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分工思想
正文
中國古代思想家關於職業、勞動等社會分工與生產過程內部分工的觀點和主張。先秦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勞動與職業的分工日益細緻。據《考工記》記載，春秋時期木工分為七類，金工分為六類，皮工分為五類，染工分為五類，玉工分為五類，陶工分為兩類。戰國時期手工業分工門類就更多。分工的擴大促進了城市的發展與工商業的繁榮，使手工業逐漸脫離農業向城市集中，自由工商業者不斷湧現，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工也日漸明顯，出現了“士”的階層。社會分工迅速發展的客觀存在，在先秦思想家的頭腦中得到了生動的反映。先秦諸子除道家與早期農家反對分工外，其餘均贊成分工。
春秋時期,已有“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左傳·襄公九年》），“君子勤禮，而小人盡力”（《成公十三年》）的說法。齊相管仲將職業分工劃為士農工商四種,主張讓他們分業定居。他認為,同業聚居一處，“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語以利,相示以賴”,有利於提高勞動效益,促進生產與流通。同時,人們從小生活在一定的職業環境中,日夕薰陶,“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便能實現“士之子恆為士”、“農之子恆為農”、“工之子恆為工”、“商之子恆為商”（《國語·齊語》）的職業世襲，保持社會秩序的穩定。
關於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分工的思想，在儒家得到具體的發展。孔丘將“謀道”與“謀食”區分開來，認為生產勞動是一般平民百姓的賤業，讀書人只須專心研習治國之“道”，便不必耽心受貧。即“君子謀道不謀食”（《論語·衛靈公》）。孟軻將這種觀點進一步理論化，概括為“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此天下之通義也”（《孟子·滕文公上》）。這一思想為歷來的剝削階級所利用，對後世產生了很大的消極影響。
但孟軻也對勞動分工的必要性與利益作了透闢的論述。他指出,社會上任何一個人的需要,都是由“百工之所為備”。如果沒有必要的分工，各人都得自行生產各種物品以滿足自身的需要，那就會“率天下而路”，使天下人疲於奔命而不能自給，而通過分工和交換，“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滕文公上》），人們的各種需要就比較容易得到滿足。
荀況對分工的必要性闡發得更加明確、具體。他認為，任何人都不可能兼長各種技能；一個人如同社會隔絕,就會無法生活下去。因此，生活在社會上,並不需要“能遍能人之所能”、“能遍知人之所知”（《荀子·儒效》），而應當致力於一種工作,精通一項技能,“習其事而固”（《君道》），這樣才能取得成效。他指出分工能提高產品質量。他還說：“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富國》），認為腦力勞動具有組織體力勞動以從事財富生產的屬性，將孟軻勞心勞力的觀點進一步深化。
墨家對分工的認識尤其值得重視。墨翟認為，儘管各地區出產不同，人們的職業也不相同，但人總是“量其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墨子·公孟》），社會分工是勢所必至、理所當然的。他以築牆為喻，提出了生產過程內部分工的見解：“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後牆成”（《耕柱》）。這種觀點在中國古代是罕見的。墨翟還把這種觀點套用到腦力勞動上去，認為王公大人的“聽獄治政”，卿大夫的“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非樂上》），也同生產過程中的勞動分工一樣是職業上的分工。
法家對分工問題涉及不多。慎到（約前 395～約前315）對專業分工的優越性有所認識,指出分工使“不兼事則事省，事省則易勝”（《慎子·威德》）。他還用分工觀念去解釋君臣的等級劃分，這是對君權神授天命觀的否定。
秦漢以後 秦漢以後，分工思想又有所發展。晉代傅玄主張定四民人數，士工商超過實際需要的都“歸之於農”（《晉書·傅玄傳》）；唐代韓愈（768～824）提出君出令、臣行君之令、民事其上的社會分工觀。同時，他還把農工商的分工從相生相養的角度作了說明，指出：“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遍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韓昌黎集·圬者王承福傳》）。
宋代以後，商品經濟發展較快，各行各業，在唐代統稱二百二十行,到宋代,就發展成為三百六十行了。特別是明代中期以後，社會分工又有所擴大，進一步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與城鎮的繁榮，產生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但由於封建統治者推行崇本抑末政策，一般士大夫又受宋明理學的影響，不言利慾，不習生產技藝，不熟悉社會經濟生活，致使社會分工的擴大僅在很少的思想家的著作中得到反映。明代陸楫指出，分工擴大導致商品經濟活躍，富人的消費欲望增長，“彼以粱肉奢，則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紈綺奢，則鬻者，織者分其利，正孟子所謂通功易事，羨補不足者也”（《兼葭堂雜著摘抄》）。他認為分工擴大能使百姓生計增多，明代顧公燮也持同樣的觀點：“即以吾蘇而論，洋貨、皮貨、緞、衣飾、金玉、珠寶、參藥諸鋪，戲園、遊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幾千萬人。有千萬人之奢華，即有千萬人之生理”,“此天地間損益流通,不可轉移之局也”（《消夏閒記摘抄》）。關於職業分工，明代姚旅將百姓區分為“二十四民”（《露書》）。清代王源則將正當職業分為士、農、軍、商、工、役、仆，前五者為“良民”，後兩者為“賤民”。
古代的分工思想大多是從生產使用價值的角度來論述的，很少從交換價值的角度進行考慮。同時，很少有人注意到生產過程內部的分工，這是古代分工思想的歷史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