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開背景
根據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章的規定，中央決定撤銷中共江浙區委，並於1927年6月上旬，在上海建立了江蘇省委（兼上海市委），任命陳延年為江蘇省委書記。按照黨的“八七”會議精神，江蘇省委一面整頓、恢復江蘇各地黨組織，聯繫失散的黨員，一面在農村各地組織暴動，武裝反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先後組織了宜興、無錫、江陰、丹陽、淮安橫溝寺、泰興、如皋等地的農民起義，雖然由於敵強我弱，起義最後失敗，但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到1929年，由於發生了國民黨新軍閥的混戰，江蘇的革命形勢有了好轉，各地黨組織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工農民眾運動開始復甦。與此同時，全國的革命形勢發展也很快，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有了較快的發展。在這樣的形勢下，江蘇省委召開了中國共產黨江蘇省第二次代表大會。
會議內容
1929年11月18日至26日，中國共產黨江蘇省第二次代表大會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秘密召開，出席會議的正式代表37人，代表著全省6800多（包括上海1600多）名黨員。中共中央派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來、候補常委李立三作為中央代表到會指導。
在會上，李立三代表中央作《政治報告》和《政治結論》，周恩來作《中央組織問題報告》，省委書記李維漢代表省委作《政治副報告》，康生作《江蘇組織問題報告》，陳雲作《江蘇農民運動報告》，徐錫根作《江蘇職工運動報告》。大會代表對這些報告進行了討論。11月26日，在大會閉幕的那·天，通過了《政治決議案》、《關於組織問題決議案》、《關於反對黨內取消派的決議》、《關於武裝保護蘇聯的工作大綱決議案》、《農民運動決議案》、《青年運動決議案》、《婦女運動決議案》等一系列決議案。會議選舉產生了新一屆江蘇省委，李維漢、徐錫根、陳雲、徐炳根、康生、李富春、王克全、吳國治、顧作霖、陳治平、劉瑞龍等11人為省委委員，何孟雄、游無魂、徐大妹、夏采曦、蔣雲、朱秀英、顧志鶴等7人為候補委員；同時還選舉了省委審查委員會委員3人，審查委員會候補委員2人。
11月26日，中共江蘇省委召開二屆一次全體會議，選舉李維漢、李富春、康生、徐錫根為省委常委，陳雲、王克全為候補常委，李維漢為書記。
歷史意義
這次大會分析了國際國內的政治形勢，指出目前中國革命的形勢是已經開始復興的形勢，“現在各種民眾鬥爭都在向前發展”。“革命動力是非常偉大的在推動鬥爭向前發展，因此統治階級一天天走向崩潰，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到來。”會議著重分析了江蘇的形勢，認為帝國主義的侵略在江蘇“比內地更要深入”，封建剝削關係不僅在鄉村中占優勢，在城市中還存在著殘餘。“江蘇雖然是民族工業的中心，而鄉村中依然是豪紳地主的統治”；“民族資本發展的傾向與帝國主義使中國殖民化的傾向，和豪紳地主軍閥的封建剝削關係發生了根本的矛盾”，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日益激化，加深了日趨崩潰的過程。
大會根據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提出了江蘇黨組織的政治路線、工作任務和鬥爭策略。提出江蘇黨組織應繼續貫徹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的“爭取廣大民眾以準備武裝暴動的總路線”，“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反對進攻蘇聯”，“反對軍閥戰爭”，“反對國民黨”。要在鬥爭中“鞏固黨的組織，發展黨的無產階級基礎，健全支部生活”。“一切民眾工作要充分運用公開活動的路線”，“儘可能發動民眾舉行示威活動和政治罷工以擴大黨的政治影響”。大會還對江蘇黨的職工運動、農民運動、青年運動、士兵運動分別提出了要求和任務。
由於當時在中共中央內，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逐漸占據了主要地位。李立三在中共江蘇省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政治報告》和《政治結論》，全面地推行他的“左”傾冒險錯誤。由於李立三作為中央代表自始至終地參加了會議，所以省黨的二大實際上是在他的領導下進行的。他過高地估計世界革命和中國革命發展形勢，認為世界革命已進入高潮，中國革命也是“成熟復興”，中國已經到了“直接革命的形勢”，“中國革命可以有幾省或一省割據的前途”。李立三還錯誤地分析了國民黨政權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性質，認為國民黨政權是豪紳買辦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合政權”，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和富農都已變成了反革命。李立三還不顧中國革命仍處於敵強我弱的形勢，強調不斷進攻和奪取中心城市。要在城市發動同盟罷工和擁護蘇聯的總同盟罷工，在農村搞地方暴動。李立三還不顧黨內“左”傾急性病日益發展的事實，仍在大提“反右派”，認為“江蘇黨內右傾還是主要危險。”為了反右傾，“不僅是要反對取消主義，同時要反對調和思想”。
許多會議代表，特別是來自基層的有實際工作經驗的代表對李立三“左”的觀點提出意見，反對不顧主客觀條件組織政治示威的做法。周恩來、陳雲等在會上的報告也對李立三的報告有不少保留。李立三對提反對意見最為堅決的何孟雄進行了批判，指責何孟雄是“調和主義”、“調和路線”。中國共產黨江蘇省第二次代表大會對於進一步組織和動員全省共產黨員和革命民眾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鬥爭，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會議最後笨受了李立三的“左”傾觀點。省黨的二大後，江蘇各地貫徹執行二大精神，在工作中推行了“左”傾冒險主義，不顧主客觀條件，以暴動為中心工作，使得江蘇的革命力量遭到很大損失。此後，隨著王明“左”傾錯誤的推行，再加上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和黨內叛徒的破壞，到1933年底，江蘇全省的黨員由1930年8200多人，銳減到130人。到1935年1月，江蘇省委幾遭破壞，被迫停止活動，全省各地黨組織也大多遭到破壞。江蘇的革命形勢，又一次處於低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