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介紹
我國經濟從2011年開始放緩，到今2012年三季度各項指標趨於平穩，“軟著陸”基本實現。但是，全球經濟仍處於“後金融危機時代”的低迷徘徊期。當下，如何抓住經濟轉型的戰略機遇，實現根本性突破，是中國經濟成長的客觀要求。
實現這個目標，推動自主創新戰略的“大踏步前進”，應該是當務之急。因為，不論是為國家經濟可持續發展找到源源不竭的動力，還是進一步提高居民收入、為廣大公民提供足夠多的公共福利，都與中國經濟在全球分工體系中實現快速升級有直接關係。
主要戰場
中國式創新經濟學家李才元認為，這些事件透露出一些重大動向。之前，已開發國家經濟體主要從金融和資源領域“封殺”中國企業。比如，中國的金融機構不被允許進入美國；中海油併購美國企業也被認為“不安全”。而這一次，美國開始在實業領域，全面“獵殺”中國的優質公司。
他表示，要從美國“再工業化”戰略的角度看待這個問題。金融危機之前，美國坐享“貨幣紅利”和“資源紅利”，它只要控制好美元投放和能源工業，就可以從全球經濟中“吸血”，對走向世界的中國企業，基本上“不聞不問”。而金融危機後，美元泡沫開始破裂，食利者的日子不那么好過了，美元重新“實心化”，就必須重振美國實業。
金融危機後，“美國病”成為世界經濟的一個新名詞，就是特指金融業的膨脹遠遠超出實體經濟支撐的現象。美元是國際儲備貨幣，既然它能“印錢去換商品和服務”，可以玩“錢生錢”的金融戲法，還有什麼必要繼續發展工業，或繼續進行科技創新活動呢？
過去幾年的實踐證明，華爾街式的“金融化賭局”，或者“唯GDP論”的數字幻覺，都不是可持續發展之路。因為最終，人們將不得不面對“99%反對1%”(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提出的口號)的困局，不但經濟肌體無法健康生長，社會生活也可能陷入動盪和危局。
這其實從反面說明，未來中國經濟的主要“戰場”就在實業領域。“中國式創新”必須以實業為基礎迎難而上，才能解決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瓶頸”。
當下中國經濟，仍然是美元主導的國際分工體系中的“打工仔”。中國積累的財富總量不小，但許多是辛苦錢，相對龐大的人口基數而言人均少。從歷史經驗看，要實現“中國式創新”，就必須牢牢抓住實業這個“牛鼻子”。這樣，不論在國際市場征戰，還是在國內市場耕耘，就有了明確的方向。
具體操作
中國式創新其次，應啟動“實業換資源”。中國製造業的產值2010年已超越美國，排名世界第一，但中國製造業的結構以服裝鞋帽、機械加工、電子類等為主，建築業和大型工程是中國的強項，這也是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的部門。中國有些資源匱乏，需要世界資源富集地區的支持，這天然構成了“實業換資源”的經濟交流的條件。
實業和資源，是真實財富的父與母，實業國家和資源國家各取所需、各盡所能，共同推進“實業的全球化”，大大拓展人類工業化的程度和深度，擴大文明造福於大多數人的廣度和規模，這是一種區別於“軍事-金融”占領模式的新路徑，也是契合於中國國情和世界世情的現實路徑。
經濟學家李才元說，所以我們提出“新實業救國論”。
重要意義
金融是一國經濟的中樞神經和戰略制高點，這一點不可否認。但是，有的國家的“金融全球化”，是以金融利益為本，實業最後變成“銀行家嘴裡的唐僧肉” ，結果是吃肉的妖怪比能吃的肉還多，這怎么可能持續？中國是實業國家，金融要為實業服務。金融業恰恰也只有依託實業，有效疏通實業、資源的互動與循環，才能保持自身的可持續發展。
李才元堅信，中國金融業的未來取決與創新金融產品，建立新的“造血”機制，要從“資源金融”，轉向實業金融、科技金融和消費金融。“走老路，就是走死路，”他說，金融業要給實業以“出路”，那么實業就能給金融業以“前途”。
創新政府
戴維・藍普頓（David Lampton）是當今美國眾多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中極負盛名的一位，現任約翰・霍布金斯大學國際問題高級研究院中國項目主任，同時兼任尼克森中心中國研究項目主任。其主要著作有《中國力量的三面：軍力、財力和智力》、《同床異夢：處理1989至2000年中美之外交》、《改革時代中國外交安全政策的制定，1978-2000年》、《後毛時代的中國決策》等。
他指出，因為中國政府有強大的政策決策和執行力量。我認為，力量是定義和成就個人目的或目標的能力。在複雜的民眾社會和國際體系中，決定該做什麼本身就已經極度困難了，而一旦決定了，又需要完成政策意圖。在很多西方國家，當政策通過一層層政府機關和公民組織時，其意圖和效果就會大打折扣，逐層降低。
這些困難與一種叫做“聰明實力（smart power）”的概念有關。聰明實力意味著以最有效率的資源使用方式定義目標和實現政策的能力。而中國的聰明實力很強。當領導人或整個國家領導層面通過從議事日程安排到政策形成、政策實施以及政策運用的整個政策制定周期中都能夠實現既定目標，那么，力量就從中體現出來了。
中國的強大，就在於她能夠在大量事務中自己制訂國內日程和國際日程，影響政策實施過程，並使得最初的意圖和實際結果有效協調，避免了政策失效的現象。
但是，當問題從使用充分認識和可得技術建立大規模基礎設施轉向創造新技術和創造創新型社會時，那么，其他形式的政府、社會和經濟組織就變得非常必要。中國目前處在的階段是，必須調整其知識和政府的上層結構，來更加緊密地與劇烈變動的社會和需要在未來進行競爭的動態世界進行匹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