大投資總額達到213億美元。
五礦競購諾蘭達失敗
2004年，中國五礦集團（ChinaMinmetals）宣布參與競購加拿大諾蘭達公司（Noranda）。中國五礦是當時中國第一大五金礦產品貿易公司，諾蘭達是當時全球第九大銅生產商，第三大鎳、鋅精礦生產商。經過竟標，五礦最終提出以42億美元收購諾蘭達100%股權。這一方案擊敗了包括巴西淡水河谷、南非英美資源集團（AngloAmerican）等在內的世界礦業巨頭，五礦獲得與諾蘭達獨家談判的權利。①
但是這個竟購的決定在加拿大政界的各個方面引發了眾多的質疑和反對。加拿大媒體用了整整兩周時間討論中國威脅論，反對人數之多令諾蘭達驚訝。②這些質疑包括對資源安全的擔憂和外國政府控制的企業是否應被允許擁有加拿大的資產。③諾蘭達投資部副主席兼公司發言人說，“事情絕對被政治化了。諾蘭達是商業機構，我們不是政治組織。”④
最後，這箇中國到當時為止最大的一單海外竟購項目以失敗告終。⑤
逐漸擰緊的監管閥門
加拿大管理外資的主要法律依據是於1985年6月設立的《加拿大投資法》。根據《加拿大投資法》的規定，外國投資者在加拿大投資建立新企業，均需履行備案程式。外國投資者收購加拿大企業控制權，區分不同情況，應當履行審查或備案程式00）
需經過政府審核的投資交易需要向工業部提交申請，工業部長將在75天內做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審核。審核依據是此項投資是否給加拿大帶來“淨收益”（netbenefit），包括：（1）外國投資者在加的雇員計畫；（2）投資者對加經理和董事會的計畫；（3）投資對加生產率、技術發展和創新方面的影響；（4）投資對加國內競爭的影響；（5）與加聯邦和省級經濟以及文化政策的兼容情況；（6）投資對加在全球經濟中競爭力的影響。國家安全不是審核的依據。
在中國五礦竟購諾蘭達公司引起的爭議中，討論的一個焦點是是否應當在《加拿大投資法》中納入國家安全的考量。
2005年7月，加拿大政府出台了《加拿大投資法》的修正案，對可能影響加拿大國家安全的外國投資設立了審查機制。加拿大政府表示，此法案的出台主要是針對中國公司在加拿大的併購行為，並作為對中國併購諾蘭達公司的官方回應。至此，加拿大政府將《加拿大投資法》制定的目標擴展為保護國家安全。②
2005～2007年，中國購買了一些加拿大企業的股份和資產。包括：2005年5月，中海油支付1．5億加元收購加拿大MEG能源公司16．69%的股權；2005年5月，中化集團下屬的中加石油公司與加拿大西年科能源公司合作開發北極之光油砂項目，中方出資1．5億加元獲得40%的合夥企業股份；2005年9月，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出資14．2億美元收購總部位於加拿大艾伯塔省卡爾加里的加拿大能源公司在厄瓜多的全部油氣及管線資產；2006年12月，中信集團出資19．1億美元收購加拿大內森斯能源有限公司在哈薩克斯坦的全部油氣資產；2007年6月，中國鋁業出資8．6億美元收購加拿大秘魯銅業公司9l%的股份。在這5個項目中，3個都是小於10億美元的小項目。
2007年12月，加拿大頒布《加拿大投資法》“相關指引”，就外國國有企業對加投資審查做出了新的規定，進一步擰緊審查的閥門。除了“淨利益”的考量外，該“相關指引”還強調要審查外國政府在國有企業中直接或間接所占股權、控制方式；國有企業的公司治理、商業定位和報告責任結構。“相關指引”還鼓勵國有企業在併購規劃中任命加籍獨立董事、僱傭加籍高層管理人員、在加註冊、在加證券交易所上市等。①在本質上，該“相關指引”使國有企業比非國有企業受到更嚴格的審查。②P53－56
序言
中國對外投資：新趨勢與新問題
發展經濟學的理論和近代一些國家發展的歷史都可以證明，落後國家經濟能夠發展和起飛的一個重要條件是對外國資本（即已開發國家企業、跨國公司的投資）開放。這些外國投資不僅帶來可以彌補因國內儲蓄不足而短缺的資本，更重要的是帶來可能更為短缺的技術、管理、理念以致經濟體制等。
落後國家經濟發展的歷史，一定首先是一部開放的歷史。經濟已經很落後了，差距已經很大了，不開放，不讓已開發國家的知識“外溢”到落後國家來（資本和管理等在現代經濟學中最終可以歸結為知識，即體現在物質中的知識和體現在人的能力中的知識），就不可能實現真正的“趨同”。中國過去30多年的發展史，不過是再次證明了這一點。
如果一個國家真正開始發展，生產能力提高了，收入增長了，開放對它的意義會逐步轉變為“走出去”。首先是產品走出去，爭取更大的市場。這樣做的意義在於更多更快地利用本地較為富裕的生產要素（比如勞動力和一些自然資源），在購買力較高的市場上獲得更多的收益，使本國的就業和收入較迅速地增長，縮小差距。然後，它們也要更多地在世界市場上購買本國稀缺資源，保證經濟的持續增長。最後，當它們自己的儲蓄開始增多，生產能力也變得較為強大的時候，資本和企業就要開始走出去，學習已開發國家資本和企業的榜樣，也在全世界的範圍內配置資源，整合生產要素以求持續的、更高水平的發展。這種走出去，在許多方面也還是包含著落後國家和企業“引進知識”的努力。首先是用資本通過併購獲得外國企業所擁有的技術專利和研發能力，其次是在實踐的過程中學習跨國公司整合全球資源的知識與技能，使自己也變為具有國際競爭能力的跨國公司。
20世紀後期才開始發展起來的國家，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比起已開發國家有著天生的弱勢，因為已開發國家很早就開始了海外擴張、開拓殖民地和資源掠奪的過程，那些國家的企業很早以前就在全世界的範圍內尋求自己的生財之道，而那些落後國家也就是被殖民和被迫開放市場的落後國家的人們，雖然一直很努力地去學習和理解已開發國家的制度和文化，但一直只是被局限在本土狹小的空間中尋求著自己的生存之道。那些沒有被殖民的國家，由於長期落後，缺乏國際競爭力，也一直無法擁有走出去的資本、知識與能力。而當它們發展起來之後，國際市場早已被已開發國家的跨國公司所占領，要“擠進去”，談何容易，往往要花費更大的代價，做出更大的努力，才能逐步取得一席之地。已開發國家與跨國公司則會仰仗其各方面的優勢，用各種方法阻撓落後國家走出去的進程，從政治到外交，從規則的制定到輿論的壓力，處處都可以看到強者維護其勢力範圍的努力。
這裡特別值得分析的一個問題是，在20世紀下半葉以後開發中國家走出去的過程中，武力和戰爭事實上已經不再是一個可行的選項。已開發國家資本和企業當年走出去的時候，那些商船是由國家的炮艦或是在前面開路或是在後面護航的。現在還有許多人在用17～18世紀歐洲列強為爭奪殖民地而進行的戰爭和德國、日本崛起之後發動世界大戰的歷史來論證今天開發中國家的崛起也會挑起戰爭。但是，20世紀後半葉以來，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之間以經濟和科技實力為基礎的軍事能力的差距之大，已經使得新興國家無法再把武力擴張作為自己發展的可行之路。而全球市場的形成，則使得通過貿易和投資進行“和平發展”成為現實的選擇，儘管困難重重，但總歸已經成為落後國家得以實現自己夢想的可行方式。
然而，已開發國家早年用國家機器幫助企業走向世界的歷史還是提醒落後國家的人們：企業走出去的過程，是需要國家提供公共服務的！軍事服務不再是選項，其他的服務，例如外交、信息、財政、人力、經濟與金融政策方面的服務，是有著積極的意義的，有助於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克服弱勢，發揮優勢，少走彎路。
中國的資本和企業已經開始走出去。比較其他國家，包括與當今的新興市場國家相比較，也包括與早年已開發國家資本與企業走出的過程相比較，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具有以下幾個特徵：
第一，出於各種原因（本書對此有一些分析，在此不多敘述），中國最近這些年的儲蓄率特別地高，這使得中國在人均GDP只有已開發國家1/10左右的時候，就成為一個資本相對富裕的國家。50%GDP的高額儲蓄，全部變成國內投資，不可避免會發生產能過剩的問題，或因短期內基礎設施投資太多而引起經濟過熱，所以要去海外尋找更多的投資機會，要么是購買美國的政府債券（官方資本輸出），或是由企業投入到國外的資源性產業或製造業領域。當然中國經濟的基本問題是如何努力實現經濟結構的調整，降低儲蓄率、提高消費率，以減少投資總額，使資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使居民更多地獲得增長的實惠。但是這一過程是不可能在短期內完成的。這就決定了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中國的資本會有一個更大的數量（不一定是更大的比例）投向海外。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儘管中國本身仍然是一個比較落後的開發中國家。從這一背景來看，中國企業的對外投資剛剛開始，大潮還在後面。可以預見的是，在未來全世界的外國投資中，中國會占有相當大的份額。
第二，作為一個較大的內陸國家，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充滿了內部爭鬥而幾乎沒有對外擴張。領土的擴張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為了取得新的經濟資源，而是為了保障“中原”的安全。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中國人的政治思維和文化理念是“內向的”（inward looking），或者說是“內斗”的，有了問題不是求助於對外擴張而是更多地訴諸於內部再分配（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不具有對外侵略的傳統）。外部世界在歷史上是不存在的，也是不需要去關注的。近代落後而被列強侵略的歷史又往往使人們更容易選擇閉關鎖國而不是對外開放。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國家變得更加封閉，更加“自力更生”，就說明了這一點。這就導致中國人對世界認知的嚴重落後，直到1979年開始改革開放。中國人聰明且善於學習，許多中國人在近代歷史上也開始走上移民的道路，但是中國企業走到世界上去發展，只是最近一些年的事情中國人真正開始以投資者、企業家的視角去了解外部世界，是一個剛剛開始的進程。所以，歷史決定了中國企業要走出去，知識準備不足，人力儲備不足，在短期內一定會付出比別人更大的“信息成本”，這會體現在大量投資低效甚至失敗；體現在中國企業會因知識準備不足而面臨巨大的風險，無論是巨觀的風險還是微觀的風險；也體現在政府和企業對走出去過程中可能面對的重重阻力缺乏應有的思想準備和主動應對的能力。落後本身就意味著要付出更大的代價，知識準備不足，就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可以說這是不可避免的現實。
第三，1949～1978年30年的計畫經濟歷史，決定了中國擁有較大規模的國有經濟部門。儘管改革開放以後私人經濟獲得了很大的發展，GDP的70%都來自非國有部門（包括外資企業），大量國有企業也實現了產權重組變成了非公有經濟，但國有企業擁有較雄厚的資本實力和較優秀的人力資源，相比之下具有首先走出去的實力。國家對企業的公共服務，也較為容易在國有企業的活動中得以實現。因此，第一批實現走出去的中國企業大部分是國有企業。私人企業儘管也有不少在國際市場上進行投資活動（包括移民群體主動或被動地進行的一些投資活動），但多數因規模較小而不成“大的氣候”，不大為人所知，不被媒體報導。這就給世界上的許多人一個主觀印象：中國企業走出去，主要是國有企業走出去；於是連華為、中興這樣典型的私人企業，因為規模較大，也被一些人誤認為是國有企業。這就產生了一系列在對外投資問題上值得研究的新問題：國有企業對外投資究竟是一種商業行為還是政治行為?政府與國有企業的關係究竟是怎樣的？國有企業走出去是否會引起市場扭曲和不公平競爭？而一些國家不斷以國有企業由政府控制、受政府指使為藉口，對中國企業的對外投資設定重重障礙，使得中國的對外投資面臨著一些特殊的困難。
中國對外投資正在形成新的趨勢，中國的對外投資有些歷史形成的缺陷，又有一些特殊的困難和特殊的阻力。正是這些問題，要求我們這些進行理論研究、實證研究、政策研究的人員深入下去，揭示真理，糾正謬誤，提出建議。這方面的研究迄今還太少，有一些也還是停留在事實的描述上。國民經濟研究所的王梅博士，以其長期從事經濟分析的理論基礎和長期在世界銀行工作的實踐背景，進行了近兩年的深入研究，完成了這部著作。希望這一成果能夠進一步推動這方面研究的展開。國民經濟研究所也會在這個領域逐步深入下去。
這一研究獲得了中信泰富和中信資源的大力支持，這裡再次表示感謝。
樊綱
2014年6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