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位置
南洋是明清民時期稱呼東南亞較深區域(不包括越南北部等)及其水向型附近區域(一是南亞的斯里蘭卡、馬爾地夫、印度海岸,而阿拉伯海西岸屬西洋了;二是印尼東方的澳洲北部即巴布亞紐幾內亞、索羅門群島,三是菲律賓群島以東的帛琉群島等西太平洋群島)。
南洋的地理概念主要是指當今東協十國在內的廣大區域,包括馬來群島、菲律賓群島、印度尼西亞群島,也包括中南半島沿海、馬來半島等地。而廣義的南洋還包含當今的印度、澳大利亞、紐西蘭以及附近的太平洋諸島。
在下南洋的流民浪潮中,來自全國大部省份,但福建、廣東人占據大多數(95%以上),這與其地理、人文因素及有關係。閩、粵兩省海岸曲折,老百姓與海相習,這是內地老百姓不能相比的;兩省距離南洋較近,往返方便,路近費省,較去拉美等地更具“可選擇性”。而且當時中國國力昌盛,經過千年積累南洋諸國多仰慕中華,有南洋青年搖船去中國沿海紋中華文字於身,乘船歸來其國長老者見字讓位其居於上座。
四個事項
下南洋不等於遷徙,事實上包括四個方面:一是官事,二是去東南亞經商(海上絲綢之路),這種活動出現最早而且貫穿始終,規模大,三是去打工式的謀生,起初的主要動因是建立和統治印尼(那個區域小國多而被荷蘭打敗及建立一個大國即 荷屬印度尼西亞,統治近四百年)的荷蘭當局對當地人有些擔心、而來華南招工(作為荷蘭人的勤雜工),後來一些下南洋的打工一些年份也回來,因此,不能忽視打工這種事情,四是遷徙到東南亞。其中,突出的是經商和遷徙,遷徙最顯眼、規模大。
下南洋是以廣東和福建人為主,目的地是東南亞為主 。
海上絲路
海上絲綢之路從中國東南沿海,經過東南亞半島和南海諸國,穿過印度洋,進入紅海,抵達東非和歐洲,成為中國與外國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並推動了沿線各國的共同發展。在宋元時期,中國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的大幅提升以及指南針的航海運用,全面提升了商船遠航能力。這一時期,中國同世界60多個國家有著直接的“海上絲路”商貿往來,引發了西方世界一窺東方文明的大航海時代的熱潮。
其中,與南洋區域的商業往來是首要內容(這個南洋包括東南亞也包括印度海岸等),去西洋是次要內容(這個西洋包括中東和東非區域,阿拉伯海以東屬南洋)。
小規模時期
鄭和下西洋(前期是下南洋)之前,老百姓走南洋是小規模活動。公元1世紀左右中國就與緬甸、越南等國互有來往。三國時期,東吳孫權黃武五年(公元226年)曾派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浮海巡撫東南亞。唐代時,移民人數開始增多,他們被當地人稱為“唐人”。元朝時期有過元爪戰爭。雖然規模小,因為當地很落後,華人走南洋的影響還是比較大的,海上絲綢之路為落後的南洋帶去了商品和一些先進技術,甚至為有的地方帶來了政府從而加快了當地社會發展級別(菲律賓群島上出現的諸多國家曾是中國的屬國,例如鄭和去南洋時任命當地華商許柴佬為呂宋總督並管理二十年 )。
洪流時期
歐洲列強統治南洋各區域時期希望引華人去開發,加之中國幾次大亂,討生活的移民出現了洪流。明末、清朝和民國時期,中國人去東南亞經商(海上絲綢之路)、打工、乃至遷徙到東南亞(起初的主要動因是統治印尼的荷蘭當局來華南招工),規模巨大,納土納群島就是華人建國的。
移民原因
下南洋在福建、廣東也稱“過番”,屬於閩粵方言,指的是到南洋一帶謀生。
1.在明朝到民國這段歷史時期,國內戰亂不斷,民不聊生。福建、廣東一帶在當時慌亂窮困,人多地少,老百姓生活極度難以維持,為了謀生計,維持家庭生活,改變個人或家族的命運,躲避戰亂,閩粵地區的老百姓一次又一次、一批又一批批地到南洋謀生。據1935年中國太平洋學會對流民出洋的原因所作的調查顯示,因“經濟壓迫”而出洋者占 69.95%。那個時候下南洋的人,既有對未來充滿希望的人,也有在家鄉故土呆不下去的人。
2.一般來說,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末年,大多伴隨著農民起義、外族入侵和王朝更替,不堪戰亂的普通百姓和權力失落的前朝貴族紛紛移居海外。由於地緣上的毗鄰關係,東南亞成為中國移民的遷徙地和避難所。
3.英國、荷蘭殖民統治下的南洋,正處於加速開發過程中,對勞動力的需求量非常大。南洋諸國為吸引華工,先後推出一系列優惠政策,如馬來西亞最大的一個州——砂拉越州,在白色拉者(意即國王 )二世執政時期,就頒布過一個特別通告:給移民足夠的免費土地種植,政府提供臨時住屋安置移民;免費供給大米和食鹽一年;提供交通運輸工具,建立警察局保護華人安全,華人可永久居住在砂拉越等。這樣的政策對於中國國內流離失所、喪失土地的無業流民來說,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很多人就是在這個時候,或攜妻帶子,或孤身一人,漂洋過海來到南洋。
4.從文化的角度看,中華民族是一個農耕民族。農耕民族的最大特點,就是喜歡固守一畝三分田,願意過“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平靜生活。要做一個離家的遊子,要到新世界去努力與開拓,確實需要極大的勇氣。
歷次遷徙
中國與東南亞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兩千年前的漢代。據《史記》、《漢書·地理志》等文獻記載,公元1世紀左右,中國就與緬甸、越南等國互有來往。唐代時,移民人數開始增多,他們被當地人稱為“唐人”。不過,中國人的南洋路,一直到了明清時期才越走越寬。
主要影響
大量的華人湧入東南亞後,對當地的生產、生活以及經濟建設,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一方面,許多華人在僑居國從事商業活動,負責管理海外貿易,收購當地土特產,銷售該國貨物,從而形成一個溝通中國與海外貿易的商業網路。這些人也多為當地政府所倚重,暹羅王室就曾表示,“如果沒有華僑,宮廷什麼買賣也做不成”。另一方面,還有相當一部分華人從事手工業,烤麵包師、裁縫、鞋匠、金匠、銀匠、雕刻師、鎖匠、畫家、泥水匠、織工,幾乎無所不包。從事農業、園藝和漁業的華僑人數也很多,他們同樣在當地社會的日常生活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在東南亞經濟發展過程中,工礦業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在印尼加里曼丹,華人是當地金礦的唯一經營者。礦工人數最多時曾超過9萬,每年生產的金礦砂一般都在百萬盎司(1盎司等於 28.35克)以上。19世紀以前,馬來西亞的錫礦也幾乎全部是由華僑開發。現在當地許多被稱作“錫湖”的大型錫礦區,都是華僑一鋤頭一鋤頭挖出來的。正是由於華僑的辛勤開採,馬來西亞的錫產量在很長一段時間占據世界錫總產量的一大半。
“下南洋”的中國人,就這樣成了當地經濟開發的主力軍。他們的勤奮與努力,改變了所在國經濟落後的狀況。就連英國的海峽殖民地總督瑞天鹹也承認,馬來半島的繁榮昌盛,“皆華僑所造成”。“馬來諸邦之維持,專賴錫礦之稅入……錫礦之工作者,首推華僑。彼等努力之結果,世界用錫之半額,皆由半島供給。彼等之才能與勞力,造就今日之馬來半島。”“馬來政府及其人民,對於如此勤奮耐勞守法之華僑之謝意,非言語所可表達。”
華人在改變所在國的經濟狀況的同時,很多人也徹底改變了自己與家族的命運。東南亞華人,先後出現了數以百計的百萬富豪、千萬富豪。
與此同時,東南亞華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也越來越高。菲律賓總統阿羅約的丈夫是華裔,泰國前總理他信是華人。在泰國議會,三分之二的議員也是華裔。在馬來西亞,華人從政並取得成功,也已經不是什麼新聞。
“下南洋”成為堪與“闖關東”、“走西口”相媲力的重大歷史事件,同樣有“推-拉”合力的驅動。推力方面,“經濟壓迫”是最具有能量的“激素”。1935年中國太平洋學會對流民出洋的原因所作的調查顯示,因“經濟壓迫”而出洋者占69.95%。拉力方面,英國、荷蘭殖民統治下的南洋,正處於加速開發中,勞動力的需求量旺,供不應求,就業機會正多。而且,南洋諸國為吸引華工,甚至採取了“最吸引人的條件”,如馬來西亞最大的一個州砂拉越州,在白色拉者(意即國王)二世執政時期,就頒布了一個特別通告:給移植者足夠的免費土地種植;政府提供臨時住屋安置移植者;免費供給大米和食鹽一年;提供交通運輸工具;建立警察局保護華人安全;華人可永久居住在砂拉越。這對無業失業的流民來說,具有強大的吸引力,由此可以理解為什麼不少流民“甚或自鬻以求至其地”了。
對流入地來說,華工一直是南洋開發的生力軍,他們是廉價的用之不竭的勞動力資源。海峽殖民地總督瑞天鹹說,馬來半島的繁榮昌盛,“皆華僑所造成”,“馬來諸邦之維持,專賴錫礦之稅入。……作錫礦之工作者,首推華僑。彼等繼續努力之結果,世界用錫之半額,皆由半島供給。彼等之才能與勞力,造成今日之馬來半島馬來政府及其人民,對於此勤奮耐勞守法之華僑之謝意,非言語所可表達。”(李長傅:《中國殖民史》)
“下南洋”的流民運動,對流出地同樣發生深刻影響,它對緩解“經濟壓迫”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葛劍雄等先生所著《簡明中國移民史》中,有一個簡單的計算:從1840年到1930年的九十年中,由閩、粵兩省輸出的流民每年平均十萬以上,足以抵消每年的自然增長,緩解當地的人口壓力,至少可以減弱由此而引發的社會振盪。
華工通過艱苦創業,積累了大量資本。他們把資金投向近代工商業,又推動了中國社會的轉型。如中國第一家機器繅絲廠——繼昌隆繅絲廠,就是僑商陳啟沅創辦的。中國第一家民族火柴廠——巧明火柴廠,由僑商衛省軒創設。據統計,從1862到1949年,華僑僅在廣東、福建、上海三省市的投資企業數即達25510家。
移民後代
“下南洋”與“闖關東”“走西口”,被並稱為近代中國的三次移民潮。中國人移民東南亞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漢代。從漢朝到明清時期,每當新老政權交替之時,不堪戰亂的百姓與沒落的權貴都會紛紛移居海外,東南亞因為易於到達而成為中國移民出國的首選之地。
如今,中國人的腳步已經遍及全世界。而海外華人中最大的一個群體,就是東南亞華人。他們中的絕大部分,就是幾百年前那些在南洋披荊斬棘的開拓者的後代。據不完全統計,印尼兩億人口中,約一千萬是華人。馬來西亞兩千五百萬人口,華人約六百萬。泰國六千五百萬人口,華人約二千萬,占了將近三分之一;新加坡五百萬人,華人約占75%,是海外華人占所在國人口總數比例最高的一個國家。
華人在改變所在國的經濟狀況的同時,很多人也徹底改變了自己與家族的命運。東南亞華人,先後出現了數以百計的百萬富豪、千萬富豪。
與此同時,東南亞華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也越來越高。印尼總統瓦希德曾向媒體承認自己有華人血統,菲律賓總統阿羅約的丈夫是華裔,泰國前總理他信是華人。在泰國議會,三分之二的議員也是華裔。在馬來西亞,華人從政並取得成功,也已經不是什麼新聞。
從文化的角度看,中華民族是一個農耕民族。農耕民族的最大特點,就是喜歡固守一畝三分田,願意過“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平靜生活。要做一個離家的遊子,要到新世界去努力與開拓,確實需要極大的勇氣。
鴉片戰爭後,近代中國人下南洋則是為了改變個人或家族的命運。當時英荷殖民統治下的南洋諸國為吸引華工,推出了許多優惠政策,比如給移民免費土地、臨時住所、交通工具,甚至免費的食物,許多中國人,尤其是華南各省的老百姓,或拖家帶口,或單身一人,滿懷著希望與夢想來到南洋。
(位於山西朔州右玉縣的殺虎口是“走西口”的“西口”之一。殺虎口不僅是通往蒙古,還是通往俄羅斯的重要商道。走出殺虎口,晉商們就迎來了一片新天地。)
南洋是明清民時期稱呼東南亞較深區域(不包括越南北部等)及其水向型附近區域(一是南亞的斯里蘭卡、馬爾地夫、印度海岸,而阿拉伯海西岸屬西洋了;二是印尼東方的澳洲北部即巴布亞紐幾內亞、索羅門群島,三是菲律賓群島以東的帛琉群島等西太平洋群島)。
南洋的地理概念主要是指當今東協十國在內的廣大區域,包括馬來群島、菲律賓群島、印度尼西亞群島,也包括中南半島沿海、馬來半島等地。而廣義的南洋還包含當今的印度、澳大利亞、紐西蘭以及附近的太平洋諸島。
在下南洋的流民浪潮中,來自全國大部省份,但福建、廣東人占據大多數(95%以上),這與其地理、人文因素及有關係。閩、粵兩省海岸曲折,老百姓與海相習,這是內地老百姓不能相比的;兩省距離南洋較近,往返方便,路近費省,較去拉美等地更具“可選擇性”。
1.西漢末年,一批漢儒學者、軍政官員數千人逃往越南;
2.南北朝時,五胡亂華,中原人士紛紛移居印度支那;
3.唐朝後期,黃巢襲擊廣州時,廣東人爭相逃往東南亞;
4.元滅南宋時,大批遺臣遺民也落難到此。
5.明末清初,大量的難民、被清兵打散的農民軍、抗清失敗的明軍餘部以及不願侍奉清廷的明朝遺民,掀起了移民東南亞的高潮。明亡後,高、雷、廉三州總兵陳上川、副將陳安平等率領兵將家眷3000餘人、戰船50餘艘到達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這塊地方因此被稱作“明鄉”。1659年,跟隨永曆帝流亡緬甸的官兵眷屬,有的逃亡暹羅(今泰國),有的被安置在緬甸邊遠地方,今緬甸北部的桂家與敏家都是這些官兵的後裔。
歷史進入21世紀,中國人“下南洋”的腳步並沒有停止,但原因和動機,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如今,中國人的腳步已經遍及全世界。而海外華人中最大的一個群體,就是東南亞華人。他們中的絕大部分,就是幾百年前那些在南洋披荊斬棘的開拓者的後代。據不完全統計,印尼兩億人口中,約一千萬是華人。馬來西亞兩千五百萬人口,華人約六百萬。泰國六千五百萬人口,華人約二千萬,占了將近三分之一;新加坡五百萬人,華人約占75%,是海外華人占所在國人口總數比例最高的一個國家。
洪流之後
大斷流時期
中國計畫經濟時期社會封閉、穩定,人們被安置於一個個固定地方,民間商業大體消亡、而且漁民沒有漁業自主權而不去深海冒險作業,民間百姓走南洋活動一度消失(因此也出現了南沙危機)。
小複流時期
改革開放後,外貿發展,人流自由,與南洋小複流,但南洋區域已從歐洲列強那裡獲得獨立、人口規模大了、又社會穩定,因此華人移民只是個別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