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龍魂死業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注釋
1：郭老，指郭沫若。
2：祖龍，秦政，皆指秦始皇帝。
3：秕糠，秕子和糠，均屬糟粕。比喻沒有價值的東西。
4：十批，《十批判書》，郭沫若從1943年中至1945年集中研究先秦諸子的思想學說，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孔墨的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莊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名辯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韓非子的批判》、《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後分別結集為《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這些觀點自發表以來，在歷史和思想史、哲學史等學術界引起了熱烈反響和爭鳴。作者特別聲明，他反對不加分析而籠統地表示反對或讚揚的主觀主義或公式主義的態度。他認為自己是以人民為本位的道理歷史地進行批判的，“合乎這種道理的便是善，反之便是惡”。作者說他之所以比較推崇孔子和孟子，是因為他們的思想在各家中，比較富於人民本位的色彩，沒有達到後代儒者那樣下流無恥的地步。作者對初期法家也是肯定的，而對韓非的“法術”、“君主本位”思想和秦始皇的“極權主義”則持否定態度，並進行了尖銳的貶斥。書中對一些具體人物的思想、歷史作用的大膽評論未必精當，學術界至今爭論不已。
5：子厚，柳宗元，字子厚；文王，周文王
作品鑑賞
這首詩之所以寫給郭沫若，是因為郭老20世紀40年代在重慶寫的《十批判書》裡面，稱讚孔子“是順應著當時的社會變革的潮流的”。毛澤東不贊同這個觀點。對秦始皇曆來遭受非議的“焚書坑儒”之事，毛澤東也多有辯護。這些，他都寫進了詩中。
在他看來，孔儒們常常是說起來頭頭是道，做起來則不盡然。除了在文化教育上有些建樹外，在事功上卻常常說些空話。歷朝歷代的王公國戚個個都在打儒家和孔子的“仁義道德”旗號，而真正為民謀福利和與民同甘共苦者，少之又少。就是這樣，在封建社會竟被捧為“聖人”，那些讀了點“聖人”書籍的學子們，竟可以搖頭晃腦，把尾巴翹到天上去。毛澤東的義憤，除五四以來的反孔思潮外，在其性格底色上，也是自有其源。
詩里說得明顯：“百代都行秦政法”。所謂“秦政法”，是指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廢除了“封建制”，改成“郡縣制”，郡縣長官由中央王朝任命，從而穩固了中央集權，也就成為幾千年來中國政治體制的一個基本格局。唐代的柳宗元為此專門寫了篇《封建論》，稱讚秦始皇的這個改革。
從根源上講，秦始皇的形象，則是那些儒生們弄壞的。原因是他發動過“焚書”和“坑儒”的事件。這對以儒家為代表的知識分子來說，簡直是一個致命的打擊。正是儒生們的言論，讓秦始皇成了“暴君”的典型。
對此，毛澤東認為是件值得“商量”的事情。怎樣商量，詩里沒有說。想其理由，不外一些儒生咎由自取，因為戰國末期，方士吃香，不少儒生乾起了方士的活兒，竟把秦始皇也騙了幾回。而事實上，坑了幾百個儒生後，秦始皇的政府機構里依然保留了大量的儒生。所謂“焚書”，因涉及中國統一後的“思想去向”，主要燒的是六國官書之類，漢興之後，學統並未中斷。這些，近世史家多有辨析。
“歷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會前期有建樹的，都是法家。這些人主張法制，犯了法就殺頭，主張厚今薄古。儒家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主張厚古薄今，開倒車的。”—毛澤東如是說。
毛澤東是革命家，是強調厚今薄古、創造新事物的政治家。他的思想深處，傾向法家一些 。但他並不完全否定儒家思想。他經常說些批判儒家的話，或許同他著意要“除舊布新”的現實考慮有關。他畢竟不是一位純粹的歷史學家。寫《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的時候，毛澤東已經80歲了。
這是他寫的最後一首詠史詩，也是他一生中寫的最後一首詩。
一位現代政治家的最後一首詩，竟是評價老去千年卻遺風百代的兩位歷史人物。
千秋一闋，刻寫歷史，字字思索。千年一嘆，厚今薄古，聲聲不倦。
作者簡介
毛澤東（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潤之（原作詠芝，後改潤芝），筆名子任。湖南湘潭人。中國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和詩人，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之一和領袖，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創立者。一生創作了許多詩詞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