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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時代的世變之中，如何確立自己的人生態度與立身處世之道，是知識份子經常自我思量的問題。雖然中國知識份子自古以來，都無法完全和政治絕緣。但在儒家的價值體系之中，早已有了明確的分劃，那就是兼善或獨善，也就是出或處的選擇。將自己置身於政治漩渦之中，一伸治平之志，或蟬蛻於塵囂之中，自致於寰區之外，和政治保持某種程度的疏離，悉聽君便。中國大陸自一九四九年後，以馬克思與毛澤東思想為基礎，形成歷史解釋體系。史學工作者所作的任何歷史解釋，不是為了探索歷史客觀的事實，祇是為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思想作注釋，這是中國史學成立以來，所遭遇的最沉痛的悲劇。在這場悲劇中不僅歷史尊嚴掃地，史學工作者所受到的汙辱與損害更是空前的。所以，文革過後，產生了史學工作者的自我反省與檢討。由於自我反省與檢討，激起了史學工作者對客觀歷史事實的自覺。
於是，研究歷史必須是實事求是的要求，在史學領域裡瀰漫開來。史學工作者逐漸開始拋棄過去那種簡單化、絕對化的約束，從新經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歡呼著史學第二個春天已經來了。但「史學危機」亦緊隨在後。
在「史學危機」的呼聲中，金觀濤橫刀而出，提出了他的中國封建社會「超穩定」的解釋體系。這種解釋體系提出後，在中國大陸引起許多史學工作者的非議。但在台灣卻非常流行，的確令人費解。於是筆者寫了〈把歷史還給歷史〉一文。本書實可說是筆者對歷史人物及史學演變關懷的結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