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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70年代在“北大荒”務農的時候，筆者從農民那裡學了一句歇後語：狗長犄角——羊(洋)式。在那個封閉的年代，我們並不真正知道什麼是“洋式”，只朦朦朧朧地覺得是跟我們截然不同的東西。因此，凡是我們感覺怪異的東西，凡是我們看不順眼的東西，就統統可以稱為“洋式”，其中帶著明顯的不屑一顧的貶義。後來，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外國的東西進來多了，中國人出去的機會也多了，我們便發現很多“洋武”的東西其實比中國的好，於是就開始宣揚、學習、引進、效仿，既包括有形的東西，也包括無形的東西。我不贊成把那陣潮流簡單地歸結為“崇洋”，也不認為那些讚美“洋式”的人就是在盲目地吹捧“外國的月亮”，因為外國的東西確實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不過，我也承認，倘若今天真的看到外國狗長出了犄角，我們也絕不會嗤之以鼻，甚至都不會覺得怪異了，而會認為那就是名貴的洋狗。總之，社會在發生變化，人們的思想也在發生變化。在以夜郎自大的心態一概否定“洋式”的時代已然成為過去之後，認可並追逐“洋式”似乎在諸多社會生活領域都成為了一種時尚。這是好事嗎?我不知道。
20世紀90年代初期，筆者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從美國朋友那裡學了一個詞：AMERICANA，意思是“具有美國特色的”的東西，也可以翻譯為“美國式”。後來在國內舉辦的一次“美國法暑期班”上，我曾借題發揮，生造了一個英語詞：CHINE．SANA，意思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東西，也可以稱為“中國式”。當時，包括美國教授在內的很多人都認為這個詞很有創意，值得推廣。不過，我只是即興戲說，過後不久也就把它淡忘了。
常言道：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斗轉星移，世紀交替，國人的思想潮流又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從大力提倡乃至全面追捧以“美國式”為代表的“洋式”，到認真反思和重新評判“中國式”的價值，這似乎又代表了中國人跨入新世紀之後的思想趨勢。於是，大力挖掘本土資源，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又成為了時尚的口號。一部名為《中國式離婚》的電影使“中國式”一詞成為頗受人們青睞的流行語，而且引發了人們關於“中國式”的思考和討論，以及一些文人學者的“跟進”。於是，我們又看到了電影《中國式結婚》，以及《中國式管理》等著作。筆者最近在報紙上還見到把“賣身救母”和“買腎救父”等稱為“中國式救親”的說法。誠然，在上述語境中，“中國式”一詞既有褒義也有貶義，既有弘揚也有批判。筆者無意探究這些說法的準確內涵和恰當與否。筆者只想指出，這一語詞的流行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顯露出國人的本土文化意識。
今天，我們正面臨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機遇和挑戰。我們要抓住機遇，迎接挑戰，把中國建設成世界上最發達也最美好的國家之一，就必須一方面努力學習外國的先進科學技術和社會管理經驗，一方面認真研究中國的社會現狀和傳統文化。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必須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必須考慮中國的人文傳統，外國的成功經驗和經典著作不可能為我們提供現成的答案。誠然，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既有好的東西也有不好的東西，既有精華也有糟粕，但是，拋棄糟粕，弘揚精華，正是我們研究傳統文化的基本任務。這也是我們建設“中國式”現代法治國家的應然之路。
白話了一番國家大事，再說筆者真正想談的小事——辦論壇。自從與中國檢察出版社合作於2000年出版第一卷《證據學論壇》，到2005年底我們已經出版了十卷。承蒙作者和出版者的支持以及讀者的關愛，這套專業學刊在學術界和實務界的口碑還是相當不錯的。但是在這日新月異的時代，我們只有不斷更新，不斷攀登，才能獲得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因此，從第十一卷開始，我們的《證據學論壇》將以嶄新的面貌與讀者見面，希望我們的改版能夠得到廣大讀者的認同。在此，我謹向中國檢察出版社的領導和編輯以及《證據學論壇》原編委會的所有成員表示誠摯的謝意。
另外，在德恆律師事務所的資助下，我們於2004年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辦了十場“證據學論壇”——系列講座，很受校內外師生的歡迎。2005年，我們把論壇改為更加生動活潑的三人談形式，而且加強了主講者與聽眾之間的互動，十場下來，幾乎是場場爆滿，那場面可以說是“相當熱烈”。論壇的成功，既要歸功於主講嘉賓的學術造詣和人格魅力，也要歸功於人民大學法學院有關師生的精心策劃和認真籌辦。
無論是辦文字的論壇，還是辦語言的論壇，我都希望能有批評和反批評。論壇就要有爭論，就要有思想的碰撞和觀點的交鋒，因為，碰撞能夠產生絢麗的火花，交鋒能夠提高雙方的技藝。自古以來，只有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才能有學術的繁榮和文化的昌隆。然而，我的心底也有一絲隱憂，因為批評有時也會導致學界的分裂乃至學人的對抗。在我國法學界，由學術之爭演變成人身攻擊最後竟結為“生死冤家”的事情也是有的，而這顯然不符合我們倡導學術批評的初衷。於是，我就想到了批評的方式。
一般而言，“中國式”批評是含蓄的，婉轉的，先基本肯定再個別否定，先抽象讚揚再具體批判，其文化基礎是理性思維與倡和理念。我們在批判他人的觀點時，往往首先要思考該觀點的合理之處，然後再分析其問題之所在。而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提倡“和”的思想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批評要不傷和氣，對抗要不損和平。由此，我又聯想到中國傳統的比武打擂。雖然比武要爭個高下，打擂要比個輸贏，但畢竟不同於兩軍對陣，不需要拼個你死我活，終以切磋技藝為宗旨，以點到為止為規則。真正的武林高手參與比武打擂的目的在於提高武術水平，弘揚武術精神。特別是那些崇尚武德的大師在與他人交手時，並不追求把對方打得落花流水或屁滾尿流，往往是手下留情，在旁觀者尚未看出明顯勝負時就已收身罷手，而對方也已經輸得心服口服。此乃中國傳統武術之精髓。
另據筆者的管窺蠡測，“美國式”批評一般是明確的，直率的，而且追求打擊的力量和否定的效果，其文化基礎大概是批判性思維和個人奮鬥理念。筆者在美國留學時，注意到其法學教育很注重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習慣，因為這也是抗辯式訴訟制度下律師的基本思維模式。無論對方提出什麼觀點，先不要考慮其有沒有合理之處，立即就尋找其疏漏或毛病，然後組織證據進行反駁和攻擊。律師在法庭上追求的就是訴訟的勝利，並不在乎己方的訴訟主張究竟是否有理是否正義。另外，美國社會中存在推崇個人奮鬥的文化傳統。“美國式”英雄往往是那些通過個人奮鬥從社會底層爬到社會頂層的人物，無論其走過的是一種什麼樣的路徑。這些文化元素大概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美國人進行批評時的思維模式。筆者在美國時經常觀看一個名為“交火”的電視節目，其主持人和嘉賓在就時政問題進行辯論——也可以稱為“抬槓”——時的針鋒相對和面紅耳赤確實令我大開眼界，而他們的敏捷思維和犀利言語也確實令我嘆為觀止。
2005年11月初，筆者應邀到西南政法大學做兩場學術報告，下午給研究生講，晚上給本科生講，而且不在一個校區，頗有些“趕場”的味道。下午講完之後，按照“地主”的慣例，坐在台上的三位教授要進行點評。鄒明理教授和管光承教授首先進行了點評。他們在一番溢美言辭之後，婉轉地提出了少許批評。雖然言詞有些含糊，但是言者有心，聽者有意，在座者均有收益，於是在一片熱烈的掌聲中達到了皆大歡喜的境界。這是典型的“中國式”點評。然後，龍宗智教授為了保持論壇的“火藥味”傳統而進行了一番以批判為主的點評。他先批評我的講座“通俗有餘而深度不足”，又指出我的講話中有“張冠李戴之嫌且不夠嚴謹”。初聽起來，宗智教授的點評似乎有些“美國式”，但仔細考較之後，我覺得他的點評仍然屬於“中國式”的範疇。且不說他也是在全面讚揚之後才進行批判，僅就其批判的內容而言，也還是充滿了婉轉的善意。其一，筆者治學的基本宗旨就是通俗化。無論是行文還是講課，我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用聽眾喜歡的通俗語言講出法學的深奧道理。為此，我也經常以“通俗法學家”自詡。其二，筆者治學的特點之一就是“張冠李戴”。這大概源於我最初學習犯罪偵查學和物證技術學時所受到的薰陶，因為這兩個學科中運用的許多科學技術都是從其他科學領域“張冠李戴”來的。於是，我就形成了一種“張冠李戴”的思維習慣。往高了說，這叫善於借鑑移植，或者觸類旁通、融會貫通什麼的。例如，我為每期《法學家茶座》撰寫的借茶說法的卷首語就都有些“張冠李戴”的味道。宗智教授與我交往多年，並多次“網上對話”，知我頗深，儘管他可能並不贊同我的治學方法和學術觀點。因此，我在聽了他的點評之後所說的第一句話就是：“知我者龍宗智也。”……我忽然醒悟了。也許，這就是我們應該倡導的“中國式”論壇。雖然有直率的批判、思想的碰撞、觀點的對抗、語言的交鋒，但是，因為批評者是善意的，被批評者是寬容的，所以爭論有序，對抗有道，仍然保持著論壇的整體和諧。
新年伊始，我應邀在中央電視台“社會與法頻道”(12頻道)主持了六集的“法律講堂2006年新年特別節目”。作為特邀主持人，我在最後一集的開場白中說了這樣一段話：“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有一個字，我很喜歡，就是和平的‘和’字。這個字不僅包含了深厚的哲學思想，還可以組成許多美好的語言。例如，自然以和為美，人類以和為貴；世界要和平，民族要和睦，社會要和諧，家庭要和美；天和風雨順，地和五穀豐，入和精神爽，家和萬事興。”這也應該是我們主辦論壇所追求的境界。
本卷《證據學論壇》把2005年“德恆證據學論壇”的“三人談”轉化成了文字，而且每位主講嘉賓都認真地對其語言進行了文字加工和潤色。另外，在每個專題之後，我們還邀請青年學者進行了點評。論壇是切磋技藝交流思想的場所，不應該論資排輩。因此，由後生點評先生，讓學生批判老師，這也是論壇所應倡導的學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