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名興廢
楚滅庸後，庸人逃至湘西北，在境內溪河定居，懷念故國，遂將溪名命為“大庸溪”。因此， 竹山、 竹溪一帶也稱“上庸”， 張家界市（原大庸市）一帶稱為“下庸”。
東漢建安二十年（215年）析漢中郡置 上庸郡，屬荊州，治所在 上庸縣（今湖北 竹山縣西南四十里渚水北岸），上庸郡轄北巫、安樂、武陵、安富、微陽5縣。
220年(建安二十五年即曹丕黃初元年)，孟達降魏，襲劉封，劉封逃回蜀國，魏合併房陵、上庸、西城3郡為新城郡。
228年(太和二年) 魏分新城之上庸、武陵、北巫3縣為上庸郡，治上庸。
230年(太和四年)，撤上庸郡併入錫郡。
237年(景初元年)，分魏興郡之微陽縣和錫郡之安富、上庸2縣並為上庸郡。嘉平年間又撤上庸郡，至259年(甘露四年)復置。
265年(武帝泰始元年)，上庸郡轄上庸、富安、微陽、上康、武陵5縣，屬荊州。轄境約當今湖北竹山、竹溪二縣及十堰市與陝西平利、鎮坪二縣地.
421年(宋武帝永初二年)，上庸郡轄上庸、北巫、富安、微 陽、武陵、新安、吉陽7縣，屬梁州。
484年(齊武帝永明二年)，上庸郡轄上庸、武陵、齊安、北巫、上廉、新豐、新安、吉陽8縣。
503年(梁武帝天監二年)，改稱上庸郡為新豐郡。
598年(隋文帝開皇十八年)，廢郡。
歷史文化沿革
庸人自擾、 庸庸碌碌、平庸無為……庸，在今天已經成了一個含貶義的字，庸人，則是一群沒有才幹、沒有理想、沒有智慧的人的代稱。然而，我們不知道的是，上古時代，正是一群“庸人”建立了一個以“庸”為名的國家。庸國這個古國，在歷史上並不平庸。
盛極一時的庸國
古庸國是 中國古代文明的一個發祥地，與黃河流域的古殷商之地一樣，同是中華文化之搖籃。在輝煌文明的推動下，古庸國曾經盛極一時。
庸國的疆土，比早期的秦及周宗姬封 侯國及 巴國還大，與南方自己崛起的 楚國不相上下。周武王在分封土地時，最大的宗姬國不過百里，小者僅五十里，秦在春秋 周平王時只有一個 趙城，周早期的 巴國疆土限於 四川的東、北部及重慶的東、西、北部， 楚國疆土限於江漢平原至鄂東、南及 湖南北部一帶。而古庸國，則是一個橫跨長江至 漢水這樣一個地域遼闊的大國。
以前，人們對 庸國不是很了解，以為庸國是 楚國的附屬國。實際上，庸國包括 麇（jūn）、儵（shū）、魚、夔等附屬小國，其東部含古麇屬地，東南部含鄂西及 湖南 張家界市及 慈利、 桑植等縣，今 巴東、 興山、 秭歸、 建始等縣，是古代夔國的領地，當然也是庸國所屬。歷史上著名的 屈原就是 秭歸人，其先祖就是庸國的一位國君 伯庸。
事實上，商湯至周早期的庸國疆土還應包括現今的荊州市及荊門市的南部到今 鍾祥一帶。 楚國國都原本在 丹陽（今 河南淅川）。今天所說的 楚國 都城郢（現荊州市北紀南城），原本應為庸國所屬，後被楚國侵占。
庸國的南部包括今天重慶的 東北地區，含萬州、 開縣、 梁平以北各縣。《讀史方輿紀要》記載：“ 四川首州府，周庸國地……四川 大寧、奉節、 雲陽、 萬縣、開縣、 梁山（今重慶梁平）皆其地也。”
庸國的西部應包含現今的 陝西省漢中市大部分屬地。《華陽國志·漢中志》說：“（漢中）本附庸國，屬蜀。”也就是說，漢中原本是庸國屬地。
庸國的北部包含今天的 湖北 鄖西縣、陝西 旬陽縣及 商洛東部。鄖西縣古稱 上津縣，隸屬 金州（今安康市）。《太平環宇記》、《輿地紀勝》都說，金州“於周為庸國之地。”在史書的記載中，陝西商洛一帶在夏商時期的歸屬並不明了。大概其東部部分地區也屬於庸地。據《魏書》記載：“皇興四年置東上洛， 永平四年改為上庸郡。轄商、豐陽二縣。”上庸郡就是商洛東部 丹鳳、 商南、山陽一帶。名為庸郡，可能與曾經是庸國屬地有直接的關係。
庸國疆土如此之大，在春秋前期少有。這樣大的一個獨立古老國家，被誤解成 楚國的附屬，是非常可笑的。
疆域廣大的庸國並非是 徒有其表，其國力也非常強大，地位、聲望都很高。
庸國在商朝時期，是群蠻之首， 湖南北部、 湖北西南部的“百濮”都歸集在庸國的麾下。這與 庸國在當時的政治、軍事實力、威望是分不開的。庸國在春秋時期稱雄於楚、巴、秦之間，曾打敗 楚國幾次入侵，以至於給楚國造成遷都的威脅。最後的庸楚之戰，楚如果不聯合巴、秦，單靠某一個諸 侯國想滅掉庸國，幾乎是不可能的。
庸國不僅國力強大，其爵位也很高。《禮記．王制》說：“王者之制 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儀禮》說：“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其在東夷北狄 西戎南蠻，雖大曰‘子’。”庸國國君世代為侯伯，其他諸 侯國“雖大，爵不過子，故吳、楚及巴皆曰子。”周時分封制度是嚴格的，非伯者不能稱其為諸侯，故 楚子威逼周王室給其封號，“欲觀 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庸即為伯，說明其地位很高，也充分證明庸國的強盛。
庸國大事記
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武王伐紂時，周武王聯合西土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等族和 方國，進攻商國。庸國名列於八國之首。
公元前611年（ 楚莊王三年），庸國趁 楚國鬧饑荒之際興師進攻。楚莊王聯合 秦國、 巴國反攻，滅亡庸國。
階段敘述
史記中南蠻領袖時期
（神農時代——公元前611年）
炎帝作為 漢水流域文化 宗師開創了南方文化新的繁榮時代。考古發掘表明，早在六千年前， 秦嶺—— 淮河以南就已經廣泛種植稻穀。稻穀的種植大大解放了勞動力，使人們有空閒從事娛樂，文藝就得到發展。那時的文藝以 巫術治病走向巫舞儺戲的祈天娛人，因此出現出土文物中的那些石、骨、玉等質地的 裝飾品和岩畫作品。
居住在 堵河沿岸的人群自稱為“ 庸人”，其地方稱為“上庸”。上庸得名於 女媧摶土造人、鍊石補天的典故，因摶土、鍊石，那座稱為“ 天梯”的靈山之巔被削平，《地名志》說：“其上平夷，故曰上庸，乃補天之梯也，在今 竹山縣西七十里，上庸山是也。”
“上庸”一名的由來固然神奇，但能夠懂得這個名詞所象徵的文化學底蘊的人也許不多。眾所周知：庸者，中而平也。守中持平，正是中華文化的真諦。孔子哲學的根底正深植於“ 中庸”二字里。中庸不是折中主義，不是庸人消極避世，而是在洞悉宇宙大道物極必反的深層真諦後採取的最佳生活態度，即“抱中守一”而臻於不增不減、不垢不淨、不生不滅、不善不惡的解脫化境。
居中而庸，是生命 直趨升華的一條捷徑，是人類智慧 峰頂上的燦然常開的一朵雪蓮。惟有中庸，才能實現天人合一、和合通變、直人大樂的永恆幸福。堵河人大音稀聲、大象無形、 大巧若拙、大智若愚，雖然居於文明的 峰頂之上，仍然守著中庸的那份清醒、那份慧悟、那份解脫，數千年如一日，冷眼看歷史滄桑變幻，一如既往地守候著這方創世的聖地，這塊流浪者們最初的旅行驛站。居上而庸，這就是堵河人寄寓在地名詞義上的大智慧。
據 王國維對庸史的研究成果和< 通志·氏族略>及 蒙文通的<；古代民族遷徙者>；記敘：堵河流域的上庸，堯時是其長子丹朱的封地，丹朱在此發明圍棋，與父帝堯戰於丹水之浦。“堯時 庸人善弈，性狂放狡黠”。圍棋，無疑進一步開啟了民智：反叛和聰穎。
在 夏商時代， 庸人有一些獨特的文化風采，比如：因善於鑄造青銅器被稱為“鏞人”，據說商代的許多鼎器、大鐘都是庸人的傑作；因善於築城建房而被稱為“墉人”，史載公元前1059年，周請庸人築都於洛邑，今 竹山縣 文豐鄉 皇城村的古庸 方城遺址的城牆歷經三千餘年風雨仍然屹立，表明庸人的建築藝術的確很高；庸人又是史料中所稱的最早飲茶的先民，“茶風源於巴山楚水間”。然而最為世人稱道的是 庸人的軍事藝術水平，“惟庸人善戰， 秦楚不敵也”（《古代戰事考》）。
商代，庸為 侯國。定都於 竹山城東南四十一里的 方城山。《括地誌》載：“方城山，庸之 都城。其山頂上平，四面險峻， 山南有城，長十餘里，名曰方城”。《 湖北通志》載：“方城天險之保障”。《民俗博覽》載：“庸人好巫，端公療疾，其效神驗，乃上古遺風也”。在商代崇尚 巫風祭祀的時代潮流中，堵河的 巫文化得以 張揚。
至周代，庸國因率群蠻伐紂有大功被封子國。《尚書》說：“武王興兵伐紂，庸率盧、彭、濮等八國以兵相從。”滅商之後，庸國作為南方群蠻的領袖以軍事實力奠定了，疆域也拓展為占有今陝西的山陽、 鎮安、 柞水、 安康、 漢陽、 紫陽、 嵐皋、 平利、 鎮坪， 四川的巫溪、 巫山、奉節， 湖北的 竹山、 竹溪、 房縣、 神農架、 興山、姊歸、 巴東等縣，即整個 秦巴山區的大部為庸之轄屬。國都仍在 竹山的方城。
至春秋時代，庸國與 楚國抗衡，東威攝楚國的崛起，西牽制秦國的擴張。庸人主要的敵人是 楚國。 楚國後於庸而崛起，有 代庸而為“百濮之長”的態勢。
公元前611年， 楚國遇上嚴重災荒，餓死不少百姓， 楚莊王在韜光養晦“三年不鳴、不飛”。楚之四鄰乘其危難群起攻楚。庸國國君遂起兵東進，並率領南蠻附庸各國的軍隊會聚到選（今枝江）大舉伐楚。 楚國危在旦夕。
楚莊王火速派使者聯合 巴國、秦國從腹背攻打庸國。公元前611年，楚與秦、巴三國聯軍大舉破庸，庸都方城四面楚歌，遂為三國所滅。實現了“三年不飛，一飛沖天；三年不鳴，一鳴驚人”的壯志。
梁啓超在評價庸國亡時說：“楚莊即位三年，聯秦、巴之師滅庸，春秋一大事也。巴庸世為楚病，巴服而庸滅，楚無內憂，得以全力爭中原。”更為重要的是 楚人兼併上庸國後吸收了庸先進文化國力大增，據考證， 屈原先祖是庸人，庸文化成為楚文化的先河。
庸國占有逐鹿中原而問鼎的最佳位置，但伐楚未成反成楚之附庸，使楚得以窺中原之虛而入之，實在是“ 庸人自擾”。究其原因是：庸國人背離了地域傳統文化“守中抱一、和合通變”的內在精神，過份張揚武力、得意忘形，以致 坐失良機。然而，庸國的滅亡是上層貴族勢力的不幸而非堵河文化的潰滅，恰恰相反，堵河地域文化在“ 朝秦暮楚”的政治動盪中吸取異域的秦、楚文化得以在隱逸中保存下來。自此，堵河以古巫養生為特質的地域文化完全退出政治舞台而隱居於民俗之中綿延下去。
輝煌後的沉潛時期
（公元前611年—公元968年）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 秦楚爭雄的此消彼長，上庸歸屬不定，朝秦而暮楚。
秦漢時期，分天下為 郡縣， 上庸縣屬 漢中郡。大批不滿秦朝專制苛政的難民紛紛逃入秦巴山間的上庸 郡大山老林中。
三國時期，為上庸郡。甘露四年（259年）為 新城郡，下領堵河流域七縣， 孟達曾任太守，曾有長詩《上堵吟》著稱於世。“ 魏鹹熙元年為公國，封劉後主（禪）”（《華陽國志》）
兩晉時期，上庸郡曾為清河康王子銓封地庸 王國”。上庸郡成為逃避戰亂和苛政的最佳避難所，這就有上庸郡治下的 武陵縣漁人闖入 桃花源的故事，成為千古佳話。
南朝時期，上庸郡領 九縣。是為“上庸郡領 九縣”。
宋天監四年改上庸置 安城縣，立 羅州。西魏廢帝元年（552年），羅州治上庸，以 扶猛為刺史，統上庸一郡。廢帝改新豐為上庸縣，改安城為 竹山縣。即今 竹山縣南部為上庸縣，北部為竹山縣。
隋開皇十八年（599年），改羅州為 房州，領 竹山、上庸三縣。大業三年廢州置郡，郡治在擂鼓與 竹溪 界邊的縣河堡，領光遷（房縣）， 永清( 保康）、 竹山、上庸四縣。
唐朝時期天下分十道， 竹山、上庸屬山南東道房州，州府設在方城山，貞觀十年移治 房陵。
唐貞觀十年是個轉折點， 竹山（上庸）作為秦巴山區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的地位已經不復存在了。
宋開寶年間（968—975），省上庸縣入 竹山縣，奠定了沿用至今的竹山縣建制規模範圍與名稱。“ 竹山縣”的歷史開始了。
自公元前611年到公元968年長達一千五百餘年的堵河地域文化史隨著中華大地政治風雲變幻而進入輝煌後的沉寂。
然而， 竹山一帶的《竹枝詞》通過 劉禹錫的發現介紹給盛唐詩壇吹送了一股強勁清麗的新風。一時間，堵河人口頭傳唱歌謠成了唐宋以降的大詩人騷客效仿的範本。 下里巴人，和者眾多。
“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 岸上踏歌聲；東邊日頭西邊雨， 道是無情卻有情”，巴山楚水奉獻給華夏文苑的就是這樣優美的絕唱。
堵河文化是典型的自娛型民俗文化，它棄絕了一切的功利主義，它是堵河人內在情感世界的自然流露和無意識宣洩。堵河文化沒有文字、書籍作載體，也沒有代表性的士族文豪，更沒有為皇帝御用的大翰林大學士，它紮根在泥土中，綻放在人跡罕至的秦巴山間。“君子以無名自隱為務”，以致使後人難以藉助顯態文化表征來給它詮釋，只能從 口傳心授至今的民俗豐富載體中去感悟當年的那份飄逸、那份自由、那份堅實、那份神奇、那份豪野之氣。
文化交融時期
（968年一1949年）
自宋開寶元年上庸、 竹山二縣合一為 竹山縣開始，堵河流域的主要地區竹山縣建制趨於穩定。此際 中國進入穩定的封建時代。
元代置行省，竹山縣屬房州 襄陽路。明置布政司， 竹山屬湖廣布政司 鄖陽府。清隸 湖北省 鄖陽府。
堵河流域位於川陝鄂三省交界處，歷來為“ 秦楚走廊”、“楚蜀通道”。堵河為“通向 四川的鹽道”和“通向江漢的中藥材之路”。這個地區的居民由東西南北流民雜居混成：⑴遠古土著先民後裔；⑵庸人後裔；⑶巴人後裔；⑷濮人後裔；⑸；蜀中流民；⑹ 三秦流民；⑺荊楚流民；⑻豫中流民；⑼叛逆巨匪流民；⑽流放士族後裔。多地區、多民族、多階層、多成份的流民把 堵河作為逃避戰爭、早澇、 賦稅、瑤役、仇殺的“ 避風港”和“ 桃花園”，在這塊相對肥沃、偏僻、封閉的土地上共同開拓新的家園。與此同時帶來各地區、各民族、各行業獨具風格的異域異質文化因子，給堵河文化帶來新的衝擊、新的形態。
對堵河文化給予巨大衝擊與極大豐富的歷史契機有三次。
第一次是明代成化年間的荊襄大移民浪潮。明朝 周洪謨在《創置鄖陽府紀》中說：“成化七年，荊襄流民百萬，有司逐之，渴疫者過半。天子籍流民十二萬三千餘戶，因割 竹山之地置 竹溪，割鄖津之地置鄖西，使流寓、本著參錯以居。於是就 鄖縣城置 鄖陽府，以統房、竹六縣。”此次移民僅堵河流域的 竹山、 竹溪一帶即安置七萬餘戶近三十萬人。其數目大於土著人一倍。自此，這占人口1/2的荊襄移民自然而然地將江漢平原先進的 平川農耕文明和集市商貿文明帶進堵河，使堵河土地、資源得到更有力的開發利用，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以中藥材等土特產交易為主的對外貿易活動，培育出外向型農業文化。
第二次是清朝末年太平天國和白蓮教起義軍殘餘大量逃人 竹山，以隱蔽形式定居下來，約有5萬餘人，繁衍為特殊的部族。據《清史稿》載： 竹山一直是白蓮教和太平軍的大本營，也是他們劫後余身的倖存之地。據《 竹山縣誌》記載：“竹山匪患連綿不絕，每三年平均一次大暴動”。農民起義軍後裔繼承了先輩的剛烈血性，敢於反抗、善於鬥爭。 竹山近一千多年歷史上爆發過600餘次大大小小的起義。特殊的地理環境、文化傳統和種族心理培養出 李來亨、 王聰兒、馬二姐、 張振武、 施洋、熊光文這樣的志士。在堵河人血液里涌動的既有“ 竹枝詞”山歌里的那種柔情蜜意，也有施洋怒斥 吳佩孚 演講詞里的那種 匕首投槍。堵河文化溫柔敦厚、中庸平和的背後蘊藏著時代颶風的“ 風暴眼”。陰柔和陽剛的交融構成萬物變化的兩面性的有機統一，當民族和人民的生存處於危險關頭時，刑天舞乾戚的 金剛怒目正如佛門智者的“ 獅子吼”，把沉迷於酣夢中的人們喚醒。反叛精神從另一面豐富了堵河文化的內涵和外延，加強“窮則變，變則通”的創新色彩。
第三次機遇是抗日戰爭時期， 武昌、黃岡一帶的商人被迫遷徙於 堵河，這時，為逃避戰亂，約有8萬人逃進 竹山、 竹溪一帶定居，帶來的是“ 九頭鳥”的商業文化因子和黃梅戲。使得堵河文化得以同站在時代前列的武漢都市相接軌，並產生 城關、 寶豐、官渡這樣較繁華的秦巴集市。與此同時，外面世界的洋貨進山了，山裡的土特產順著堵河流進了湖廣。
與移民文化 粉墨登場的同時，堵河地方特有的古巫文化在民眾中仍保持鮮活的生命力，給亂世、衰世的人們心靈上頻添了許多安慰。
三次移民潮給堵河地域文化帶來先進的平原耕作技術，先進的商品經銷意識，蔑視權威的反叛精神和大都市的價值觀念，使堵河文化在痛苦的蛻變中邁向近代化。
接受了新因子的堵河文化在經歷外來異域文化板塊的撞擊與挑戰後，在時代精神的洗禮中重新進行整合。在文化整合的造山運動中，堵河為辛亥革命奉獻出軍事總指揮、國民黨元勛 張振武，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奉獻出 中國勞工第一位大律師、中國工人階級的一面旗幟施洋，張振武和施洋以秦巴山一般偉岸剛烈、以堵水一般豪邁奔放屹立中國社會大改組、大變遷的最前列，參與締造民主與自由的新世界的大運動，生動地體現出堵河文化風采和這種特色文化培育出的獨具魅力的人格，尤其表現出堵河人強烈的反叛精神和和合通變的革新意識。
順應自然，善於養生；改造世界，敢於創新；追求自由，熱愛和平；致力幸福，不斷革命。——堵河地域特色文化賦予堵河人剛柔相濟和合通變的鮮明性格。
堵河以古巫為特質的地域文化以其特有的包容性和同化力將異域異質移民文化納入自己的旗幟下，貫注以 伏羲、女媧偉大的創世精神， 蚩尤、丹朱強烈的反叛精神，以及庸人特有的和合通變的文化基因，使整合後的新型堵河文化具有一脈相承的歷史連續性，實現異域移民文化的本土化。
精神貫注和提升時期
（1949—）
1949年隨著新 中國的建立，堵河地域文化漫長的發展之旅終於矗立起劃時代的界碑。一種嶄新的意識形態在農民翻身的熱烈鼓點聲中升起鮮艷的旗幟。 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思想以強大的力量改造著 地域文化， 下里巴人 竹枝詞和堵河號子、 竹山高腔被賦予強烈的政治內容和時代新生活的色彩；儺戲和巫術被當做封建迷信而受到批判和拋棄；由地域文化中的糟粕所滋生的各種邪教、反動會道門組織受到有力的鎮壓，新型社會主義農民文化應運而生。這種文化仍然繼承了巴楚文化中的浪漫熱烈、奔放豪邁的高調濃色。
地域特色文化怎樣才能同時代精神有機結合？這個課題經過半個世紀的探索，仍然沒有得到很圓滿的解決。文化大革命時期“左”的思潮泛濫，文化成了政治簡單的傳聲筒，時代精神成了簡單的幾句政治口號，地域傳統文化的精華被當作糟粕拋棄了，從而喪失了自身的特色。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堵河地域特色文化出現復甦的生機。 余曼白代表的堵河 剪紙藝術進入國際藝壇，展現出堵河地域文化獨特的 審美視野和表現風格； 羅維揚主編的縣級文藝刊物《堵河文藝》進入國際文化交流展廳，代表當時 中國縣級文藝刊物的水準，並以之為陣地培養了一大批文學藝術作者群， 鄉土文化得以張揚。小荷才露尖尖角，堵河文化以藝術的幼苗顯示的是土壤的肥厚。
九十年代中期， 竹山縣全面開展旨在提高人民民眾素質，消除精神貧困的十星級系列文明創建活動。農民自覺地用政治、道德、文化、科技、教育等社會規範自我約束、自我管理。十星級創建活動將傳統文化中的倫理道德觀念同當代歷史發展對農民的必然要求結合起來，致力於農民的全面發展。
竹山十星級系列文明創建活動受到中共中央宣傳部和各大新聞傳媒的重視和關注，1996年冬在武漢召開的全國農村精神文明建設座談會把學習“竹山經驗”作為主題，由此，“竹山經驗”走向全國，成為精神文明創建史冊上的一個專有名詞。1997年春， 竹山縣被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定為國家農村精神文明創建示範點，同時成為與 張家港、 天津 和平區、 大連並肩的全國“四大文明創建典範”。
透過社會紛紜複雜的表象，我們透視到“文化力”的巨大作用，“文化力”往往是某些泡沫似的政治運動、文化運動乃至經濟運動幕後的導演。 竹山作為貧困山區的特困縣一舉成名並非偶然，實際上是地域文化獨特的豐厚底氣使然。地域文化發展走勢和民眾的心理需求構成戲劇性突變的“內因”，而時代精神和上層建築意識形態的發展則是其“外緣”。
社會主義需要精神文明創建成為民眾自覺行動，民眾需要精神理念作為生活的目標與動力，地域文化需要在暗河低谷中尋求振起的突破口，三者的內在機制在歷史特定時空點跨世紀轉折關頭終於因緣和合，揭開了地域文化復興的序幕。
堵河文化的復興是中華文化根的蘇生，是世界文化壯麗的回歸，讓文化更好地為人的自由與幸福服務，推動人類由 物我對立的必然王國向物我一體的 自由王國進化。——這就是堵河文化始終不渝的神聖使命。
因此，堵河文化必須重新審視人類文化所有成果並予以最大限度的吸納消融，在壯麗的回歸中重建新型範式；堵河文化必須藉助強大的文化復興浪潮和思想與實踐的雙重啟蒙完成自己的神聖使命；堵河文化必須拋棄實用主義和盲目迷信的枷鎖，在跨世紀戲劇性矛盾衝突中再度振起，鳳凰涅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