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佩孚
吳佩孚(1874年—1939年)字子玉，山東蓬萊人，6歲即入私塾，1896年 22歲時中秀才，後因避禍投軍從戎。從淮軍聶士成部戈什哈（勤務兵）做起，“憑藉其秀才的功底，受到曹錕的賞識，官運亨通，青雲直上，成為直系軍閥的一員大將。通過1920年的直皖戰爭，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戰爭，吳佩孚掌握了直系最多的兵力和權力，成為一方裊雄。他鎮壓京漢工人大罷工，雙手沾滿工人的鮮血；排斥異己，到處調兵遣將，挑起軍閥混戰；敵視南方革命政權，叫囂“先撲滅北方之赤化，然後撲滅廣東之赤化”，企圖以“武力統一”中國。
曹錕賄選總統以及直系軍閥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奉系軍閥張作霖在日本的支持下也不甘心蜇居東北，圖謀控制北京政府。直奉矛盾激化，遂於 1924年爆發了第二次直奉戰爭。戰爭以直系大敗，曹錕被俘，吳佩孚逃往南方而結束。此後吳佩孚雖幾次試圖東山再起，忽而聯合馮玉祥、孫傳芳與奉軍作戰，忽而聯奉反馮，但在北伐軍的攻勢下，主力被殲於武漢，最後輾轉流落北京。七七事變後，日本為推行“以華制華”的方針，試圖拉吳佩孚擔任全國性傀儡政府的首腦。1938年汪精衛公開投降日本後，日本更是策劃“汪吳合作”，甚至提出“汪主政，吳主軍，平分秋色”的方案，但被吳佩孚所拒絕。1939年12月4日，吳佩孚去世。
吳佩孚在民族危急關頭拒當漢奸，是與他個人的經歷分不開的。首先，吳佩孚自幼接受私塾教育，熟讀經書，對孔孟之道極為熟捻。在從幼年到青年的二十餘年中，吳佩孚雖曾因父親病亡中斷在私塾的學習，但他並未因此而放棄學業，仍以各種方式堅持自學，為通過科舉人仕而努力。1896年他以院試第 37名考中秀才，雖不能因此說他舊學極柢深厚，但也反映出他對此確實下過一番功夫。在這點上他與響匪出身的張作霖，布販出身的曹錕又有著顯著的區別。儒家思想對國家、民族的強調以及對國人愛國情操的培養具有不可估量的影響。作為北洋軍閥中的“儒將”，吳佩孚喜用儒家的“忠、孝、禮、義”訓練部屬；在民族大義上，較之其他軍閥，吳佩孚也有更清醒的認識。吳佩孚作為北洋軍閥中繼袁世凱、段祺瑞之後的中心人物，雖與其他軍閥一樣，窮兵繳武，鎮壓革命，但“有兩點卻和其他的軍閥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國歷史上偉大的人物關、岳，他在失敗時，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吳氏做官數十年，統治過幾省的地盤，帶領過幾十萬的大兵，他沒有私蓄，也沒置田產，有清廉名，比較他同時的那些軍閥腰纏千百萬，總算難能可貴。”（董必武：《日本企圖搬新傀儡》）吳佩孚不做漢奸的民族氣節，還是應予以肯定的。本文試對吳佩孚拒作漢奸的思想根源做一初步探討。
吳佩孚在軍隊的訓練上，除重視軍事教育、操練及軍隊裝備外，還經常以儒家思想訓導官兵，要求他們“慕上古之英雄豪傑，誦先哲之訓語箴書，善讀春秋，力行忠義，方足以致忠邦愛國之志，成謀勇兼施之將”，“為將土道……必與士卒同甘苦，共患難，方足以得人心。”他非常崇拜民間的忠義化身關羽和精忠報國的岳飛，動輒以反帝愛國的面目通電聲討皖系、奉系的賣國行為，一時令人以為他是北洋中的“革命將軍”。
對自己，吳又提出了“三不主義”：‘不住租界，不積私財，不舉外債”，雖然有人指責他譁眾取寵，但在某種程度上。吳佩孚確實實踐了他的信條。在用人上，吳佩孚拒用親屬，曾親自下令，吳姓的“天、手、道、遠、隆五世永不敘用。”這種用人現在北洋軍閥中還是較為罕見的。
二次直奉大戰時，吳佩孚敗走天津，在閻錫山、馮玉祥及奉軍的三面包圍下，以“堂堂軍官，託庇外人，有傷國體”為由拒絕手下躲入租界以保全全的建議。既使在牙疾惡化，面臨生命威脅時，吳佩孚仍拒絕到租界就診，最終死於家中。
吳佩孚1927年，吳佩孚在北伐軍的打擊下躲入四川後，日本第一遣外艦隊司令荒城二郎少將派其特務機關長與吳接觸，表示日方可資助“步槍十萬支、機槍二千挺、大炮五百門，子彈若干，此外並助款百萬”幫助吳佩孚東山再起，被吳嚴辭拒絕。在吳兵敗、亟需財力支持的情況下，能做到不為日方利誘所勸，對一個舊軍閥來講，確屬難能可貴，這與吳早年所受的儒家教育應有很大的關係。吳佩孚的成長環境也為他對日本一直採取疏遠、甚至敵對的態度有一定的影響。吳佩孚的家鄉蓬萊是抗倭民族英雄戚繼光的故里，戚繼光的抗倭事跡在當地深入人心，備受人民民眾的尊敬和愛戴，吳的父親就因景仰戚繼光而以戚繼光的字“佩玉”而為吳取名子玉。吳本人對此也從未忘懷，一直與以戚繼光同鄉而自豪。而蓬萊又與甲午戰場威海衛相距不遠，甲午戰爭期間，日本軍艦炮轟登州（煙臺）沿海各府，蓬萊也未能倖免，蓬萊閣幾為炮火所毀。對於日軍的侵略暴行和甲午戰敗後的恥辱，吳佩孚親身感受，對他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影響。吳佩孚在為其軍隊所寫的《登蓬萊閣歌》中就反映出他對日本侵略的憤怒之情：‘北海滿州，渤海中風浪大作！想當年吉江遼瀋人民安樂。長白山前設藩籬，黑龍江前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縱橫，風雲惡。甲午役，土地剝，甲辰役，主權墮，江山如故。夷族錯落。何日奉命提銳旅，一戰恢復舊山河，卻歸來，永作蓬山游，念彌陀”。（陶菊隱：《吳佩孚將軍傳》）
正因為有這樣的思想基礎，吳佩孚才會以“試能與日本交涉不失中國主權，得以結束日中戰爭，回所企願，願意聽從。若與‘臨時’、‘維新’兩政權相似，寄人籬下，未敢從命出山，而決心抗戰到底”來口答侵華日軍的利誘。
從客觀情況來講，身屬直系的吳佩孚，素與英美來往密切，與日本則關係冷淡，在日本掠奪中國權益時，數次通電反對；加之為爭奪對北京政府的控制權，幾次與日本支持的皖系、奉系軍閥發生混戰，彼此積有宿怨。
在與皖系、奉系的鬥爭中，吳佩孚多次以反對其媚日賣國作為與其開戰的藉口。1919年，在反對巴黎和約的鬥爭中，吳佩孚一再發出通電，支持學生愛國運動，反對北京政府（皖系）在和約上籤字，要求罷免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取消中日密約。吳佩孚甚至提出：“在山東問題上，對日本需以相當兵力，作最後之解決”，為推翻皖系政府製造輿論。
1922年，梁士詒政府（奉系）在華盛頓會議期間，大搞親日外交，以日本借款贖回被日霸占的膠濟鐵路。吳藉機聯合直系將領，通電指責梁士詒“勾援結黨，賣國媚外，甘為李克用。張邦昌而弗恤。”並指出‘嘶人不去，國不得安”“請問今日之國民，孰認賣國之內間。”
日本侵占東三省，扶植偽滿洲國成立後，吳佩孚雖已手無兵權，仍通電聲討，痛斥日本“偽稱滿洲獨立國，實即為日本附庸，陽辭占領之名，陰行掠奪之實”。
吳佩孚以反對親日的皖系、奉系起家，在與皖系、奉系的爭戰中也多次吃過日本人的虧，自會與日本保持相當的距離。直皖戰爭爆發後，皖系以日式優良武器與吳作戰，一時占盡優勢，給吳軍造成很大的困難。天津日軍護衛隊也配合皖軍，將直軍趕離鐵路線。只是後來吳佩孚利用天氣突變，皖軍武器優勢無法發揮之機，才在奉軍的夾擊下擊敗皖軍，迫使段祺瑞下台，徐樹鋒躲入日本使館。
一次直奉大戰時，奉軍敗走天津，欲從天津撤回關內。直軍追人天津後，日本遂以外交使回代表的名義，藉口辛丑條約規定中國軍隊不可駐紮天津，對吳佩孚提出抗議，試圖掩護奉軍撤退。吳佩孚對此極為不滿，曾向美國記者表示，如日本有意干涉，就要一直打到東京去。
二次直奉大戰，馮玉祥倒戈前日，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吉風顯作致電吳佩孚，不許直軍在撤退時使用當時唯一可用的秦皇島碼頭。而奉軍南下灤河的前鋒就是由日本人率領的黑龍江騎兵大隊。對於二次直奉大戰的失敗，想必吳佩孚也會在日本人身上記上一筆。
雖然日本對吳佩孚也多次試探，一次直奉戰爭後，派吳佩孚的好友崗野增次郎充當吳的顧問，又以提供軍事裝備等手段對吳伺機拉攏，但吳對此並不接受。日本占領華北後，為推行“以華制華”的方針，企圖拉吳出山，充當傀儡政府的首腦，並為此而制定了“吳佩孚工作”計畫，前後耗資三千萬。為了與吳佩孚拉關係，崗野增次郎被調入北平，擔任‘敬請專使”；日本特務頭子川本大作還專門拜吳佩孚為師，“學習大師的立身處世，道德文章”，企圖以舊友、師徒關係拉攏吳佩孚。
三大軍閥汪精衛公開投日後，日本又調整其“和平運動”方針，策劃“汪吳合作”。在日本的策動下，汪精衛先是給吳佩孚寫信，拉吳作漢奸。吳回信拒絕後，汪精衛又親自跑到北平，約請吳在日本華北方面軍總司令官邸會面，商談合作事宜，又被吳以“咱們是中國人；談的是中國事，要談就在中國人的家裡談”為由一口口絕。
總的說來，在英美扶植下發展起來的直系軍閥，對日本的態度都較為冷淡。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除個別直系將領，如齊燮元等投靠日本，作了漢奸外，大部分直系將領，如馮玉祥、鹿忠麟、于學忠等人都是抗日愛國的。即使是賄選當上總統的曹錕，也拒絕了日本人讓其出山的要求，不作漢奸。因此，吳佩孚能夠作出不當漢奸的選擇與他自身所處派系也不無關聯。
除了吳佩孚個人因素外，為防止吳投敵，國共兩黨也做了大量爭取吳佩孚的工作。1939年元旦，孔祥熙密函吳佩孚，表示對吳的處境“懸系不已”；董必武同志也著文，希望吳佩孚能“自全晚節”，“不做日寇的傀儡”；社會各界愛國人士也紛紛希望吳佩孚能保持氣節，不為日人所用。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吳佩孚終於做出了正確的選擇。吳佩孚28歲從軍，66歲去世，一生東征西伐，可謂‘大有作為”，可是他所努力奮鬥、孜孜以求的目標卻違背了人民的利益和歷史發展的潮流，給他帶來的只是滾滾罵名；而他的‘不為”——‘不借外債、不住租界、不積私財”以及最後的‘不作漢奸”卻使他贏得了人們的一絲敬意。對於吳佩孚來說，他的不為比有為更加難得，更有價值。
孫傳芳
三大軍閥孫傳芳(1885-1935) 字馨遠，山東歷城人。1908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 。1921 年8月任長江上游警備司令兼第二師師長，成為直系軍閥的幹將。1923年1月任福建軍務督理 。1924年江浙戰爭中，出兵浙江，任閩浙巡閱使兼浙江軍務善後督理。1925年奉浙戰爭中打 敗奉軍，占據滬、蘇、皖一帶，自任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1926年11月在江 西戰場為北伐軍擊潰，投靠張作霖，與奉系直魯聯軍張宗昌部聯合與北伐軍作戰。1927年又 失蘇皖地盤，8月反攻南京，在龍潭兵敗。1928年逃往瀋陽，後避往大連、天津。1925年11 月被施劍翹為報父仇擊斃。 童年磨礪1885年孫傳芳出生於泰安下喬莊（今屬於泰安市岱嶽區祝陽鎮下喬莊）。幼年喪父，家境貧寒。4歲時受其嬸母虐待，隨其母逃荒至歷城謀生。長姊嫁商河縣程姓，次姊適歷城縣逯姓。又隨其母去商河，就食於程家，時傳芳方10歲。1899年袁世凱就任山東巡撫，其三姊嫁袁世凱部下武衛右軍執法處王英楷，於是棲身於王家，從此改變了窮困的面貌。
1902年夏，袁世凱創練常備軍，設陸軍練官營於保定東關外，以馮國璋任練官營總辦。是年8月，孫傳芳經王英楷薦入練官
營當學兵，編入步兵科第三班。孫傳芳天資聰敏，且知用功，所有軍事課程，一讀便通，故而學科與操法之考試，往往名列前茅。1902年在陸軍練官營畢業後，孫傳芳又經馮國璋準予免考保送入陸軍速成武備學堂。1904年夏北洋陸軍速成學堂步兵科畢業後，北京練兵處考選陸軍學生派往日本留學，速成武備學堂選40人去京應試，其中就包括孫傳芳、周蔭人、盧香亭等人。經考試錄取，並於同年8月由留學監督趙理泰率領各省留日生百餘人，由天津轉上海乘“大智丸”赴日。抵日後，先入東京牛達區振武學校。1906年畢業後，派入日本陸軍第十師步兵聯隊充候補生。1907年11月入東京陸軍士官學校，為第六期生，步兵中尉岡村寧次任中國留學生的區隊長。1908年12月在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後，又回原步兵聯隊見習3個月，於1909年3月回國。
回國後，孫傳芳先返濟南結婚，娶妻張氏。然後來天津到直隸督練公所報到。同年8月，留日士官生在北京接受陸軍部考試，由陸軍部尚書鐵良任主考官。同時參加考試的留日士官生有閻錫山、李烈鈞、唐繼堯、張鳳翔、劉存厚、趙恆惕、尹昌衡等人，孫傳芳被授予步兵科舉人，並授步兵協 軍校。
初露頭角
孫傳芳孫傳芳經陸軍部複試後，返天津督練公所候差，鏇派充北洋陸軍第二鎮第三協第五標教練官。當時第二鎮的統制為馬龍標，駐保定；第三協的協統為王占元，駐永平；第五標的標統為王金鏡。孫傳芳為人健談，善於應對聯絡，不僅在本協本標內與人相處融洽，即對於他鎮他協亦常有來往，因此頗受協統王占元的賞識。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第二鎮改為第二師，孫傳芳調任第二師輜重第二營營長。1912年，孫傳芳曾隨王占元在河南省固始一帶參加“追剿”白朗農民起義軍的戰役。1913年北洋軍閥勢力始向長江流域伸延，袁世凱派段祺瑞兼代湖北都督；令王占元率第二師進駐湖北，兼任湖北軍務幫辦。王占元提升孫傳芳為該師步兵第六團團長。此時孫傳芳與師參謀長何佩溶成為王占元之左右手。1915年王占元代湖北將軍，當以何佩路為參謀長，因何常駐北京聯絡，王占元乃派孫傳芳代行其職。1916年，王占元任湖北督軍，調任孫傳芳為第三旅旅長，不久，升為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長；1917年，又升任湖北暫編第一師師長。在王占元的提攜下，孫傳芳得展才幹，頗受王的信任，倚若智囊，時常充當湖北代表對外接洽公務，有時甚至代表督軍檢閱師旅，在湖北大有一手遮天之勢。
1920年夏，湘軍襲鄂，王占元命孫傳芳率兵迎戰，湘軍敗退，鏇孫傳芳接任第二師。同年7月，直皖
戰爭起，皖軍戰敗，王占元秉承直系首領曹錕意旨，將皖系之長江上游總司令吳光新扣押武昌，以孫傳芳代替，並由孫傳芳改編皖系殘餘部隊。
1921年，湘鄂戰爭又起，湖南趙恆惕、夏斗寅發兵攻襲鄂南，王占元任命孫傳芳為新嘉蒲通警備司令，率第二師應戰，總司令部設趙李橋車站。孫傳芳派孟昭月及張允朋兩旅在得勝山、鐵山咀、官山口一帶與湘軍對抗，大戰10晝夜，受挫，退而集結於武穴（廣濟）休整。湖北督軍王占元雖系北洋舊人，但曹錕、吳佩孚見王庸懦無能，剋扣自私，早有更換之意；此次抵禦湘軍作戰不利，加以當時財政窘困，餉不以時發，在武（穴）、宜昌、沙市、武昌等地先後激起兵變多起，於是便決計迫王下台。在湘鄂戰爭初起時，曹、吳即發兵援鄂，由吳佩孚親任援鄂總司令，派蕭耀南率二十五師開赴武漢三鎮，第八混成旅旅長靳雲鶚為前敵總司令，率部進駐茶庵嶺。曹、吳名為援鄂，實為驅王，曾有“援鄂不援王”之語。援鄂大軍開往前線，靳雲鄂部向湘軍猛攻，吳佩孚又親自率兵乘兵輪直搗岳陽，湘軍被水陸夾擊，敗退長沙，被迫與吳佩孚議和。
由鄂援閩
1922年4月直奉戰爭爆發，奉軍戰敗，直系勢力日盛。曹、吳既置齊燮元於江蘇，又置蕭耀南於湖北，惟福建、浙江仍在皖系手中，勢在必取，於是有援閩之議。
直皖戰爭後，福建督軍李厚基試圖依附直系，後徐樹錚從北京逃來福州，策動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長王
永泉驅李，以幫辦代行職務。1922年秋，曹錕召孫傳芳至京，命其發兵援閩，由江西蔡成勛為之後援，並偕同駐贛第十二師周蔭人一同前往。孫傳芳受命後，赴洛陽見吳佩孚，吳面允由湖北蕭耀南接濟開拔軍餉，由漢陽兵工廠補充槍枝彈藥。為此孫傳芳又來武昌，從財政廳領到軍餉30萬元，從漢陽兵工廠領到約值7萬元的彈藥。1923年初，一切布置就緒，孫傳芳即由宜昌赴南昌，約定周蔭人並邀請督署參謀長劉宗紀一道入閩。復由九江秘密赴南京，與江蘇督軍齊燮元達成在適當時機夾攻浙江盧永祥的協定。
福建幫辦王永泉，直隸省人，亦系留日士官生出身，當時在直系大軍壓境下，何去何從，舉棋不定。孫傳芳致電王占元說明周蔭人援閩，希雙方合作，王占元當即復電歡迎。周蔭人率部由南昌經撫州（臨川），由杉關入閩，經邵武，沿閩江而下，直抵福州，與王永泉同學相晤，暢敘舊誼。孫傳芳亦督第二師兩個旅並配備炮兵工程，相繼入閩，留張俊峰旅駐紮邵武，由孟昭月旅直驅福州。孫、周二師在王永泉、王永彝昆弟未抵抗之下，順利地進駐了福建。
1923年3月，孫傳芳被任命為福建軍務督理。孫傳芳以劉宗紀為參謀長，王永泉仍留任幫辦，周蔭人
任閩北護軍使。孫傳芳與王永泉雖是日本士官學校同學，但彼此政治背景不同，關係並不融洽，加以福建軍政實權仍多掌握在王之手中，因此孫傳芳決計驅王。10月，周蔭人襲擊王永泉，王軍駐紮在福州甚少，無力抵抗，逃泉州其弟王永彝處，又奔廈門，後聲明下野，逃往上海。王被驅後，臧致平、楊化昭及王永彝等在閩南興兵反孫傳芳，意欲聯合粵、浙、奉系各方面力量，聯合發起倒直戰爭。1924年春，孫傳芳抽調兵力，交由周蔭人、盧香亭率領，並聯合福建地方勢力高義、謝定國、張毅等民軍，向閩南臧、楊發動進攻。雙方在同安一帶展開鏖戰，臧、楊敗退，經由漳州、龍巖，最後由汀州入江西，逃入浙江，投奔盧水祥。閩南民軍紛紛通款於孫、周，閩事大定。
臧致平、楊化昭率殘部退入浙江境內，為盧永祥收編，對江蘇齊燮元有所威
脅，成為齊進攻浙江的藉口。1924年9月，江浙戰爭起，雙方陳兵於淞滬之間。孫傳芳與齊燮元原來就有合力夾擊浙盧之密謀，在此江浙戰端初啟之際，孫傳芳即令其駐洛代表王金鈺向吳佩孚請纓，入浙援蘇，吳允其所請。孫傳芳以閩浙聯軍總司令名義，出兵援齊。是時，奉天張作霖提兵西向入關，援助盧永祥，通電討直。
孫傳芳揮師北上，直指閩浙界上之仙霞嶺。孫傳芳派盧香亭及謝鴻勛兩個旅向仙霞嶺挺進，命孟昭月旅為後繼。浙江方面，精銳部隊幾乎全部調布前線，杭州由陳儀、張國威之地方旅團及夏超警備隊駐守，衢州、江山等後方僅留臧致平、楊化昭部及地方部隊警戒，及聞孫軍由閩入浙，臨時急派陳儀旅及張國威炮兵團增援仙霞嶺。盧永祥系山東人，本來在浙江的地位就不十分鞏固，沈鈞儒等浙江人士曾一再提出地方自治，江浙戰爭起，更促進浙人倒盧之舉。盧派陳儀、張國威抗孫傳芳，但陳始終未去前方，張則白旗高掛，開門迎敵，藉以驅盧。孫傳芳進入浙境後，即任命張國威為炮兵總司兵，並令其為嚮導，直取杭州。盧香亭及謝鴻勛率部長驅直入，在江山掃除臧致平、楊化昭部後，經衢州、嚴州，循富春江而下，順利地抵於桐廬，同時孟昭月亦攻破溫州等地。盧永祥見大勢已去，退守嘉興。孫傳芳又在杭州守備司令夏超的歡迎下，和平進入杭州。
然後，孫軍乘勝追擊，與齊燮元部夾擊盧部於淞滬。盧永祥大敗，只得通電下野。孫、齊連翩蒞滬，執手言歡。盧殘部約五個師的兵力，悉為孫傳芳收編。
1924年9月，曹錕政府任命孫傳芳為閩浙巡閱使兼浙江軍務督理，1925年授恪威上將軍勛位。
稱雄東南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以後曹錕、吳佩孚兵潰失勢，曹錕被馮玉祥囚於中南海延慶樓。11月，段祺瑞上台執
政，但北京政府實際上處於馮玉祥、張作霖共同控制之下。
第二次直奉戰爭本來因張作霖援助浙江盧永祥引起，奉系得勢後，即派張宗昌率師挾盧南下，向江蘇齊燮元奪回地盤，因而孫傳芳復有唇亡齒寒之危。孫傳芳本系曹、吳所培植並以驅浙盧而發展起來的，現曹、吳既倒，孫傳芳應如何適應新形勢以謀自處，孫傳芳看風使舵，決定首先應取得奉張之諒解，藉以緩燃眉之急。於是，孫傳芳派兩浙鹽運使王金鈺與奉系取得聯繫，王與奉系將領楊宇霆系士官生同期同學，通過楊的關係往見張作霖。張此時亦有意籠絡孫傳芳，遂派邢士廉向孫傳芳修好，停止向浙進軍。張宗昌率部攻克上海後，約孫傳芳會晤，結為金蘭。齊燮元被迫下台，不久盧永祥出任江蘇督辦，與他簽訂了江浙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約，雙方取得暫時妥協。
1925年春，孫傳芳派人去北京奔走於段祺瑞門下，以取得段對他的諒解與支持。段也有意拉攏他，在孫傳芳得第三個男孩時，曾遣龔維疆（與孫在日本同學）來杭致賀，並以翠根小玉牛相贈。孫傳芳表示段為其師輩，自當竭誠擁戴。為了討好粵方北伐軍，復令赴滬面見章太炎，晉贄2000元；又訪國民黨要人張繼，試圖與南方聯絡，以緩後顧之憂。孫傳芳一方面積極打通各方關係，一方面整頓內部實力，等待機會，再圖擴張。
孫傳芳主浙以後，在浙尚有皖系王賓鎮守使及陳樂山第四師的部隊，孫傳芳派盧香享、謝鴻勛、張俊峰出兵清除。段祺瑞對此亦無可奈何。其後，他又對部隊加以整飭擴充，兵力益強。
1925年秋，奉軍陳師長江，以邢士廉師駐上海，丁喜春駐南京。其後，復派劉翼飛及趙鳴皋兩旅開赴
上海。與此同時，張作霖又迫使段祺瑞任命楊宇霆為江蘇軍務督辦，姜登選為安徽軍務督辦，津浦沿線各省區全部為奉系所占有。孫傳芳對寧滬財富之區，本已垂涎三尺，現奉系勢力日益向東南擴張，直接威脅浙江，孫傳芳不得不謀求對策。他看出奉軍孤軍深入，人地生疏，將領之間矛盾重重；同時當地士紳如張謇、張一磨等人也反對奉軍據蘇。因此，孫傳芳決心與奉張一決雌雄。
早在1925年3月，孫傳芳即派人前往福州，授意周蔭人籌措軍費，接濟浙江。4月，又銜命去張家口會見馮玉祥，說明孫傳芳準備進攻奉張之決心，並轉達孫傳芳願與馮結為金蘭之好。5月，他的手下去開封會見河南辦理軍務收束事宜岳維峻，商定如何共同夾擊奉軍。其後，又前往岳陽，代表孫傳芳敦請吳佩孚出任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並攜款5萬元贈吳。在返回杭州途中，又分別會見了江西軍務督辦方本仁和贛北鎮守使鄧如琢，勸說他們擁戴吳佩孚，合力討奉。同年8月，他又派人去南京，勸說江蘇軍務幫辦陳調元共同驅奉，定下裡應外合之密謀。
同年10月，孫傳芳出敵不意，驟然響起反奉號角，由江浙邊境分三路出擊：以李寶璋師直撲上海，以盧香亭師渡太湖襲占丹陽，以謝鴻勛師經宜興攻取南京。楊宇霆趾高氣揚，對他與陳調元之密謀毫無準備，以至措手不及，急令奉軍撤退。安徽姜登選身邊五軍隊，也只好倉皇離蚌。奉系各師潰兵麇集下關一帶，舟少人多，爭先搶渡，亂作尋團。這時，陳調元一面將其部隊布置城內下關準備截擊，並聯繫海軍駐江魚雷艇司令甘英一致行動，一面設宴為撤退的丁喜春餞行。席未終，下關爭渡之師眾已被包圍繳械。陳又電飭在烏衣車站之安樹珊部截擊渡江奉軍，因電令遲到，楊宇霆已過烏衣北去，後續渡江奉軍多被截留，槍械財物，均被沒收。孫傳芳錢塘進軍，一舉奪得松江、上海，長驅直入，直抵石頭城下，沿途潰軍盡為孫傳芳所俘獲。
孫傳芳督師抵南京，不暇入城，隨即渡江逐北。是時張宗昌任山東督辦，屯兵濟南，孫軍北上後，與張南下之部隊交鋒於津浦線上。一年前孫、張還結金蘭之好，曾幾何時，今又兵戎相見。11月初，孫軍謝鴻勛師與張宗昌的前敵總指揮、濟南鎮守使施從濱部遭遇，施部一擊而破，謝師遂占領蚌埠，施在固鎮以南被俘，解至蚌埠，孫傳芳決定立即處決。當時他的朋友對他說：“我們打內戰，對待俘虜不宜殺戮，不如押送南京監禁。”孫傳芳不聽，命李寶璋在車站南邊的曠野執行斬決。
孫軍繼續乘勝北進，直達山東邊境。孫傳芳既席捲蘇皖，急欲造成一個新局面，籌劃建立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體系，壯大聲勢。孫傳芳在徐州大擺慶功宴會，意態驕盈，不可一世。
10月，孫傳芳成立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自任總司令兼江蘇總司令，又派手下為聯軍總司令
軍閥部總參議，劉宗紀為參謀長，陳閣為秘書長兼浦口商埠督辦，張世銘為副官長，萬鴻圖為政務處長，孫基昌為軍務處長，程登科為軍需處長，陳錫璋為軍法處長，金振中為軍醫處長，趙正平為宣傳處長。各省省長的安排為：江蘇省長陳陶遺，浙江省長夏超，安徽省長王普，福建省長薩鎮冰，江西省長李定魁。
孫傳芳為籠絡地方耆紳，聘請江浙知名人士為顧問，其中有張謇、吳士鑒、俞志韶、章炳麟、李根源、劉之傑、張聯菜、蔣方震、賈恩紱、王金鈺、趙恆惕、王懋賞、丁文江、傅筱庵等人。又聘日本軍人岡村寧次為高等軍事顧問，月支薪800元，優禮有加。
孫傳芳原來的基本隊伍為二師及一師，及入閩又增置兩混成旅，入浙又擴編四個師與一混成旅，此次組織聯軍，除皖陳、贛鄧所屬部隊外，閩、浙、蘇三省共建立十餘師之眾，足以控制閩、江、淮、贛諸水流域。財政最為命脈，賴有善於理財的蔡朴任總部軍需總監，籌劃軍餉政費，應付裕如。江、浙、皖賦稅素豐，上海商業興盛，皆屬富庶之區。溯自1923年以來，三年之內，孫傳芳由鄂援閩，由閩入浙，今又進據五省，一帆風順，飛黃騰達。孫傳芳進而又想奪取中央政權，企圖推倒段祺瑞，捧出江蘇巨紳張謇（民初曾任北京政府農商總長）任北京政府臨時總統，以便於操縱。為此，孫傳芳曾以出巡為名，親往南通拜訪張謇。孫傳芳的軍需李文典，字煥章。也對孫傳芳有很大幫助。
孫傳芳統轄東南五省，成為直系軍閥最有實力的首領，趾高氣揚，睥睨一切，是他一生最得意的時期。
退據江蘇
1926年夏，國民革命軍開始從廣東誓師北伐。
在一年多以前，奉張大軍南下時，孫傳芳曾派手下往見馮玉祥商議攜手反奉，同時聯繫直系將領擁戴吳佩孚出山。1925年10月，吳佩孚在武漢就任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起初，討賊指的是討伐張作霖，後來竟與奉張言歸於好，偷梁換柱，一變而為聯合張作霖討伐馮玉祥了。孫傳芳對此甚為不滿。1926年4月，吳、張共同進攻國民軍，南北夾擊，馮玉祥部被迫退出北京，扼守南口。孫傳芳作壁上觀。
正當吳佩孚在長辛店指揮軍隊攻擊南口時，國民革命軍北伐直抵岳陽。吳以武漢為大本營之所在，倉皇南返抵禦。在北伐軍銳不可當進軍下，吳軍連遭慘敗，退師死守武昌，以待援兵。吳佩孚連電孫傳芳請援，並派翟殿林到南京見他，促他出兵。孫傳芳則希望北伐軍與吳佩孚兩敗俱傷，坐收漁利。吳待援兵急如星火，孫傳芳則按兵不動。直到吳佩孚從兩湖敗退河南，北伐軍於9月初挺進江西後，孫傳芳才出兵迎戰，並親赴九江督師。
當時雙方之軍事部署大體如下：國民革命軍入江西以取南昌、九江為目標，兵力的部署一路由廣東韶關趨贛南，一路由湘西進贛中，又一路由湘北、鄂南襲贛西北。孫傳芳的應戰，以奪取武漢、長沙為聞標，兵力的部署：謝鴻勛第四師擋贛西北，盧香亭第二師、鄭俊彥第十師及楊賡和獨立旅、彭德銓混成旅沿南潯鐵路前進。他親率陳調元第六師、周鳳岐第三師及武銘衛隊旅屯兵九江、武穴。
兩軍對陣，戰幕揭開。在西北一路，國民革命軍攻占修水、銅鼓等縣，謝鴻勛中流彈重傷，死於醫院，因而兵敗。在中路，國民革命軍李宗仁、白崇禧等部從贛南、贛西合力夾擊，孫軍潰退，南昌失守。盧香亭進兵南潯鐵路，命鄭俊彥師、楊賡和旅星夜過贛江出擊，將南昌收復，又南進至豐城，即與國民革命軍對峙。在北路，孫傳芳駐九江督戰，總部設在江新號輪船上，鏇因江永輪被間諜縱火焚毀，孫傳芳存戒心，遂白天在江新輪辦公，夜宿決川號軍艦上。陳調元屯兵武穴，並不進軍武漢，因陳已秘密派其總參議范熙績與北伐軍唐生智暗通款曲，表示保持中立。當時的局面是：謝鴻勛戰死，左翼斷折；陳調元中立，右翼癱瘓；唯有盧香亭、鄭俊彥部尚可一戰。在雙方互相襲擾鏖戰進退達45天之後，孫軍後方增援部隊走火，於是謠諑紛起，草木皆兵，各部蜂擁撤退，不可遏止，紛向九江逃奔。孫傳芳急乘決川號赴武穴，意在促陳調元進攻武漢，以解九江之危，但陳成竹在胸，按兵不動。他又返航九江，停泊於對岸小池口，時北伐軍已破城而入；又駛至湖口，見盧香亭部戰敗，亂成一團，潰不成軍。至此，已一敗塗地，不可收拾，孫傳芳立命決川號艦長陳至賓鼓足馬力東折，狼狽逃回南京。時在1926年11月。
盧香亭隨孫傳芳東征戰敗而歸。與此同時，國民革命軍何應欽部由廣東攻入閩南，周蔭人戰敗，被迫退出福建，暫屯浙江。孫傳芳返回南京後，宣稱放棄贛、閩，保守江、浙、皖三省，但實際上，安徽陳調元已經依附北伐軍，浙江孟昭月腹背受敵，危在旦夕，暫時可以控制的惟江蘇一省而已。
再次聯奉
孫傳芳戰敗歸來，檢點兵馬，重新整編為15個師，準備再戰。他感到國民革命軍聲勢浩大，步步緊逼，如欲挽回頹勢，必須謀求北洋各系之大聯合，於是乃有段、吳、孫三角聯合之議。1926年冬，孫傳芳曾邀請段祺瑞、吳佩孚派代表在南京集會，商討共同抵禦國民革命軍。參加會議的有：靳雲鵬、吳光新代表段，熊炳琦代表吳，以及孫傳芳、劉宗紀。會上靳雲鵬吹捧段祺瑞，大罵吳佩孚，熊炳琦大為不滿，反唇相譏，吵得不歡而散。
孫傳芳在段、吳、孫三角聯合的幻想破滅以後，不得已掉轉頭來，乞憐於奉系。同年11月，孫傳芳派手下去濟南見張宗昌，取得張對孫的諒解；又前往天津見張作霖，申明合作之意。張表示不咎既往，雙方聯合抵抗國民革命軍。
1926年11月，孫傳芳秘密前往天津，親自向張作霖表示捐嫌修好，共同對敵。孫傳芳抵津後，立即派手下往見張作霖，約定會面時間，張當即派張宗昌、張學良同手下迎孫傳芳。人們陪同他來到蔡家花園，孫傳芳見張後先行一禮，說聲“對不起大帥”，張接著表示“過去的事不要提了”，二人遂化敵為友。經共同商議，決定成立安國軍，由張作霖任總司今，孫傳芳、張宗昌任副司令。張作霖面允派張宗昌率直魯聯軍南下支援，並允為他接濟軍械，孫傳芳乃如願以償，返回南京。
1927年2月，國民革命軍占領杭州，在四個月前孫傳芳在九江作戰時，浙江省長夏超謀變，為孫傳芳處決，改派陳儀繼任省長。陳系浙江紹興人，與蔣介石有同鄉之誼，孫傳芳曾利用這一點指使陳暗中與蔣建立聯繫，任命陳為浙江省長，似有借陳居中緩衝之意。詎料陳儀一向主張“浙人治浙”，對孫傳芳早已離心離德，何應欽率部進入浙江後，陳開門迎降，歸附北伐軍。這時，安徽陳調元傾向國民革命軍事孫傳芳亦微有所聞，為了拉攏陳，他特送陳20萬元，但無濟於事，陳終於歸附國民革命軍。
1927年3月，張宗昌率直魯聯軍開到南京，孫傳芳將寧滬防務移交，蘇督一職，亦讓與褚玉璞繼任，又由畢庶澄駐守上海、自率總部人員退駐揚州。在直魯聯軍立足未穩之際，國民革命軍即展開浙、皖鉗形攻勢，於3月下旬先後占領上海、南京，褚、畢皆大敗，倉皇北逃。孫軍亦被迫渡江北撤。國民革命軍占領南京後，蔣介石又派張群通過朋友勸孫傳芳反正，參加北伐，孫傳芳不從。國民革命軍渡江北進，於5月攻占蚌埠、徐州。此時，馮玉祥出潼關抵洛陽，與蔣介石合流北伐，直驅直隸、山東。
1927年6月，張作霖在北京召開軍事會議，孫傳芳參加。他慫恿張成立安國軍政府，出任大元帥。其後，孫傳芳奉張作霖命反攻徐州，任鄭俊彥為前敵總司令，李寶璋為副總司令，分率第十師、第二師沿津浦路南下。此時，蔣介石已叛變革命，排共清黨，暴露其反革命真面目。因而其所率之北伐軍人心渙散，士無鬥志。李寶璋第二師鼓勇前沖，一戰而奪回徐州。北伐軍守徐州者為第十軍，軍長王天培，退出徐州後據云羅山頑抗，當時孫傳芳、蔣介石均親臨前線督戰。相峙未久，鄭俊彥率部增援，王天培部潰敗，蔣介石南逃。蔣惱羞成怒，殺王天培以泄憤。李寶璋率部乘勝追擊，兵不血刃而攻克蚌埠。孫傳芳進駐蚌埠，兵據浦口，兩軍隔江對陣。張宗昌聞捷報，特齎30萬元勞軍。蔣介石受挫後，二度辭職赴滬。
孫傳芳於旗開得勝之時，自恃將多兵眾，貪功心切，又見國民黨新軍閥之間矛盾重重，蔣、桂分裂，認為有隙可乘，於是一意孤行，決計渡江。其渡江作戰之部署，集中於浦口至大河口一線，背水借一，分三路挺進。8月底，首由第一路鄭俊彥指揮第十師由浦口強渡，被國民黨軍艦開炮擊退，孫傳芳下令再渡。第二路為主力，由劉士林指揮其第十四師、第十一師、上官雲相第四師、段承澤第九師、崔錦桂第八師、陸殿臣第十三師在大河口一帶強渡，段承澤師首渡占領龍潭車站，其他各師相繼過江，但在國民黨海軍及南岸守軍之狙擊下，舟復人溺，傷亡慘重。在龍潭立足未穩，又被白崇禧、何應欽兩部包圍。第三路馬玉仁指揮張仁奎旅由揚州渡江，襲取鎮江，亦失敗。在國民黨軍猛攻下，渡江大軍死傷枕借，潰不成軍，自指揮官以次，爭先渡江北逃，死的、傷的、被俘的、落水的，兵敗如山倒，此役損失4萬餘人，元氣大傷。國民黨軍乘勝過江北進，奪回蚌埠、徐州。
孫傳芳受此重創，仍不死心。張作霖亦不惜出錢輸械，為其打氣。孫傳芳又招兵買馬，力謀補充。張作霖針對國民黨軍陣勢，置奉軍主力於京漢鐵路對抗馮玉祥，置張宗昌直魯聯軍於津浦鐵路、置孫傳芳所部於魯西共同對抗蔣介石。1928年春，他奉命任魯西前線總指揮，設總司令部於濟寧。將所部組成三個軍：孫傳芳以總司令自兼第一軍軍長，以馬葆珩為前敵總指揮；鄭俊彥為第二軍軍長，兼濟寧守備司令；李寶璋為第三軍軍長，兼守備副司令。孫傳芳親率聯軍由濟寧向金鄉、魚台一帶挺進，先後經過兩次戰役：一次在金鄉、魚台北側，與蔣介石軍之賀耀組、夏斗寅、張克瑤等部相遇，激戰兩日一夜，賀部等被擊潰，孫軍占領金鄉、魚台、豐縣等地；另一次在濟寧及其附近，對手為馮玉祥軍之孫良誠、方振武、吉鴻昌、石友三等部，雙方激戰達七八日之久，互有進退，傷亡皆多，陷入膠著狀態。正在這時，津浦鐵路戰線張宗昌失利，潰退濟南，孫傳芳後路空虛，不敢戀戰，立即收兵撤回濟南，形勢急轉直下。從此，孫傳芳即一蹶不振。孫傳芳撤回濟南之後，將懈兵乏，已無振作南下之望。1928年4月，蔣介石聯合閻錫山、馮玉祥，共同舉兵北進，發動總 攻。孫傳芳及張宗昌率殘部過黃河北逃。至此，敗局已定，而孫傳芳心猶不死，赴京面見張作霖，請允其率兵出關，奮戰到底。孫軍從濟南北撤後，駐紮在大城、任邱、河間、寶坻一帶，他下令開拔東去，將領士兵均不願出關，議論紛紛，軍心渙散。張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孫軍退縮在冀東灤州一帶，後由閻錫山派人收編，孫傳芳逃往瀋陽，投奔張學良，寄人籬下，以待時機。
國民黨軍北伐告成後，派人去瀋陽勸說張學良歸附。1928年12月29日，張宣布東北“易幟”，接受南京國民政府領導。在此以前，張學良曾多次與孫傳芳交換政見，孫傳芳意在東北應成一割據形勢，以日本為靠山，伺機再度進關，與蔣介石爭奪天下。奉系將領楊宇霆亦主張反蔣，於是他曲意與楊捐嫌修好，引為同調，二人過從甚密，意在全力勸導張學良就範。楊自張作霖死後，以前輩自居，目中無張學良，張急欲除之。1929年1月10日，張命高紀毅殺楊宇霆、常蔭槐於督署老虎廳內。孫傳芳怕禍及自身，翌晨即潛赴大連引避。
孫傳芳在大連時，仍迭次建議張學良固守東北，以圖東山再起；至1930年，閻、馮倒蔣，爆發了中原大戰，孫傳芳又勸張與閻、馮取一致行動。張不僅不從，反而出兵助蔣。至此，他依奉再起之迷夢徹底破滅。
張作霖
人物資料
張作霖張作霖 字雨亭。興建鐵路與日本人對抗。1875年3月19日（清光緒元年二月十二日）生。1916年起任奉天督軍，依靠日本，長期統治東北。1920年把持北洋軍閥政府。1922年被直系打敗，退回東北。1924年再度把持北洋政府。1927年在北京組織軍政府。1928年被蔣介石戰敗，退回東北途中被日軍炸死在皇姑屯。其祖籍主要有兩說。一為山東省說。《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張公行狀》中寫道：“公諱作霖，字雨亭，奉天海城人，遠祖居山東，族甚蕃，清道光初徙居海城。祖發業農，稱素封。”“行狀”是過去死者家屬敘述死者世系、籍貫、事跡的紀念文體。該文稱“遠祖居山東”，主山東省說。一為河北省說。河北省中又有河北大城、河北高陽、河北河間三說。《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張公雨亭神道碑》寫道：“公諱作霖，字雨亭。其先為直隸人，清末遷奉天海城。”這通碑文是督軍署參謀長臧式毅領銜，又有8位處長署名的，載於《張大元帥哀輓錄》。文中明確地說“其先為直隸人”，即是河北人，主河北說。從有關歷史記載看，張作霖的祖籍是諸說並存。因多數主河北省說，張學良亦自稱，他的祖籍是河北省大城縣，故張作霖的祖籍為河北省大城縣。 據《大城縣誌》記載及當地老人記述，張作霖祖籍河北省大城縣南趙扶鎮馮莊，直奉大戰期間，張作霖曾返鄉認祖，但由於族中老人反對（一說認為其年輕時當過“鬍子”——山賊，有辱門風；一說擔心直系失敗吳佩孚遷怒族人）而未能歸宗，張作霖一直對此耿耿於懷。
因生活無著，其先祖張永貴跑到了東北，從事農業開墾。到其祖父張發時，從事農耕，“稱素封”。所謂“素封”，是指雖然沒有官爵封邑，卻和受封者一樣富有。這是說，在張發時，張家是富有的。張發有四子，其第三子是張作霖的父親，名張有財。“祖歿，父以析產徙海城之小窪，復於駕掌寺村設商肆”。張發死後，家產分給了兄弟幾人。張有財帶著他的那份財產，來到了海城。 其父張有財是個遊手好閒之徒。先是開了一個小雜貨鋪，收入甚微。後來小雜貨鋪倒閉，他又不願幹活，就整天賭博吸鴉片煙。因欠人家賭債，被仇家債主害死。那年張作霖13歲。
張作霖本來沒錢念書，但是有一位好心的老師幫了他的忙。這位老師名叫楊景鎮，那時教私塾。有一天，他看到窗外有一個小孩偷偷聽他講課。好奇地叫進來一問，小孩答道：“我叫張作霖，我願意念書，家窮，上不起學，因此常在這裡偷聽。”楊先生感到這個小孩想讀書識字是好事，就免費讓他上學，還贈給他紙筆。這時的張作霖已經是13歲了。就這樣，張作霖讀了一段私塾。在這裡，他打下了初步的文化基礎。這在他的一生中是十分重要的。張作霖知道感恩，他後來當了民國陸軍第二十七師師長，不忘舊誼，特地請楊景鎮到瀋陽來，在家裡開設了私塾館。張學良就曾跟他讀書。
其父死後，家庭生活更加困難，沒有辦法，其母王氏只得帶著4個孩子投奔到鎮安縣（黑山縣）小黑山附近二道溝娘家。張作霖有兩個哥哥，一個妹妹。娘家生活也是非常困難，又添了五張嘴，簡直沒法繼續生活下去了。張作霖不能指望家裡了，只有到社會上混飯吃。
混跡社會
那時的中國是一片混亂，東北地區尤甚。清朝政府腐敗透頂，中國大好河山任人宰割。沙俄強行割去中國領土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里，仍覬覦中國東北的廣袤土地；中國甲午戰敗，日本魔爪深入中國東北。官吏橫徵暴斂，百姓不堪忍受。亡命之徒便鋌而走險，嘯聚山林，土匪蜂起，打家劫舍，百姓生活更加痛苦了。
張作霖，遼寧海城人（現歸遼寧省鞍山市管轄），小時候就常跟他的父親出入賭場，受到薰陶，也愛賭博。開始時，他靠賣燒餅賺點錢，可是很快就光了。他的母親讓他改輸學木匠，他嫌拉鋸太累，不愛乾。他一度曾流浪街頭，沿街乞討。後來流浪到高坎鎮（今營口大石橋市高坎鎮高坎村），他在大車店給人家打雜。有時騾馬病了，他就弄點草藥給治，還真的就治好了。他很聰明，一來二去，就成了獸醫，這個行當他還比較喜歡。後來，他開了一個獸醫樁，以此為生。以後，他命運多舛，被人冤枉，遭受痛打，差點送命。經好心人幫助，得以不死。他似乎降到了人生的最低點，走投無路，死又不甘，求生無門。恰在此時，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他便抱著一線求生的希望，從軍了。他投到宋慶毅軍馬玉峎的門下，當了一名騎兵。那年，他20歲。他喜好馬匹，“以精騎擊，得名擢哨長”。甲午戰敗，他逃回了遼西。1895年，他21歲時同趙家廟地主趙占元的二女兒趙春桂結婚。趙春桂是張作霖的原配夫人，是張首芳、張學良、張學銘的生母。張作霖是個不甘寂寞的人。他不想像他的同鄉那樣過著衣食無著、平淡無味的生活，他想換個活法。
投身綠林
張作霖甲午戰後的遼西是個三不管地區。散兵游勇成群，乞丐難民遍野。官府腐敗，土匪橫行，百姓的生命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在這種情況下，各地就相應地成立了一些自保的武裝組織，名曰大團。1900年，張作霖因岳父趙占元的幫助，在趙家廟成立了一個大團，有二十多人，他當上了小頭目，負責附近幾個村子的治安。他負責的地區稱為保險區。張作霖在保險區內很守規矩，不僅遵章守紀，而且維護治安。因此，在這個地區胡匪的騷擾得到遏制。張作霖也得到村人的稱讚，他的聲名由此鵲起。他管轄的範圍逐漸擴大，達到二十多個村子。
在趙家廟的西北，有個大團，團主叫金壽山。金壽山收羅了一批地痞流氓，組成了一百多人的大團。大團的總部設在中安堡，其周圍地區是他的保險區。金壽山在保險區內橫行霸道，無惡不作，比胡匪還兇殘。大團本來是保民的，可是金壽山卻專門害民。百姓被逼得實在無法，就去請名聲較好的張作霖幫忙。張作霖率眾驅走了金壽山，占據了中安堡。他的部眾增加了，勢力擴大了。但是，金壽山在1901年臘月三十夜半偷襲了張作霖。張作霖攜帶妻女率眾突圍，逃到了姜家屯，繼而又逃往八角台。在逃往八角台的途中，身懷六甲的趙氏在馬車上生下了一個男孩，這就是張學良。那是1901年陰曆四月十七日，陽曆是1901年6月3日。
八角台（今屬台安縣）是個大集鎮，商號有五十多家。本來張作霖是想從八角台借道投奔遼南的綠林馮德麟（即馮麟閣）的，但是到了八角台，這四十多人就被留下了，藉以保護地面。這都得益於張作霖的名聲好，不擾民。商會會長張紫雲對張作霖的名聲早有耳聞，此次見面，看到張作霖北人南相，眉清目秀，且行止有矩，談吐不俗，果然是名不虛傳。就決心把他們留了下來。後來證明，這個決定是正確的。原來八角台的頭目張景惠主動讓賢，甘居副職，張作霖做了團練長，地方的紳商也表贊成。從此，張作霖就在八角台落了腳。這裡也成了他的發家地。
接受點編
1902年左右，社會秩序逐步穩定。這兩年張作霖苦心經營他的武裝，勢力有所擴展。他也盡職盡責，起到了保境安民的作用。同時，和當地紳商也相處融洽，得到他們的交口讚譽。但是，隨著社會秩序的穩定，地方自治武裝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按理張作霖的大團應予遣散，團民或回家務農，或進城經商。但八角台商會會長張紫雲考慮到遣散這一武裝，團民四散，可能危害地方。同時，他也和張作霖結下了友情，就想給他們找個出路。
為此，張紫雲同有關人商量，擬將這一武裝交給政府，這個提議得到紳商的贊同。於是，他們向新民府知府增韞正式推薦張作霖，對張作霖大加讚揚。增韞接見了張作霖，張作霖以弟子身份行叩見禮，稱增韞為老師。通過親見和談話，增韞感到張作霖是個溫文爾雅之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便命張作霖整理部武，將其帶到新民聽候點編。張作霖真是喜從天降。其實，張作霖的政治野心很大，他深知經營民團不是長久之計。他早就想“改邪歸正”，被政府收編。恰在此時，盛京將軍增祺採納了“化私團為公團”的建議，作出了“化盜為良”的決定。適逢其時，增韞知府的報告得到了盛京將軍增祺的批准。
張作霖急忙回到八角台，積極招兵買馬，擴充隊伍。因為他和增韞說了大話，吹噓自己有一營人馬，實際才有一百多人。當時準許他組建250人的隊伍。他便乘機開展組編活動。他吸收了遼西一些小股匪幫，如義縣的張作相、黑山縣的薄振聲等，都參加了進來。人數夠了，他就率隊到新民府接受點編，成立了新民府巡警前路游擊馬隊，命張作霖為幫辦（副營長，隊伍仍駐八角台①。第二年，即1903年7月，張作霖所部和新民街巡捕隊合併為巡防馬步游擊隊，計500人。其中，騎兵2哨，步兵3哨。張作霖為管帶（營長），張景惠為幫辦（副營長），中哨哨官由張作霖兼任，前哨哨官為張作相，左哨哨官為湯玉麟，右哨哨官為王立有，後哨哨官為趙五把什②。哨官是連長。隊伍亦移駐新民府，負責地方治安，併兼剿胡匪。就這樣，張作霖由一個民團武裝的頭目搖身一變，而成為政府官軍的軍官了。這是他人生的一個重大轉折。從此，依靠這支武裝，他便平步青雲，扶搖直上了。
巧於應對
張作霖為人機敏，長於計謀。來到了新民府的生疏環境，他知道如何自處。他把爭取增韞的信任擺在首位，投其所好，“饋以金錢”，執禮甚恭，服從命令，聽從調遣。同時，籠絡紳商，認真辦事，約束部下，管理有方。這就深得知府增韞的賞識，被倚為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他又略施手腕，擠走了新民府的巡警局長王奉廷。沒費太大的勁兒，他就控制了新民府的軍事實權。在這方面，他表現了巧於應對的能力。
這個能力還表現在殘酷的日俄戰爭中。1904年2月，在我國東北爆發了日俄戰爭。兩個帝國主義國家在我國東北展開廝殺。腐敗的清政府竟然宣布遼河以東為戰區，以西為中立區。戰爭打響，哪還管什麼中立區。日俄匪軍燒殺淫掠，無惡不作。土匪蜂起，百姓遭殃。處在遼西的新民府是個重鎮，張作霖除了要維護境內的治安外，還在盤算如何增強自己的實力。他的原則是誰給我好處，我就幫助誰。一開始，俄軍強大，他就接受俄軍的槍械和金錢，幫助俄軍。後曾被日軍俘虜，差點處死。被釋放後，他又同日軍簽訂誓約，“立誓援助日本軍”①。1905年日俄戰後，他的部隊不但沒受損失，反而擴編為3個營。在日俄兩大帝國主義戰爭夾縫中生存的張作霖，充分顯示了處理複雜問題的能力。因政聲頗佳，1906年張作霖又升官了。新任盛京將軍趙爾巽和新任新民府知府沈金鑒下令，將張作霖的部隊由3個營擴編為5個營，張作霖當上了統管5個營的統帶（團長）。
計擒杜匪
成了官軍的張作霖對危害地方的胡匪十分痛恨，極力剿殺。在他的連年痛剿下，遼西的小股胡匪或被招撫，或被剿滅。就連黨羽千餘的大股悍匪田玉本也被張作霖部擊斃，其徒眾星散，百姓稱快。
但是，還有一個奸詐兇殘的土匪杜立三很難對付。杜立三盤踞在遼中縣青麻坎。杜立三的勢力越來越大，官軍拿他無法。他自稱馬上皇帝。在他盤踞的地方，隨意封官許願，老百姓見他稱之為杜大人。實際上，他已經造成了割據之勢。盛京將軍趙爾巽曾下令“嚴密訪拿”，幾次派兵進剿，但都敗下陣來。1907年清政府在東北建立行省，任命徐世昌為東三省總督。徐世昌為了除掉這個心頭之患，特派智謀之士知縣殷鴻壽到新民府，去協助張作霖剿滅杜立三。
對杜立三是強攻還是智取，他們進行了仔細的商討。杜立三自詡為馬上皇帝，馬上功夫了得。能雙手使槍，彈無虛發。且城池堅固，徒眾凶頑，關卡林立，防備極嚴。如像以前那樣派兵強攻，恐師勞無功，難以奏效。因此，決定智取。他們設了一計。張作霖派人到遼中縣送上一封賀信，祝賀杜立三被奉天省招撫，當上了大官，官位比張作霖還高。讓杜立三速到新民府來面謁省里的招撫大員，以便到奉天向徐世昌總督致謝。杜立三有所察覺，不敢貿然行動。同他母親和兄弟商量。他們也認為到新民風險很大，凶多吉少，都不主張他去。
此計落空。張作霖沒有灰心，又生一計。他想到了黑山秀才杜泮林。杜泮林是張作霖的義父。張作霖在中安堡當保險隊頭目時，同紳士杜泮林結下交情，來往密切，關係甚篤。張作霖知道杜立三拜認杜泮林為同族叔，對其言聽計從，十分尊重。張作霖就想打杜泮林的主意。他和殷鴻壽密謀，用杜泮林引誘杜立三上鉤。
張作霖特地親自到黑山把杜泮林接到新民府，並把他引見給省城大員殷鴻壽，以證明確實是省里招撫，並非虛構。又在新民街上，為杜泮林另設招待處，請杜泮林在招待處稍事休息，候杜立三來到之後，一同晉省。秀才杜泮林是老實人，不知是計，就給杜立三寫了一封親筆信，言辭懇切，感情真摯。有“遊俠非終身之事，梁山豈久居之區；一經招安，不僅出人頭地，亦且耀祖榮家”等語。
張作霖杜立三本來疑信參半，猶豫不定。突然得到他素來景仰的族叔的親筆信，便疑念頓消，決定前往。於是，他在1907年6月6日僅率13人，作為隨身護衛，由宋慶濂帶領，奔向新民府，接受封官去了。他哪裡知道此去是有去無回了。張作霖為了不出意外，事先做了周密布置。杜立三隻身赴會，十分警惕。在晉見委員殷鴻壽時，他坐在背靠牆壁面對諸人的位置，同時兩手插入兜內，握住槍柄，觀察動靜，以應突變。談話完畢，殷高聲喊道：“送客！”杜起身告辭，殷送至裡屋門口，杜轉身請殷“留步”時，剎那間，突被湯玉麟等幾個壯漢按倒，下了雙槍，死死捆住。事不宜遲，當晚就把杜立三在新民府西門外槍決了。其實，在這之前，張作霖早已派張景惠率大隊人馬，繞道台安八角台，做好進擊杜立三老巢的準備。得到處決杜立三的訊息後，張景惠等迅速出擊杜立三的老巢。群龍無首，他的老巢遼中縣青麻坎，被一舉端掉①。除掉了杜立三，掃除了一大害，遼西匪患遂絕，人心稱快。
杜立三這個多年啃不動的硬骨頭，讓張作霖輕而易舉地剔除了。他採用的是智取的謀略。這裡顯示了張作霖的過人的智慧。得此訊息，總督徐世昌喜出望外，上報清廷，為張作霖請獎。清廷除賞銀五千兩外，將張作霖升為奉天巡防營前路統領（旅長），管轄馬步5營。其他還有中路、左路、右路、後路等4路統領。張作霖成為東北舊軍5個舉足輕重的武裝力量之一，勢力更加壯大了。
剿滅蒙患
1908年，徐世昌把剿匪得力的張作霖調到遼寧西北部的通遼、洮南一帶，去剿除被沙俄收買的蒙古叛匪。據有關人記載：“洮南一帶系乾燥的草原，草有一二尺高，一望無邊。夏日蚊蟲甚多，大者如蜜蜂，叮人很厲害。”“雖在夏天，都得用棉花把頭包上，否則寸步難行。狼群更多，一群就是十幾條。當時隊里的通信人員（當時叫做跑撥子的）往往被狼吃掉，剩下馬跑回來……蒙古軍隊都是一個人乘兩匹馬，騎一匹，備一匹，力量足，跑得也快。以上種種，都是蒙軍優於漢軍的地方，所以張作霖清剿蒙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洮南一帶是廣闊無垠的大草原，是蒙匪活動的根據地。他們熟悉地形，了解民情，精於騎射，出沒無常。他們行蹤無定，多用奇襲，打了就跑，渺無蹤跡。其中，有幾股大的蒙匪，如白音大賚、牙仟、陶克陶胡等，都“擾害邊疆，至數年之久，此剿彼竄，滋蔓難除，國家視為巨寇”。
這些“巨寇”不除，國家不得穩定，百姓不得安寧。張作霖當此重任，開始並不順利。後來，他採用了強攻和智取兩手策略，派人打入蒙匪內部，取得情報，而逐漸扭轉了劣局。1909年，徐世昌看到張作霖的兵力不足，便給他擴編，增強他的實力。把5個營擴編為7個營，又將駐紮在洮南的孫烈臣部劃歸張作霖部。這樣張作霖的部隊增至3500人，成為東北的一支勁旅。
張作霖是個很知道感恩的人。受到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如此青睞、如此器重，他剿匪更加努力。同時，他也在不斷地總結剿匪的經驗教訓，摸索出一套可行的規律。他本人也吃苦耐勞，身先士卒。因此，又經過年余苦戰，終於將白音大賚擊斃，生擒牙仟，並打敗了陶克陶胡。後來追擊陶克陶胡800里，一直將陶克陶胡趕到蒙古國。危害東北邊疆多年的蒙患解除了，打擊了蒙古分裂主義分子的囂張氣焰，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團結，張作霖此功是不可沒的。
智進省城
在張作霖的政治生涯中，他於1911年智進奉天省城，是一大手筆。1911年10月10日爆發了武昌起義。各省紛紛回響，脫離清政府，宣布獨立。奉省的革命黨人張榕、寧武、商震等早有活動，新軍中也有吳祿貞、藍天蔚等從事革命活動。武昌起義的訊息傳來，東北革命黨人群情振奮，準備積極回響。當時以藍天蔚為協統（旅長）的新軍第二混成旅駐紮在奉天的北大營，這是省城的惟一一支駐軍。藍天蔚又是革命黨人，他如果抓住機會及時策動反正，可以立見成效的。他確實也在和革命黨人張榕緊密磋商，秘密醞釀起義。
但是，由於經驗不足，他們沒有抓住先機。1911年5月趙爾巽又任東三省總督。辛亥革命爆發時，他正在外視察，得到訊息，便急忙趕回奉天，並連夜開會，研究對策。當他得知握有兵權的藍天蔚等革命黨人正在醞釀起義時，頓時嚇得不知所措，表示他即將入關，也就是說，準備逃跑了。這時奉天省咨議局副議長袁金鎧立即跪求勸阻，並建議重用巡防營舊軍。這個建議使趙爾巽如獲至寶，茅塞頓開。他思忖，地方巡防營的將領都是忠於他的守舊軍人，同革命黨人沒有任何聯繫，正是他可以利用的鎮壓革命黨人的軍事力量。他立刻來了精神，馬上密調後路巡防營統領吳俊升率部自通遼迅即來奉天，以防備革命黨人起事。
然而，這個重要訊息卻被張作霖在奉的部下探知。這個人就是張作霖駐奉辦事處處長張惠臨。他深知事關重大，就以最快的速度，把這個訊息密報給張作霖。張作霖是個有很大政治野心的人，他不甘心在西北的洮南呆一輩子。為此，他早就在觀察奉天省城的動靜。他曾密囑到奉天講武堂學習的各營管帶張景惠、湯玉麟、張作相等，注意省城的軍政動向，並及時寫信報告。同時，他對全國的政治形勢也是極為關注的。得到這個重要訊息，他認為這是天賜良機，不可錯過。這是他大顯身手的時候了。他當機立斷，立即親率所轄步騎7個營的全部人馬，從洮南出發，馬不停蹄，日夜兼程，直奔奉天。路過遼源（鄭家屯）時，吳俊升等出城迎接，張作霖與其虛與委蛇，未露實情。
到達奉天省城後，張作霖為爭取主動，馬上晉見趙爾巽，誠惶誠恐地說：“因局勢緊張，惟恐總督陷於危境，迫不及待，率兵勤王。如總督認為未奉命令，擅自行動，甘願接受懲處。”趙爾巽急需用兵，感到張作霖來得恰逢其時。張作霖又信誓旦旦地說：“請恩師聽我部署，只要我張作霖還喘著一口氣，我是願以生命保護恩師，至死不渝。”①張作霖這一披肝瀝膽的表態，深得趙爾巽的嘉許。因此，張作霖不但沒有受到懲處，反而得到誇獎。除補發調防令外，趙爾巽還命張作霖兼任中路巡防營統領，以加強忠心耿耿的張作霖的軍力。這樣，張作霖就統率15個營的兵馬了。到此，張作霖實質上已經是奉省現有部隊最大的軍事力量的首領了。我們不難看出，張作霖關注信息，研究形勢，抓住時機，聞風而動，顯示了他的不同常人之處。
持槍赴會
東三省總督趙爾巽有了張作霖這個擁有軍事實力的保鏢，就有恃無恐了。他們先是迫使新軍將領通過了趙爾巽提出的“保境安民”的主張。這個主張實質是反對革命，繼續保皇。繼而又在奉天國民保全公會上貫徹趙爾巽的保皇主張，成立了由前東三省總督趙爾巽為會長的奉天國民保全公會，這是換湯不換藥，繼續代表清廷行使皇權。在這個過程中，張作霖都扮演了一個流氓打手的角色。
武昌起義爆發不久，奉天省的革命黨人都雲集省城，研究運用何種方式回響武昌首義。經過反覆爭論，最後得出採取和平手段，進行東北革命，即“謀運用政治手腕，實現東三省革命”①。革命黨人的首領藍天蔚、吳景濂等事先密議，用會議的方式兵不血刃地奪取東北政權。擬由吳景濂以奉天省咨議局議長的名義，召集省城各界領導人開會，在會上解決這個問題。他們研究了一個方案，以維持治安為名，成立奉天全省保全會，逼走東三省總督趙爾巽，然後推舉藍天蔚為關外都督，吳景濂為奉天省民政長，脫離清廷，宣布獨立，完成東三省革命。如果“東北大局既定，繼進兵關內，會師燕郊，直搗虜穴”①。幼稚的革命黨人以為採取會議表決的方式，就可以一舉奪得東北大權。
吳景濂於1911年11月12日，以他的名義召開保全大會，紳商各界到會的有二百多人。趙爾巽到會，他帶來了張作霖。會上還有他的支持者，如袁金鎧等。袁金鎧，奉天省遼陽人。1909年任奉天咨議局副議長，他是趙爾巽一黨。
此次會議，老辣的趙爾巽也早有準備。他派張作霖在會場內外布置人馬，持槍待命，明施壓力。張作霖則持槍赴會，滿臉殺氣。會場氣氛，非常緊張，大有一觸即發之勢。但是革命黨人並沒有膽怯，而是慷慨陳詞，主張脫離清廷，宣布獨立。趙爾巽極為不滿，表示堅決反對。他說：“你們要搞自治還可以商量，獨立？怕有未便吧？”他的話還沒講完，就被革命黨人的發言駁回，革命黨人強烈要求趙爾巽宣布獨立。
這時，張作霖急不可耐地跳了出來，把手槍往桌子上一拍，蠻橫兇惡地叫道：“我張某身為軍人，只知聽命保護大帥。倘有不平，我張某雖好交朋友，但我這支手槍它是不交朋友的。”這是個信號，會場四周他的黨徒，均立刻抽出手槍，情況極為險惡。在這種情況下，已經沒有辦法再討論下去了。傾向革命的議員，都憤然紛紛離開會場。但這也就等於把這個會議的主動權讓給了保皇派。
會議一度中斷，後又復會。這時由趙爾巽的黨羽袁金鎧以副議長的身份主持會議，會議意見自然一邊倒。最終成立了奉天國民保全公會，趙爾巽任會長，伍祥禎、吳景濂任副會長，袁金鎧任參議總長，蔣方震、張榕任參議副長。這個保全公會實質是個變相的保皇會。他的會長仍然是東三省總督兼東三省將軍和奉天巡撫趙爾巽，東北大權仍然掌握在他們的手裡。而革命黨人吳景濂、蔣方震和張榕不過是為了掩人耳目的擺設罷了。而張作霖則當上了保全公會軍政部副部長，取得了軍事實權，這一回合，幼稚的革命黨人沒有斗過老辣的保皇黨人。革命的路還很長。
擠走天蔚
藍天蔚，字秀豪，湖北黃陂人，1878年生。1902年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904年加入同盟會。1906年任同盟會遼東支部負責人。1910年任東北第二混成協協統（旅長），是個堅定的革命黨人。此次會議本來是藍天蔚等發起，目的是推舉藍天蔚為關外都督。但不承想，卻讓趙爾巽占了上風。
趙爾巽深知兵權的重要，他必須立刻剝奪藍天蔚的兵權。於是，他於成立保全公會的第二天，即1911年11月13日，向袁世凱發一密電：“此軍即令聶汝清暫兼協統，並留奉防，可保目前治安。”①這就是說，第二混成協的協統由原任該協標統（團長）的聶汝清擔任了。這個聶汝清是個頑固守舊的軍人，堅決反對革命，是趙爾巽最放心的忠於他的奴才。趙爾巽把第二協的兵權交給了他。
還不止此。這個老奸巨猾的趙爾巽還把藍天蔚擠到了關內，讓他遠離東北，以免在他的眼皮底下變生事端。他的手法是很高妙的。在成立保全公會的第三天，即1911年11月14日，趙爾巽就以考察的名義，把藍天蔚派到了關內。趙爾巽給藍天蔚下了一個札令：“查有第二混成協藍統領天蔚，志趣遠大，識見明敏，堪以派赴東南各省考察此次戰事之實情、公眾之意見，並傳布奉省保全會宗旨，以謀國民之幸福。為此，札委札到該協統，即便遵照，克日前往妥辦，隨時報告。”
就這樣，趙爾巽不費吹灰之力，輕而易舉地就把藍天蔚擠走了。但在外界看來，好像是給藍天蔚委以重任似的。把擬任關外都督的人選攆到了關內，使關外的革命沒有了領袖，趙爾巽的這一著是夠狠毒的了。在擠走藍天蔚的過程中，張作霖曾與藍天蔚發生衝突，張作霖想下掉藍天蔚的槍，被趙爾巽假意制止。但這一舉動，也給藍天蔚構成了威脅。張作霖是擠走藍天蔚的幫凶。
人物評價
最有骨氣的大軍閥:張作霖面對日本軍方寸土不讓
張作霖
這位“鬍子”出身的一代“胡帥”也並非是一無是處的，他治軍有方，同是土匪出身的民國著名軍人張宗昌投靠奉張，張作霖對其極好，甚至供他賭錢。身強體壯的張宗昌憑藉自己驍勇善戰，成為大帥手下的猛將。 但是張宗昌為人大大咧咧，毫無顧忌。他從黑龍江回來見大帥，還沒到大帥的辦公室就大喊：“老爺子，效坤回了……”話音未落，只見張作霖拍岸而起大罵道：“出去！你是軍人嗎？媽拉個巴子，當在家裡呢！給我重進！”嚇得這位山東大漢出了一身冷汗，目瞪口呆，馬上原地立定、向後轉、邁步退出，然後，在門口回身舉手敬禮並喊：“報告！張宗昌到！”待裡面發話後才規規矩矩進屋聽訓。
而張作霖對付日本人的辦法也別具一格，一次出席日本人的酒會，酒過三巡，一位來自日本的名流力請大帥賞字，他知道張作霖出身綠林，識字有限，想當眾出他的醜。但張作霖抓過筆就寫了個虎字，然後題款，在叫好聲中，擲筆回席。那個東洋名流瞅著“張作霖手黑”幾個字笑出聲來。隨從連忙湊近大帥耳邊提醒，“大帥寫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個‘土’成了‘黑’了。”哪知張作霖一瞪眼睛罵道：“媽那個巴子的！我還不知道‘墨’字怎樣寫？對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嗎？這叫‘寸土不讓！’”在場的中國人恍然大悟會心而笑，日本人則目瞪口呆。這個“寸土不讓”的故事也一直流傳到現在，正是因為這些生動活潑聽來過癮的故事讓張作霖的名字在東北的黑土地上家喻戶曉。
人物性格及處事
張作霖是個很圓滑的人，日俄戰爭時期，他左右幫忙，又左右打擊。弄得無論是沙俄還是日本，都不敢得罪他，當然，他也因此得罪了雙方。日俄戰爭期間，他周鏇於清廷、日本和俄國三者之間，應對自如。對於朝廷的“中立政策”他持陽奉陰違的態度，對於惡鬥中的日俄雙方則採取雙管齊下、投機取巧和從中漁利的立場。經歷了複雜環境磨鍊的張作霖，練就了一身同時對付幾個敵人的本領。
三大軍閥其實張作霖與孫中山的關係也非同一般。孫中山曾接受過張作霖的襄助，孫中山也曾派兒子孫科與汪精衛等要人趕到東北為張作霖祝壽。在北京，病中的孫中山還曾前往張作霖的住處拜會。作為回訪，張作霖派張學良到中山先生下榻處探望，垂暮之際的中山先生的那番“你們東北地處紅白兩個帝國之間”的無比英明的論斷，就是那次在病榻上闡述的。
民國十四年，1925年冬，日本關東軍參謀長借郭松齡起兵反奉之際主動接近張作霖，提出可以出兵阻止郭軍前進。張作霖寧肯逃亡也不依靠日本人，於是說：“如果郭軍逼近省城，我打算赴旅順或大連暫避，屆時當請幫忙。”齋藤乘機將事先打好的五項要求拿出來，讓張作霖簽了字。五項要求的主要內容是允許日本人在東三省和東蒙地區同中國人完全一樣，享有自由居住與經商的權利，並將間島地區的行政權移讓日本人。
張作霖知道以後破口大罵：“日本人心腸黑，全是下圈設套騙人。”並對部下說：“絕對不能同意日本人提出的要求，免得東三省父老罵我是賣國賊。”大元帥府的電報處處長周大文回憶說：“1928年5月17日，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求見張作霖，張將芳澤晾在客廳，自己在另一間屋裡大聲嚷著說：“日本人不講交情，來乘機要挾，我豁出這個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賣國家的權利，讓人家罵我是賣國，叫後輩兒孫也都跟著挨罵，那辦不到！”
日本駐奉天總領事吉田茂為中日交涉，曾向張盛氣凌人地說道：“你要真不接受的話，日方當另有辦法。”張乃反唇相譏地答道：“怎么說？你們有什麼好辦法，儘管拿出來，難道又要出兵嗎？我姓張的等著你好了。” 說完話，起身送客，不留情面，弄得吉田茂很難堪，只得辭職離開瀋陽。日本人小看了張作霖。他們本以為這個沒多少文化的土匪出身的軍閥沒有政治頭腦，正好可以利用一下，但是，等他們眼見這個難纏的東北統治者成為大元帥後，才明白他們遇到了箇中高手，一個決不低頭的血性男人。這時的日本人只想著解脫眼前困境，他們早就已經為張作霖挖好了死亡的陷阱……
當年的那位鮑威爾先生作為西方在華的報紙《密勒氏評論報》的主編，曾經採訪過張作霖，當時張作霖就表示他的興趣是為了中國的統一。這位美國人回國之後，在其所寫的回憶錄中，也表達了對這位出身卑賤的元帥的敬意。儘管東北長期處在日本軍閥的鐵蹄下，張作霖常常不得奉命行事，但蓋棺定論，他無愧一個愛國的中國人。
治家嚴謹
張作霖治家嚴謹，給家裡人定下規矩不少，家風好。他的小舅子在他身邊當警衛，仗著大帥的名，在外面胡作非為，晚上閒來無事，居然拿路燈當靶子，把路燈全部打碎，市政建設的人知道這事很氣憤，但是敢怒不敢言。張作霖聽說這件事憤恨地說：“把他給我斃了。”手下顧及到張作霖的顏面說盡好話，要求從輕發落。當晚張作霖親自執法。家人很不理解，幾個燈泡碎了就換新的，怎么把人給槍斃了。張作霖說：“你們在家犯錯，丟的是我張作霖的臉，但是在外面搞破壞，壞的是奉天城的風氣。”以後大帥府里的人更加慎言慎行，沒有人乖張鬧事。奉天城的百姓知道了這件事，對張作霖更加尊敬。都說張大帥辦事有自己的規矩，誰都不能違背。
張學良是第三旅的旅長，第三旅是獨立旅，是張作霖的王牌軍。張作霖身著便服在城裡轉悠，突然聽見幾個百姓，嘆氣說第三旅的人橫行霸道，巧取豪奪。張作霖聽到這裡已經火冒三丈，回家見到張學良更是怒不可遏，破口就罵，罵了足有半個小時，張學良低著頭不敢說話，大廳里掉根針的聲音都能聽見。最後，張作霖讓張學良關禁閉三天，不許有人探望，按照規定辦事，誰也不許說情，否則一起處罰。事情一傳出去，整個軍隊都震撼了，一想到連少帥觸法都躲不過嚴懲，誰都不敢再為非作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