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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比較現代婦道與傳統婦道的區別之前，首先要了解婦道的含義。
婦道，在指古時指做媳婦必須遵守的規矩。在《孟子·滕文公下》一書中有：“以順為本者，妾婦之道也。”即妻子對丈夫、媳婦對公婆要絕對順從。這種禮法制度早在奴隸社會末期就已形成，到封建社會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婦女必須遵守三從四德，在封建時代，三從四德是婦女的行為規範。“三從”出自《禮記·喪服·子夏傳》，指“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意思是說女孩子在未出嫁之前要聽從家長的教誨，不要胡亂地反駁長輩的訓導，因為長輩們的社會見識豐富，有根本性的指導意義；出嫁之後要禮從夫君，與丈夫一同持家執業、孝敬長輩、教育幼小；如果夫君不幸先己而去，就要堅持好自己的本份，想辦法扶養小孩長大成人，並尊重自己子女的生活理念。
這裡的“從”並不是表面上的“跟從”之意，而是有工作性質的“從事”之本質。“四德”出自《周禮·天官·九嬪》，指“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就是說做女子的，第一要緊是品德，能正身立本；然後是相貌（指出入要端莊穩重持禮，不要輕浮隨便）、言語（指與人交談要會隨意附義，能理解別人所言，並知道自己該言與不該言的語句）和治家之道（治家之道包括相夫教子、尊老愛幼、勤儉節約等生活方面的細節）。女子的從一而終、三綱五常、男尊女卑、男女有別、家長制、夫權統治等，表達了封建經濟和封建政治對婚姻家庭制度的要求，也成為奴役和壓迫婦女的有力工具。
雖然在《孟子》中定義了婦道是妻子的責任和義務，但封建社會將其進一步延伸為三從四德，成為了婦女的行為規範，這也是中國古代的儒家思想在倫理道德方面對婦女社會地位看法的集中體現。
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婦女的社會地位有了很大的變化，得到了很大提升，這也是出於婦女在社會分工中占有了越來越重要地位的原因。
在新文化運動中，將婦女社會地位的改變作為現代文明的標誌來宣揚，作為抵抗儒家文化的有力武器來散播，造就新女性，在那一代知識分子看來是邁向現代中國的關鍵一步，新女性是被想像為推動中國現代化的載體，但新女性自己卻是要做主體，要做一個和男性同等權利獨立的人，於是婦道這個詞開始有了新的含義。我們更應該清醒的認識到，現代的婦道至今還沒有一個準確的定義，它會隨著時代和社會的發展逐漸變化。
男女平等
人類學家海倫·費希認為，女人將是21世紀的“第一性”。而在這個世紀之初，女性的首要的任務，仍舊是為自己尋找一個合適的角色定位，以及爭取自己該得的權利。
說到底，女性追求平等的過程，也是她們一步步走向職業化的過程。
現代的女性，面臨的問題與傳統的女性已經大不相同。走出家門參加工作不再是問題，問題是：你可以在多大範圍內選擇工作；衝破父母包辦的婚姻已不是問題，問題是：怎么處理與自主選擇的男友的感情；經濟獨立乃至人格獨立應該也不是問題，問題是：一定要像男人那樣行事才能得到嗎？
獨立的職業女性產生了角色困惑——當初的選擇使許多女性今天面對著比從前更為難的處境，她們在社會中要按照男人的標準去工作，而在家庭中，還得像傳統女性一樣遵守婦道。
似乎女權主義者多年來為自己爭取的權益，到頭來讓女人成了不男不女的人？這種局面令人沮喪。
有許多職業女性在工作過程中，不由自主地遵循了男性規則，從而縮小了男女“性格溝”。關於“性格溝”，英國心理學家沙威爾的調查顯示：30年前被列為男性“典型性格”的頑強、堅定、勇敢等，時下許多女性已經具有，以往男性大多“暴躁”，但現在高達40%的女性承認自己時時“大發雷霆”，比例只比男性低5個百分點。
事實上，職業女性的角色混亂，具有史無前例的全球性。 此前，澳大利亞女權主義者傑梅因·格里爾曾在其《完整的女人》一書中對當代女性所面臨的問題做了深刻的反思：女權主義者們一開始就意識到，婦女遭受苦難的原因可以歸納在“矛盾期望”一詞之下。
婦女面對的矛盾任何時候都沒有像現在這樣更容易傷人，職業婦女不知道她應該像男人一樣工作，還是像她自己那樣工作？她應該改變組織還是屈服於組織？她應該忍受騷擾還是照男人屁股上踢一腳？做母親是特權還是懲罰？諸如此類，等等等等……
2003年10月，上海市婦聯公布的“上海女性受教育狀況”調查報告顯示，認可“男主外女主內”傳統分工模式的比例較之10年前有所上升。報告認為，儘管女性中僅有37.3%的人贊同“男性以社會為主，女性以家庭為主”的傳統分工模式，但在現實生活中卻有相當數量的已婚婦女在傳統觀念的潛移默化之下，忙於相夫教子，從而放棄自己對成功成才的追求。
這說明，中國的女性在家與職業之間，10年來一直搖擺不定，左右為難。
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上海的婦聯組織認為，最主要是因為，女性所處的社會地位不平等，她們從事的許多職業不能和男性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另外，就業競爭的加劇，讓她們成為單位首先考慮的裁員對象。
也有人認為，女性返回家庭，是為了重新找回做女人的安全感。事實上，不管是在家裡還是社會上，當代女性的不安全感都是注定的。
除了觀念因素外，安全感的缺失甚至讓許多職業女性不敢生育。上海市人口計生委的統計數據表明，上海育齡女性生孩子平均不到1個。研究人員認為，上海職業女性比例較高，而從生育到撫養孩子需要很多時間，面對各種競爭壓力，不少女性選擇參與競爭，無暇顧及生孩子的事，也有不少職業女性等到站穩腳跟後，再考慮生兒育女。與此同時，健康、性騷擾、同工不同酬等問題，都成為職業女性沒有安全感的重要原因。復旦大學社會性別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鄭桂珍教授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前不久，該校很有貢獻的一些女性在座談時都說，現代女性的壓力非常大。要做一個成功的女性，她們不僅要付出比男人更多的辛苦（因為決策者以男性為主），而且，還要分擔多半的家庭責任。
不久前，鄭桂珍等在21所大學做《女教授健康狀況調查》，“結果發現，現在的女教授們，在講課、評職稱、進修以及婚姻家庭的幾重壓力下，造成了嚴重的健康問題。”
目前，女生所占比例大約是所有高校生的44%。許多人因為工作難找，想盡了辦法，費盡了周折。有媒體說，為了找工作，一些長得不太漂亮的女大學生甚至紛紛去做整容。因為，最終決定是否給她們一份工作的，多半還是男性。
套用100年前梁啓超先生的說法：女性開放則社會開放，女性獨立則社會獨立，女性自由則社會自由，女性強於歐洲則國強於歐洲，女性盛於世界則國盛於世界。
現在的問題是，在多元化女性文化面前，中國女性的整體形象面臨失語的尷尬。人們陷入一種迷惘：誰能代表今日的中國女性形象？要怎么做才能成為好女人？
好女人失去了統一的標準，壞女人倒遍地開花。你會看到，妓女、二奶、一夜情和第三者插足的劇情，幾乎充斥了所有的影視銀屏。好端端的歷史劇或革命劇，都要重新改編加進昨日的妻妾成群和煙花柳巷；特別溫暖的人文劇，偏偏有演不完的床上戲。不知是壞女人造就了電視劇和電影，還是後者醜化了中國女人。說到底，電影和電視劇是現實社會和價值觀的體現。我們看到，今天，隨著社會價值多元化和城市文明的左衝右突，中國女性面對著以往任何社會背景下都沒有過的角色搖擺。圍繞“幹得好不如嫁得好”這樣一個兩難命題所展開的討論，幾乎貫穿了中國新一代女性的全部青春期。而這個討論的過程，也是女性做出抉擇的心路歷程，很多女性由此走上了獨立自強的路徑，而仍有相當一部分女性從此處迷失。
一位社會學者分析說，從一開始，中國女性就沒有接受過系統的性別教育，在面對各種感情問題時，她們很困惑。不能清醒地認識自己，是她們走向社會後思想迷失的根源。
總之，在討論現代婦道與傳統婦道的區別時，我們不應該完全的摒棄傳統的婦道，應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將之與當今女性所定義的現代婦道有機結合，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建立女性所相應的社會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