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

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分設執行和監察兩個委員會，負責管理該會的正常運作，其中有執行委員121人，監察委員25人，在執行委員中又選出王曉籟、杜月笙、錢新之、潘公展、張壽鏞、童行白、黃任之、柯乾臣、陸京士等9人組成主席團，並以陶百川為秘書長，主持該會的日常事務。 可以說，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機構龐大，任務繁雜，在相當程度上輔助甚至執行了某些政府職能，成為一個戰時體制下帶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色彩的臨時權力機構，並被法定為全市抗日救亡團體的“最高組織”。 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成立後，領導和協調上海各個社會組織和救亡團體，開展了大量的抗日後援工作，尤其是“八一三”淞滬抗戰期間，該會更是在配合和支援前線作戰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七七”盧溝橋事變的爆發，使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上海人民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的引領下，迅速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抗日救亡運動，約180個各界救亡團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其數量之多、範圍之廣、熱情之高，前所罕見。在如此眾多的救亡團體中，規模最大、涉及面最廣的就是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
為了將上海各種抗日救亡力量團結起來，並納入政府的統籌管理之下，經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授意，在上海市地方協會、市商會、市總工會、市婦女會、市教育會、市農會、銀行公會等團體的聯合倡議下，1937年7月22日，上海各行業公會、各區市民會、各國貨團體、各同鄉會以及機關學校等500多個團體組織召開大會，宣告成立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該會以“本中央既定方針作抗敵後援，共謀完整國土、復興民族”為宗旨，成員包括幾乎囊括了上海各界的知名人士，如虞洽卿、王曉籟、穆藕初、劉湛恩、顏福慶、潘序倫、陳光甫等。
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分設執行和監察兩個委員會，負責管理該會的正常運作，其中有執行委員121人，監察委員25人，在執行委員中又選出王曉籟、杜月笙、錢新之、潘公展、張壽鏞、童行白、黃任之、柯乾臣、陸京士等9人組成主席團，並以陶百川為秘書長，主持該會的日常事務。
為積極支援抗戰，具體落實各項後援工作，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先後設立了供應委員會（辦理軍需供應及軍隊慰勞，後更名慰勞委員會）、救濟委員會（辦理難民救濟事項）、防護委員會（負責防空、防火、防毒及交通、燈火管制）、交通委員會（組織戰時交通運輸）、糧食委員會（為兵民籌集調配糧食，後改稱為民食調節委員會）、技術委員會（協助軍隊解決戰時工程問題）、宣傳委員會（負責向國際國內開展抗日宣傳）、設計委員會（專門研究戰時各種問題並提供解決方案）、組織委員會（辦理抗日救亡團體的登記、指導及訓練事宜）。這些委員會的人員組成充分體現出各界抗敵後援會的廣泛參與性，許多社會賢達包括不少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都被吸納到上述機構從事專業工作，如設計委員會就由沈鈞儒、郭沫若任正、副主任，救國會“七君子”中的鄒韜奮、王造時、章乃器、史良、沙千里、李公僕及共產黨員錢俊瑞、胡愈之等出任委員。
可以說，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機構龐大，任務繁雜，在相當程度上輔助甚至執行了某些政府職能，成為一個戰時體制下帶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色彩的臨時權力機構，並被法定為全市抗日救亡團體的“最高組織”。
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成立後，領導和協調上海各個社會組織和救亡團體，開展了大量的抗日後援工作，尤其是“八一三”淞滬抗戰期間，該會更是在配合和支援前線作戰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