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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史學思想通史·近代前卷》對中國近代前期（即晚清）的史學思想作了系統、深入和詳盡的研究，是我國新時期以來研究近代前期史學思想的又一部新作和力作。在對中國近代前期史學思想發展的巨觀考察上，陳著對該時期史學思想的發展階段作了獨到的劃分。首先，在對中國近代前期史學起始的劃定上，作者考慮到傳統史學思想在近代前期的內在嬗變，將近代史學的“所涉時間範圍有所擴大”，提出近代史學思想的源頭是常州學派的今文經學所包含的史學思想，自成一說，使人們能從史學思想內部的演變對清代史學發展到晚清時期，為什麼會有如此變化？有了更具體準確的把握。其次，作者將中國近代前期史學思想，以19世紀90年代為界線劃分為前後兩個階段，這不僅顯示了作者對近代史學思想發展階段劃分的一種新觀點，亦顯示了作者重視發掘和梳理中國近代史學思想自身發展脈絡的思維方法。
在研究體例和方法上，陳著的一個鮮明特點是以近代重要史學人物的思想研究為主線，輔以史學思潮和流派等方面的研究。
以人物思想為主線來研究思想史，關鍵在於確立一種擇取思想人物的科學標準，即，這一標準必須能夠真實、全面而深刻地揭示和反映思想史的發展進程和發展主線。質言之，必須要對所擇取人物的思想有“一以貫之”的正確理解和闡釋，並以之為主線貫穿於全書的分析敘述之中，從而使人物思想呈現有序的、符合思想史客觀發展進程的排列。這實為“歷史與邏輯的統一”方法在思想史研究中的具體運用。作者的研究較好地體現了這點。《中國史學思想通史·近代前卷》所擇取的中國近代前期的１３位史學思想人物有“一以貫之”的標準。此“一以貫之”的“一”，便是作者通過考察近代前期史學思想所發掘和歸納出來的史學思想發展的“邏輯線索”，即：歷史變易（進化）論、史學經世思想、愛國主義史學思想等以及與此緊密相關的經史同一論、夷夏（中西）之辯論、疑古思想、大同思想、歷史動力論和民史思想等。而在具體分析這些人物的史學思想時，作者則將其放到中國近代社會發展和文化學術思想演化的大背景下，指陳出不同史家的歷史變易（進化）論、史學經世論和愛國主義史學思想等在內涵和外延方面的遞變，刪繁就簡、卻又生動清晰地展示了中國近代史學思想的發展進程。不過，在史學人物的選取上，如果將章太炎和孫中山列入其中可能會更全面些。因為，他們的史學思想在近代歷史上既具有其典型性，也符合作者所確立的擇取標準。
另一方面，為彌補以人物思想為主線和構架的研究所造成的涵蓋面不夠的局限，作者還對當時一些重要史學思潮和流派的思想及其特點作了概括。如，作者專設第五章《晚清當代史研究與史學思想》，對近代前期第一階段史學的重要流派和思潮，如邊疆史地研究、世界史地研究和鴉片戰爭史（即晚清的當代史）研究的史學思想及其特徵作了分析。不過，我認為作者在這方面還可以做得更多些，如，對近代前期第二階段的重要史學思潮和流派的思想，如辛亥革命時期國粹派的史學思想和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史學思想等也可作一總結和概括，可能會更好一些。
當然，《中國史學思想通史·近代前卷》的內容在某些方面顯得比較薄弱，似當充實和加強。如對近代史學方法求新與多樣性的變化發展闡述不夠，除了系統論述嚴復的“學於自然的治學方法”外，對其他人物在史學方法上的貢獻較少發掘，而對王國維的史學方法論卻沒有論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