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西歐城市
中古西歐城市，這些城市是在一些交叉路口,商業集市和舊的城市遺址上自然形成的,它們構成了中古西歐的經濟中心.城市的興起和繁榮,刺激了西歐封建主的貪慾,他們把城市視為財富的源泉進行大肆盤剝.為了爭取自治權利,城市同封建主展開了激烈的鬥爭。
中古西歐城市興起
西羅馬帝國滅亡後,古代歐洲的城市在戰火中化為一片廢墟.公元10世紀前後,威尼斯,熱那亞,佛羅倫斯,米蘭,漢堡和不萊梅等中古西歐城市興起.這些城市是在一些交叉路口,商業集市和舊的城市遺址上自然形成的,它們構成了中古西歐的經濟中心.城市的興起和繁榮,刺激了西歐封建主的貪慾,他們把城市視為財富的源泉進行大肆盤剝.為了爭取自治權利,城市同封建主展開了激烈的鬥爭.
中古西歐城市的興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在經濟上,城市是手工業和商業相對集中的地區,它的商品經濟對西歐的封建經濟具有一定的瓦解作用.在政治上,城市,特別是那些擁有自治權的城市,成為自由的樂土,農莊裡的農奴只要在自由的城市裡住滿一年零一天,就可以取得自由身份.因此,當時有一句諺語說:"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城市還與國王結盟,共同對付封建大貴族,加速了國家的統一.在文化上,城市成為世俗文化的搖籃,各種大學紛紛在城市建立,反映市民心態的城市文學也逐漸產生,為文藝復興的出現打下了基礎.中古西歐城市的景象
一、西歐與中國城市的不同特點 1、城市起源不同。西歐中古城市是在10至11世紀重新復甦和產生的。其特點之一是在完成了封建制後，社會生產力進一步發展，手工業從莊園經濟中分離，成為西歐城市產生的經濟前提和物質基礎。特點之二，西歐城市“不是從過去歷史現成地繼承下來的，而是獲得自由的農奴重新建立起來的。”〔①〕這是西歐城市產生的階級前提和政治基礎。西歐城市多產生於水陸交通要道、商業轉手處以及人口稠密、土地肥沃、居民感到手工業不足的農業區。如法國巴黎以及北部的佛蘭德爾、不拉奔；德國的科倫、呂伯克、柏林；英國的曼徹斯特、約克、倫敦；義大利的威尼斯、佛羅倫斯等城市。另外從安全方面著想，城市還產 生於大領主、大主教、修道院所在地以及軍事堡壘附近。新城堡的建立要經過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開始只是作為手工業、商業的居留地。例如佛蘭德爾的布魯日城，該地原是佛蘭德爾伯爵領地，962年後伯爵鮑爾文（鐵臂）在利斯小河的轉變處建造了一所城堡，在它的外面不久興起了一個由小販、手藝人和酒肆店員住著的新堡或“郊區”，新城堡開始用木欄柵圍起來，以後又從數里以外的一個古羅馬城市的廢墟上運來石頭砌成石頭城堡。新堡是一個新興的工商業聚居地，舊城堡是封建領主的宅第。西歐新興的城市，如漢堡、紐倫堡、斯特拉斯堡等帶“堡”（Bourg）的字根，以及聖日耳曼、聖德尼聖波耳等帶“聖”字（san,saint）的字根，多反映了當時該城堡起源於舊的軍事堡壘或教會修道院附近。“到了十一世紀末期，‘堡民’（Bourgperson）不復意味著一個城堡的兵士或僕從，而意味著市民了”〔②〕。至於興起於河川渡口的城市，在名稱上也有反映，如法蘭克福（Frankford ，法蘭克人的渡口）、牛津（oxford，牛的渡口）等。這些新興的或在舊的廢墟上復甦重建的城市，規模並不大，一般只有幾百人以至二、三千人，上萬人的城市已很稀有，14世紀的英國倫敦，這個一國的經濟、政治、軍事中心也只有4萬居民。雖然新的居留地不大，但它卻對封建的自給自足的閉塞經濟打開了缺口。國內市場開始建立起來，導致了封建經濟瓦解。 中國的情況則不同。中國較西歐進入封建社會要早一千年（中國是公元前475年，西歐是公元後476年）。中國在從奴隸制到封建制這個轉變時期，雖然也經歷了大動盪，但時間短，沒有經歷像古羅馬那樣外族（部族）入侵破壞，原來的上層建築沒有遭到徹底摧毀而是經過一定的改造（改革）實現的。奴隸制時期的舊城市，在進入封建制後基本繼承下來，在新的生產關係的推動下，隨著農業、手工業、商業的發展和大量分封，到戰國時期，城市大量增加而且較前繁榮了。如當時趙奢答田單說：“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眾無過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齊國都城臨淄已發展到“七萬戶、甚富而實……。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④〕的大城市了。就城市種類來分，因手工業、商業的發展作為前提條件形成的經濟中心城市，在中國史籍記載上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日益增長。如戰國時的揚州，西漢時的宛、成都、合肥、番禺，唐時的泉州等。到兩宋、明代，除傳統的經濟中心城市日益繁榮外，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城市，如漢口、北京、江寧、福州、張家口、寧波、廈門、上海、漳州、西寧等，新興起的市鎮尤其在江南的蘇、杭、淞、嘉、湖地區發展較快，萌發了資本主義幼芽。清的閉關政策給資本主義萌芽以嚴厲的打擊，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的入侵更是雪上加霜。但從整體上講中國城市主要是按照統治階級的政治、軍事需要（秦實行的郡縣制）而建立的，城市雖然也多建於水陸交通要道、人口稠密、土地肥沃等地區，類似於西歐，但在性質上是有區別的。一個是自然形成的，一個主要是以統治者的需要採取命令建立的（當然也有自然成分），中國城市自秦漢以後，以京城、省城（郡、道……）、府城、州縣等依次而定，星羅棋布。（邊防有專門軍事城鎮、衛所）城市內，既有府第衙門差從僕役，又有工商業者，兼有西歐中古城市的舊堡與新城的內容。但在城市裡，府衙是首腦、中心，工商業則是附屬產物。歷代帝王為強化統治和供享用往往採取遷豪富、徙百工以充京都，如秦始皇下令“遷天下豪富於鹹陽”〔⑤〕，隋煬帝建設東都洛陽時，“徙天下富商大賈數萬家於東京”〔⑥〕，明太祖建都金陵（南京）之初，“取蘇浙等處上戶四萬五千餘家，填實京師，壯丁發各監局充匠，余置都城之內外”，明成祖遷都北京時“取金陵民匠二萬七千戶”〔⑦〕。 綜上所述，西歐城市的發展規律，是由手工業、商業的聚居地，逐漸發展擴大而成為新的經濟、政治中心。中國城市則由政治、軍事中心，逐漸發展擴大而成為新的政治、經濟中心。 2、城市的結構不同。西歐中古城市一開始主要由莊園中逃亡的農奴、手工業者作為主要居民，此外還有逃亡農奴經營的行商小販、酒肆店鋪等，基本上是一個生產城市。城市的布局，一般中心是廣場，是手工擁、商品交易集會之處。組織上是按照傳統的“農村公社”民主形式組織起來的，各個行業又逐漸組織起自己的同業行會。商人們也組織起商會，作為他們團結戰鬥，反對共同的敵人（強盜、貴族）與防止外部競爭以保衛本身的生存與利益的組織。在西歐，“中世紀的城市勞動與亞洲的勞動形式和在西方的農村勞動形式……不同，它已經前進了一大步，並且對於資本生產方式，對於勞動的連續性和經濟性來說，是一所預備學校”〔⑧〕。西歐出現了二個經濟中心——莊園和城市，即農業經濟中心和商業經濟中心，二者互相依存又向不同方向發展。 中國的城市卻很龐雜，但總起來講，達官、貴族、差役、僕從為主體，工商業者處於附屬地位。消費大於生產，商業超過手工業，基本上是消費城市。城市規模一般較大，人口較多，中小城市人口一般數千數萬，大者數十萬以至百萬。城市布局，一般以行政長官的衙署為全城的中心，各種府第鱗次櫛比，城關往往發展成為工、商業區。城市富商大賈，多與有權勢者相結托，有的買得官爵，有的廣治田宅，成為統治階級的一員。來自農村裡的手工業者、行商小販，到達城市後，長期沒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組織，又由於人少力單，顯得特別軟弱無力。中國的城市行會，形成較晚，最早可見於《房山石經》題記中記載，說明遲至唐代天寶至貞元間北方才有行會，這較封建城市的形成要晚一千多年。具有真正意義的行會，可能在明代以後。〔⑨〕但就是在這時的行會與西歐也有所不同。所以市民運動一直到明清之際才活躍起來。中國進入城市的多是一些破產農民，他們在人身上不像西歐那樣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到了城市靠日勞動過活，兼做手工業或從事商販與其他工作。他們鄉土觀念較深，流動性大。當條件改善後，他們還要回鄉置產務農。有的雖世代城居，但當條件惡劣時，他們乃遷居鄉間謀生。習慣於接受“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伍”〔⑩〕的封建剝削方式。城鄉間沒有嚴格的界限，農民進城或市民重回農村沒有本質的變化。他們基本上仍然從屬於封建主義範疇而難能發展成為新興的資產階級。 3、城市的作用不同。西歐中古城市，它是商品生產的基地、被壓迫農奴反封建鬥爭的堡壘、世俗文化的發祥地、文藝復興的搖籃。城市又與王權結成聯盟促進國家的統一和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它的出現與發展成為埋葬中古封建主的墓場。城市在封建領地上開始出現時，領主大都採取支持的態度。這是因為：（1）西歐領地相互間沒有從屬關係，甲地的農奴逃到乙地後，乙地領主可以從他們經營的行業中得到稅收，以增加自己的收入。（2）領主為了就近得到能工巧匠的手工藝品和販運商賈的各種奢侈品，以滿足不斷增長的需要，他們熱心於新的工商業中心出現在自己的領地上。（3）領主對外地逃奴，予以優待收容安置，免得手工業工匠等進入其他領地。 於是，他們從輕規定課稅、寬大司法。在道路橋樑等地方建設、茅舍地基、園地貨攤等方面，予以慷慨的特許〔①①〕。這些均得到逃亡者的歡迎。新領主對逃亡農奴的保護與寬容是為了維護他們的剝削和統治，而逃亡的農奴則渴望的是自由的貿易和生活。隨之新的矛盾和鬥爭也就開始了。新的市民展開了為擺脫領主的控制、爭取城市自治權的鬥爭，這一鬥爭又稱為城市公社運動。這一運動從11世紀城市出現起到13世紀城市形成。他們的鬥爭方式靈活多樣，有的通過金錢贖買得到自治，如法國南部較為富庶的城市；有的是通過武裝鬥爭獲得自治的，如法國的琅城、義大利的米蘭等。據統計“那些自治城市的數量在1100年和1300年間增加了十倍，而他們的人口有時則增加到兩三倍”〔①②〕。取得完全自治的城市，設有全體市民代表大會，而全體市民代表大會是城市最高的權力機關，下設常設機構（通過選舉）管理城市。它們享有獨立的行政、司法、財政、鑄幣、軍事防衛以及對外宣戰、媾和等權，如義大利的威尼斯、熱那亞、佛羅倫斯城市共和國。另外還有一些城市，它們是在相互妥協下產生的，只取得了不完全的自治權，如法國的巴黎，法王“準予參加審理商業性質的問題和巴黎商會的案件”〔①③〕。總之，市民人身自由了，並享有不同程度的參政權。 統治階級為了強化王權，便把王權與城市市民結成了政治聯盟，使西歐政治格局有了新變化、新特點。西歐的英、法兩國在城市的支持下，分別於十三、十四世紀，迅速地從封建割據的混亂紛爭中擺脫出來，建立了中央集權的等級君主制國家。（英於1295年召開國會，法於1302年召開三級會議）城市與王權結成聯盟，相互支援，形成經濟繁榮國力強盛的局面。城市工商業的發展有力的推動了農村的變革。農村貨幣地租的實施，使整個農奴的身份逐漸得到了自由，這些又推動了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西歐王權強化之日，乃封建社會迅速走向瓦解之時，早年需要相互支持的聯盟一旦破裂，資產階級革命從而醞釀爆發。 中國的城市，在中古以來它始終是各級統治者的中心，是一個消費的中心。正如馬克思指出過的；“在亞細亞，城市的繁榮或存在完全是由政府的地方性支出，生起來的”〔①④〕。中國城市既然完全為統治者所控制，它們對於城市工商業的政策則就以本身的利害為轉移了，城市工商業的命運則時舛時興。如西漢初“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林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這種對工商業採取的放任政策，立即引起工商業在全國範圍內的活躍。同時對農業又採取了“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①⑤〕的政策，很快使農業得到恢復與發展，經過六、七十年的輕徭薄賦，西漢初出現了“文景之治”的盛世。這個時期私營工商業的大發展，使許多工商業城市蓬勃興起，規模較大的有西安、洛陽、邯鄲、臨淄、江陵、陳、吳、壽春、番禺等18個城市。富商大賈也應運而生，他們“或@①財役貧，轉谷百數，廢居居役，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①⑥〕。商品經濟的發展，衝擊了封建的等級制度和自然經濟的基礎。從漢初劉邦時起，就有許多官吏建議實施“抑商”政策。漢高祖曾下令“商人不得衣絲乘馬，重租稅以困辱之”〔①⑦〕，但收穫不大。武帝時，隨著整個經濟的復甦與發展，尤其是農業經濟的興旺，漢統治者又開始對私營工商業大張撻伐了，頒布了一系列抑制工商業發展的政策，諸如鹽鐵官賣、平準均輸等。加之統治階級日益腐朽，造成了新的經濟破壞，社會動亂。歷代如是周而復始，嚴重地阻礙了城市工商業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 中國城市裡富商大賈的發展，既然以封建統治者的意志為轉移，他們在政治上乃與封建權勢相結托，在經濟上則把剩餘資本轉向購置田宅，成為商人地主。他們並無自治權利的要求。城市裡的小手工業者和小商販在官府的嚴密監督下經營和生活，人少力單難以組織起來進行鬥爭。官營手工業只是作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僕役罷了，相互間沒有聯繫。中國城市的性質與西歐是不同的，中國真正的大城市，在這裡，只能認為是帝王的軍營，那是真正經濟結構上的贅疣。〔①⑧〕但歷史仍然是發展的，不過太緩慢了，16世紀以後日益落後於西歐。 二、中西城市不同特點形成的原因 1、西歐與中國土地所有制形態不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制度的基礎，有其共性，又有各自不同的特點。西歐土地是由國王賜封給領主的，土地是封建領主的世襲領地，按照長子繼承制（或遺囑繼承人）的辦法承襲下來的。各級領主對自己領地上的土地經營方式採取莊園制，土地不能買賣。中國的土地制度，雖然名義上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實際上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封建社會初期，有過一段領主土地制，但為時短暫。戰國秦商鞅變法“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①⑨〕，從此很快過渡到地主土地所有制，土地可以自由買賣。雖然也有過蔭封、皇莊，但比重不大。另外在歷代也有限田、度田、王田、占田、均田、公田等制度的實施，但效果不佳，為時也是短暫的。在中國地主土地所有制下，土地變化較頻繁，那裡不僅有大地主，而且還有中、小地主和一定數量的自耕農。 2、西歐與中國的階級結構不同。在封建社會，封建主剝削壓迫農民造成階級對立和矛盾這是共同的，但又有各自的特點。西歐通過采邑分封、特恩制，建立起依次互為主從的封建等級制、割據一方，儼然似一個獨立王國，中央集權制出現的較晚，領主們相互紛爭比較突出。領主管轄下的農民被嚴格束縛在土地上，世代相因沒有人身遷徙自由，處於農奴地位，並隨著封建領主的封建割據的形成而日益惡化。他們又隨著莊園經濟的發展，利用領主間相互矛盾而逃離，開創新的活動場所，逐漸形成城市。城市成為農奴解放棲身之所、農奴制的對立物。到封建社會後期，新興的市民階級，也就是資產階級茁壯成長起來。中國進入封建社會不久，很快形成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國家。又由於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和統治階級自隋唐以來採取科舉制選拔官吏，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識分子可以上升到公卿貴族地位上來。另外在土地繼承上又是分戶析產，統治階級不象西歐那樣日益分化瓦解，相反是在不斷地充實強化，使他們得以布成羅網，從中央到地方聯合一氣共同統治剝削廣大農民。破產農民一般不願背井離鄉，即令進入城市，也是從一個羅網進入另一羅網，得不到真正的解放。中國農村經濟長期難以得到城市商品經濟的助力，發展緩慢，手工業與農業結合比較牢固，新興的城市資產階級難以形成。 3、西歐與中國政治結構不同。雖然都是地主階段專政，但形式和內容都有所不同。西歐隨著社會發展，王權與市民曾結成政治聯盟，在十三、十四世紀英、法出現了等級君主制，直到“王權以奴役和掠奪報答了它的盟友為止”〔②⑩〕，一場資產階級革命也就爆發了。中國在發展過程中，不存在城市與王權聯盟，中古時期也根本沒有形成資產階級。農民階級雖然有過前仆後繼的大規模起義，但因農民的分散性以及由此而來的極端落後性，這些起義都毫無例外的失敗了。 4、宗教以及其他因素的影響。西歐基督教會是西歐封建社會的支柱，教權往往大於王權，教權與王權之爭相互削弱，西歐城市往往在它們的矛盾的裂縫中產生、發展。十字軍東侵從11到13世紀延續了好幾百年，給波及到的東西方人民帶來一場浩劫。在這場動亂劇變中，大部分封建騎士消失了，部分農奴乘勢逃到了城市。十字軍東侵又使西歐封建主變得更加貪婪奢侈，從而對城市日益依賴，剝削方式轉為貨幣地租，又收取大量贖金，讓交起贖金的農奴獲得自由，客觀上有利於封建制的瓦解。加上西歐在羅馬帝國時代就有了繁榮的商業城市，各地區與國家間曾有過四通八達的商路，當生產復甦後有利於在原來的基礎上復興和發展。中國的宗教是皇權的附屬物。中國的土地遼闊，四鄰封閉，有了天災人禍，農民往往逃到邊遠的寬鄉，披荊斬棘，重建家園。他們對於城市沒有多大興趣，因為城市是反動的中心，他們視為畏途，又因為城市是消費的中心，他們難以久居。對城市他們不象西歐那樣具有莫大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