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禮庭
1952年出生，知名的社會學民主政治評論家、學術理論研究員、思想型學者，現為《中國選舉與治理網》專欄作家。多年來致力於社會民主發展的評論和社會發展、市場經濟發展的理論研討。其所著的《論這政治制改革》和《十論中國市場》曾在網際網路引起巨大影響。
中 文 名：丁禮庭 筆 名：洪 流
國 籍：中 國 民 族：漢 族
出 生 地：上 海 出生日期：1952年
職 業： 民主政治評論學者、學術理論研究員。
信 仰： 民主、自由、人權、法制、共和、市場經濟、共同富裕
主要成就：在新世紀的中國極力提倡政治體制改革
代表作品：《論政治體制改革》、《十論中國市場》等
學術觀點
（一）自由主義認為，社會領域的問題無法進行科學實證，也沒有什麼規律可言，而且，社會領域的重要元素“價值觀”，也“不在科學研究範圍之內”。但是，人類社會發展確確實實存在著一定的發展“趨勢”，這種發展趨勢就是“不斷地滿足和提高每個人和一切人的生存、幸福和發展的程度”。這種人類社會的發展趨勢並不僅僅是社會領域的學說，而是建立在生物科學及其進化論、人類的實踐性及其實踐能力的基礎上的，同樣也是以人的本性和本能為基礎的。
（二）人類社會是“人”的社會，所以，社會的發展客觀上是圍繞著“人”的因素來發展的，也就是說，必須“以人為中心”，而不僅僅是“以經濟工作為中心”！這是因為生產力是人創造的，生產力帶來的物質財富也是為人所用的，人不但是改造自然和社會，從而推動生產力發展及人類自身解放、發展和進化的人的實踐活動的主體，也是它的最終目的。
（三）這種“不斷地滿足和提高每個人和一切人的生存、幸福和發展的程度”的發展趨勢，是和一定的“價值觀”相聯繫的，也是評判“價值觀”正確與否、科學與否的標準。更重要的是離開了這一正確的普世價值觀和社會發展趨勢，社會領域根本無法理性地實踐。
（四）國家發展最主要的決定因素是什麼？中國現代化的最主要標誌是什麼？
無論是企業、地區、還是國家，決定其發展和繁榮程度的最主要的決定因素，不是資金和資源等經濟因素，而是“全員綜合素質”，是“人”的因素決定一切！而決定“全員綜合素質”的最主要決定因素，就是教育的質量、普及和學術、理論、文化方面的自由開放的程度！當然還取決於收入上的共同富裕完善程度。
在當今世界各國激烈競爭的世界一體化進程中，最終必然會演變成全面的“人”的綜合素質和勞動能力上的競爭，這也是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這一命題的主要方面：如果承認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那么“人”就是科技的第一“載體”。
我們必須把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的動力聚焦在“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的觀點上。而要充分激發和發揮“每個人”和“一切人”的勞動積極性、能動性和創造性實踐能力的最主要的條件之一，就必須保證貫穿每個人整個人生的系統教育，也就必須充分保障他們的民主人權和包括物質利益在內的公平合理的收入。這也是經濟和生產力發展的必要的前提條件。當全體中國國民之自立、自強、自衛、自信、自愛、自覺、自由之獨立人格確立之時，也必定是中華民族自強、復興、崛起之日，更是中國現代化實現之日
中國現代化的最主要的標誌，不是GDP的多少，不是高樓林立和高速公路四通八達，也不是核子彈和國防武器的先進，更不是財政收入和外匯儲備的多少；國家繁榮富強最根本的標誌只能是“大多數民眾的共同富裕”。也就是“‘人’的生存、幸福和發展”得到最大限度的滿足。所謂國家的富裕、崛起和現代化的實質，也就是全體國民的富裕、崛起和現代化！
（五）所謂，普世價值觀，並不是某一因素，或者說是民主、法制或者共和等個別因素單獨冒進，而是社會領域一切必要因素同步協調地發展。也就是，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法制、和教育、醫療衛生等等領域的各要素，包括自由、民主、法制、人權、共和、包括新聞出版和言論、文藝創作自由、三權制衡、司法獨立、教育及其普及、供給、需求、消費、成本、利潤、工資、財富的分配、價格水平、福利水平、利率、匯率、貨幣供應量、稅率、稅額、各項財政支出、當然也應該包括貿易順差等等，都必須和社會發展及國民經濟的發展水平相適應，都必須互相有機地保持一個適當的“量”和“度”，無論哪個元素單獨地“冒進”和“滯後”，都會給社會整體發展和國民經濟的整體效率帶來危害。
（六）民主憲政制度是“不斷地滿足和提高每個人和一切人的生存、幸福和發展的程度”的人類社會發展趨勢的必然結果，如果工業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經階段，那么民主憲政也是工業化的發展的必然結果，這是因為工業化是以更精細的分工為前提；而分工又“必然”產生商品交換，於是市場經濟就“必然”應運而生；市場經濟中的這種商品交換又“必須”是自主、自願和自由的，也就是只有“公平的交換”所規範和產生的“公平的競爭”，才是產生市場經濟效益永不枯寂的源泉。所有“不公平的競爭”統統都是社會經濟效益最可怕的“殺手”。於是，市場公平交換和公平競爭又“必需”民主的政府的“巨觀調控”來輔助市場經濟的機制，同樣也唯一地只有民主的政府才是能夠相對有效地保障公平競爭的制度原則，於是這種“公平競爭”的市場原則又“必然”地孕育和催生了民主政治制度。
（七）民主憲政制度產生的必然趨勢。
無論是吳思先生的血酬定理、還是西方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都明確地論證了人類社會從動物進化以來，一直到民主制度產生前，歷來就是依靠暴力掠奪作為獲得財富和社會發展的主要方式。但根據吳思先生的學術觀點，人類社會從“血酬”到“法酬”，從“拉夫爾曲線”到“老子曲線”的發展過程，就是一個勞動者的權利、利益、自由的程度不斷提高的過程。那么暴力勝利者為什麼會給預弱勢的勞動者有這種優惠呢？很簡單，就是暴力勝利者的利益、財富也在同步提高。其根源就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
其次，不管是實踐的證明還是理性的認識，統治群體都必然會認識到，只有給予被統治者一定的自由、權利和利益，自己才能夠獲得更多。如果生產力的發展能夠達到這樣一個程度：能夠保證滿足統治群體相對舒適的物質生活時，統治群體的自私慾望就會出現必然的“升華”：根據馬斯洛人的欲望五層次的學說，人們在舒適的物質生活滿足後，就會產生精神上的“自私慾望”，即追求榮譽和自我價值實現等高等欲望，這就是個人的聲望伴隨著同情心、慈善心滿足而不斷地上升的社會貢獻的實現。而這種“自私慾望”的升華，也要求精神和文化方面有一定的發展和積澱的基礎。這二方面都是民主制度得以實現的重要促進力量。
第三，在占人口大多數的弱勢群體這一邊，不但因為他們理性地認識到聯合起來暴力瓜分富人的財產，必然使他們的獲利減少。這不但因為如吳思先生所分析的，這種暴力對抗的“血酬”非但不產生物質財富，而且是有成本的，而且這種成本將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不斷地上升。（因為強勢群體的越來越發展強大）。
在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雙方理性的努力下，民主制度的雛形，或者說是萌芽就伴隨著工業化和市場經濟的步伐得到確立，並開始了逐步地演進和發展完善的過程。人們把追求財富的主要手段，從互相的暴力掠奪，逐漸地轉移到以互相協商、妥協和合作的，以發展生產為目標的模式上來了。而正如吳思先生所指出的，暴力掠奪的“血酬”，不可能增加和創造財富。而以互相協商、妥協和合作地發展生產的民主制度現實地創造出巨大的財富，使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獲得了巨大的利益。正是工業化強勁的生產力發展和市場經濟對公平競爭的客觀的歷史性要求，成為萌芽中的民主制度進一步發展和完善的強大推動力。一旦互相協商、妥協和合作地發展生產的民主制度以法律形式形成了社會各群體之間和諧的均衡時，這種各社會群體力量上的均衡就很難打破。這種力量均衡的維持和發展，就不斷地消磨了原先的強勢群體主導力量。於是民主制度的進一步健全和完善就成為一種社會發展必然的規律性趨勢。
（八）之所以反覆地強調中國的民主制度建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並不是忽視和反對共和、法制與效率等其它社會要素，而是在中國，民主制度的建設，是嚴重地滯後的瓶頸，已經嚴重地遏制了其他方面和其他要素的發展，這不但是所有嚴重社會問題根源，而且民主的制度建設如果不能有重大突波，那么，無論共同富裕，還是經濟發展，甚至其他一切改革政策都不可能完善地實現！
（九）政治體制改革符合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利益！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政黨一樣，其根本利益就是民眾的擁護和支持！除此之外，中國共產黨沒有黨的任何其它私利！人民利益之外的所有黨的私利，完全徹底地是黨的幹部的既得利益！政治體制改革的實質，不是中國共產黨“交出”執政權，而是中國共產黨維護執政地位的最有效手段和唯一出路！如果在自然經濟的農業社會中，集權腐敗可能延續發展幾百年，那么因為市場經濟中每次交易都可能成為民主監督缺位的絕對權力腐敗的機會，結果就是集權執政者會因為市場經濟環境中高頻率、大額度的交易造成權力腐敗不可遏止地泛濫而迅速下台。
那么什麼才是真正的人民利益？人民利益就是“人民利益高於一切”和“一切權力屬於人民”。這裡所說的“人民”，就應該是指“全體國民”，涵蓋了所有的不同的階級和階層。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人們之間的利益往往是矛盾的，雖然這種矛盾並不一定是對抗的。人們之間的這種利益上的矛盾性，決定了我們在大多數情況下只能是為“大多數”人謀利益。而且，這裡的“大多數”人，並不是指某一個固定的群體和階級，而是必須根據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進行具體的分析，這種“大多數”人是隨著社會客觀情況的變化而不斷地變化著的。有時候是這些人，有時候又是那些人，甚至有時候應該是少數人。“人民利益”的衡量標準，就是滿足和提高人的生存、幸福和發展的程度，具體地說，就是社會主義二大基本原則——國民經濟高速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而共同富裕的必要條件是民眾必須具有制度賦予的民主權利，自己來爭取自己的利益，而不可能僅僅依靠有產階級和精英群體的恩賜和施捨來實現的。
那么，到底應該由誰來決定，“什麼是真正的人民利益”呢？這個問題是任何人都不可能，也無能力來越俎代庖的，只能由人民民眾自己通過民主的方法自己來確認！因為人的本性和本能是自私的，在這個世界上，任何個人和群體都存在著爭取個人私利的原始動力和奮鬥目標。任何個人和群體都不可能徹底地、完全地、自始至終地代表人民民眾的根本利益。“世界上沒有救世主”的國際歌已經唱了幾百年了。任何讓精英來“替民做主”的政策，都不肯避免地存在著精英謀私的腐敗隱患。
（十）什麼才是真正有效的黨的領導？
“黨的領導”應該是大政方針的領導，是國家的戰略性、綱領性、方向路線性決策和實現這些綱領性決策的一系列政策體系的制定和貫徹。而絕對不是每事必問、事無巨細地一管到底。黨只能依靠人民民眾對公共權力的監督和制衡來有效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這是因為，黨的利益就是人民民眾的根本利益，那么，黨的戰略性、綱領性、方向路線性決策和實現這些綱領性決策就必須符合人民民眾的根本利益，在這個大前提下，人民民眾有效監督和制衡公共權力就是貫徹上述黨的方向路線性決策和實現這些綱領性決策的“最有效”的方法和措施。我們絕對不能以“黨的領導”為理由，使黨的個別幹部凌駕於組織機構和集體領導之上、凌駕於人民民眾的監督制衡之上。如果這樣，不可避免的結果就必然地“異化為”黨的個別幹部的既得利益、個人私利，甚至是腐敗利益凌駕於“黨的利益”和“黨的事業”之上。這已經是無數次被實踐證明了的規律性事實了。
（十一）當前的中國，什麼才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的最大威脅？
在當前的中國，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的最大威脅，不是來自於民眾的政治民主化的呼聲和壓力，而是來自於屢禁不止的，越演越烈的以權謀私的腐敗。恰恰相反，來自人民民眾的民主監督和制衡力量，才是制約腐敗和反腐敗的“唯一”有效的措施。也是從根本上維護黨的利益和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最強大的力量。如果缺乏民眾民主監督，僅僅依靠對幹部的道德教育，靠上級領導的監督，根本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實現反腐敗的廉政。部門和權力之間互相監督、比如三權制衡的結果，很可能就是三權聯合致腐！這是因為，腐敗直接地危害民眾的利益，只有民眾才具有反腐敗的“原動力”。而官員之間不但沒有因腐敗受到傷害的反腐敗的“原動力”，而且存在著腐敗獲利的“原動力”。一旦民眾的民主監督和制衡的力量缺位，在官員們自己監督自己、自己對自己執法的環境下，腐敗的風險就會大大地小於腐敗收穫，於是，在紙醉金迷的物質誘惑面前，蒼白的道德就不可能有力量使官員守住良心和道德的底線。
（十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最佳選擇，就是必須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有序地、逐步地漸進。必須遵循以人為本、全民共識、上下互動、統籌兼顧、法律控制、公平透明、循序漸進、逐步推進的原則。
所謂“以人為本”就是“人民利益高與一切”、“一切權力屬於人民”。這裡的“人民”，不是一個政治概念，而是一個哲學概念。就是指馬克思所說的“每個人”和“一切人”。是超越了一切階級和群體的全民概念。
所謂“全民共識”，就是大多數民眾，包括大多數黨員，通過真心實意的、“說真話”的辯論和探討，來共同認同政治體制改革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唯一出路的歷史命題。在民族前途和人民利益、人民權利等大是大非的問題上達成基本共識。以便全民同心協力、共同奮鬥，來實現和完成中華民族無法迴避、也不可避免的、三千年一遇的“制度轉型”的歷史任務。建立在民眾支持基礎上的社會穩定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前提。如果政治體制改革淪為一種少數精英的遊戲，就不可能穩定有序地發展。這種民眾民主參與力量的缺位，民眾民主權利受到集權打壓和遏制的改革後果，必然就是民眾的利益受到剝奪。和權力有關的群體，包括掌握財富的資產階級，都可以成為剝削和掠奪民眾利益的暴富群體，於是社會腐敗和貧富二極分化就不可避免。其結果就是“動亂”！！
所謂“上下互動”，就是指政府和民眾，精英群體和弱勢群體，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分別對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提出自己的觀點、意見，並雙方都在法律範圍內開，在對方的壓力下博弈，逐步地互相通過協商、妥協、理解和承認對方的意見和利益，達成新的共識，從而來進一步建立和完善政治民主的法律體系和制度體系。在當前中國，共產黨缺位的任何改革和革命，都可能產生全國性動亂，這不但嚴重地有損政治體制改革的客觀效果，也完全有可能重複共產黨革命的老路——在爭取民主的革命成功後重建新的集權政府。所以，我們必須盡力爭取中國政改的最佳效果，就是由中國共產黨主動領導民眾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如果執政的既得利益群體一定要把集權制度堅持到魚死網破那一刻，那中國人民也只能奉陪到底。
雖然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有序地進行，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成敗最主要的決定因素，卻不是共產黨的領導，而是大多數民眾能夠通過思想解放、文化啟蒙來建立和完善中國國民的“獨立人格”，並自由、自主自覺地起來爭取和捍衛自己的民眾權利和經濟利益。只有在中國國民之自立、自強、自衛、自信、自愛、自覺、自由之獨立人格建立和完善之時，才是中國民主憲政、現代化和民族復興崛起實現之時。這就要求，也必需廣大知識分子走和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在為底層弱勢的工農群體服務，幫助他們致富和維權的同時，教育和啟蒙廣大工農民眾，使廣大工農弱勢群體在爭取自己的權利和利益的過程中，衝破各種阻力，尤其是制度性障礙，形成既成事實；把目前無序地自發的每年十幾萬起以經濟利益為目標的群體性事件，引導到合理、合法地爭取民主、自由和人權的民主運動方面來。以民眾的民主運動來促進和倒逼執政黨的政改決策。
所謂“統籌兼顧”，就是必須兼顧方方面面的利益和觀念，儘量避免矛盾和衝突。幾乎所有新出台的政策和制度，都是有利有弊，有人獲利，有人吃虧。世界上不可能有完美無缺、人人受益的政策、制度和改革。重要的是必須利多弊少、儘量兼顧大多數人的利益和觀點。
所謂“法律控制”，就是在大是大非上必須受到法律的制約，在法律的範圍內進行逐步的，增量型的改革。重要的是必須允許和鼓勵打法律的“擦邊球”。現有的法律條文，甚至是憲法，也不是絕對真理。法律和憲法就必須隨著社會的變化、發展而變化、發展。客觀事實是，幾乎所有改革開放的成果、都和民眾“打法律的檫邊球”有關，無論是安徽鳳陽的“包產到戶”、還是浙江溫州的“發展私有企業”，開始時幾乎都是違法的，改革者個個都有坐牢的資格。在整個轉型的過程中法律往往都是滯後的。大多數事實是，民眾通過打法律的檫邊球而獲得效率和成果後，再得到中央高層承認，並立法跟進，來承認這些既成事實。重要的是，“打檫邊球”不能違反“自然正義”的法律的基本原則，在一些人民利益、人民民眾的民主權利和反腐敗、各種刑事犯罪等大是大非問題上是含糊不得的；在整個改革的大方向上，在社會穩定，避免動亂等重要方面同樣不能含糊的。所謂“打差邊球”，大多數應該在和意識形態有關的領域中進行。
所謂“循序漸進、逐步推進”，就是指政治體制改革的各種制度轉型的細則，在發展步驟上應該有先有後，按部就班。在發展進度上，應該逐漸演進，也就是上面說的碎步慢跑，既不能原地踏步，也不能單兵獨進，片面冒進，更應該避免跳躍式的革命。
（十三）市場經濟是有效的、甚至是高效的，但不是萬能的，市場經濟存在著“三大缺陷”。
一是：是市場的先天性缺陷。經濟學家劉易斯曾經提出勞動力價格“拐點”的理論。在大多數相對完整的市場體系中，在這個勞動力飽和的“拐點”到來以前，勞動力市場上存在著勞動力“供給過剩的剛性”，一旦“拐點”到來，就會因工資的上升，使資本外流追逐更廉價的勞動力。這就決定了過剩勞動力的工資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低於客觀實際的勞動生產率和勞動成果的，還因為勞動者面對“生存的迫協”，不可能拒絕這種不合理的低工資。結果就是：第一，勞動力市場上的交易，在大多數情況下不可能真正地自由、自主、自願和公平的；第二，市場經濟的看不見的手不可能自動、自然地通過市場固有的調節作用——通過過剩的勞動力的價格（工資）趨低來減少勞動力供給，重新實現供求平衡，使價格（工資）恢復到合理的區間，重新的市場均衡。拿市場經濟的價格模型來分析，勞動力市場的價格均衡，即勞動力供給曲線和需求曲線的交點在——邊際資本收益、即利率加邊際勞動力收益。（假設設備等其它不變資本在生產過程中有剩餘。）那么在勞動力過剩的市場環境下的這種價格均衡：不但工資水平是在勞動生產率的水平之下的均衡，而且投資量也隨著勞動力邊際收益不合理地偏低而大於正常量。
二是：市場經濟“不可避免的缺陷”就是：自由主義在定義市場經濟時，預設了“充分競爭”的前提條件，無論如何，相對完善的市場經濟，信息同樣也必須是充分的，但這恰恰是不可能真正地做到的。這是因為，“信息充分”的條件包含著許多“主觀理解”的因素。而真是這種“主觀理解”的因素，是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市場利益”的干涉和擾亂的。困難的是，這種“市場利益”的干涉和擾亂，是很難以法律和規則來明確地規範的。就拿這次“次貸危機”來分析，在“次貸”分銷的過程中，如果信息果真是充分的，就不可能有那么多金融企業來購買這種次貸，這就完全有可能把這種“次貸”業務的規模控制在合理的範圍內而有效地避免這場可怕的危機。
三是，“壟斷”就是市場經濟的第三個缺陷。在自由、自然、純粹的市場經濟中自始至終存在著一種壟斷的發展趨勢和傾向。這種壟斷的趨勢對市場功能具有不可避免的制約和危害。
所有這些市場缺陷，引發了一系列的社會弊端：一是嚴重影響和遏止了勞動者的勞動積極性和能動性。二是勞動者的貧困制約了他們及其子女接受教育和再教育的經濟能力和教育程度，從而進一步制約了勞動者綜合素質和勞動能力的提高，並因此而制約了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和勞動生產率的進一步提高。三是制約和遏止了消費需求的發展，加劇了“邊際消費傾向遞減”的市場規律。並進一步造成了純粹的市場經濟中必然具有的那種總需求不足的生產過剩危機。四是長期的資本非正常的超額利潤，就會培育和產生大企業的壟斷。如果我們承認市場的這些原始的缺陷極其危害，那么也就為政府在調節收入、調節總的供需平衡，以及反壟斷等一系列領域的巨觀調控提供了充分的理論和事實依據。當然，前提是這些巨觀調控必須是恰倒好處的、根據客觀環境及時調整的，也是必須限制在對市場公平競爭和市場功能恰倒好處的彌補的範圍內，而不能超越彌補市場缺陷這個市場經濟客觀需要的範圍。
（十四）市場經濟的“目標模式”，就是鄧小平指明的社會主義的二大原則：“發展生產力和共同富裕”。也就是必須兼顧國民經濟持續高速發展和大多數民眾的共同富裕，在這二者之間找到最佳的平衡點。這就決定了民主憲政中福利制度、工會參與勞資工資談判和民主政府公平、公開、公正、有效的巨觀調控等制度性原則存在的必要性。也符合“滿足人的生存、幸福和發展”的社會發展趨勢。
（十五）從全球化角度來分析中國低工資和低福利的發展模式不可持續。
市場經濟發展初期二百多年中，是很少有政府干預市場經濟的現象的，由於上述市場經濟三大缺陷，所以市場經濟自始至終受到貧困、壟斷和生產過剩的困擾。矛盾和危機積累到上世紀30年代，直接導致了世界性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於是凱恩斯經濟理論和羅斯福新政就應運而生。且不說凱恩斯主義中刺激消費的政策是否真的有效，但羅斯福的福利政策，包括支持工會提高大多數勞動者的工資，通過高稅收來推行福利制度，適當地制約了資本的強勢，輔助了勞動者的弱勢，創造了一個相對公平的勞資競爭的市場環境。從而造就了占人口大多數的中產階級階層，並有效地提高了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和綜合素質；也進一步推動了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更重要的是共同富裕有力地促進了消費和內需，而且反壟斷立法有效地制約了壟斷現象，這一系列的政策非常有效地繁榮了國內市場。
在凱恩斯經濟理論和羅斯福新政實行的短短二十多年中，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就使歐美已開發國家國內勞動力從過剩走向飽和，而資本卻隨著經濟繁榮而大量盈餘，在國內市場需求強勁的推動下的結果就是，要么從國外引進勞動力，要么資本外流追逐廉價勞動力。已開發國家從貿易保護主義出發，遏制移民進入的政策和物流和運輸領域的現代化及其成本的下降，（已開發國家為了保護本國國民相對高的福利和工資水平而生產的“移民限制”政策，就好比人們不願意外人進入他們家庭分享他們的家庭財富一樣天經地義，無可指質。）市場就以資本外流尋找廉價勞動力的方式替代了人口在地域間的轉移，於是全球化模式就勢不可擋了。另一方面，隨著大多數勞動者的福利和工資水平的提高，使多數勞動者接受長期教育成為現實，極大地提高了勞動者的綜合素質和勞動能力，並有效地為科技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創造了“歷史必然”，這也就成為低層次制造業向外轉移的全球化的歷史動力。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曾經出現過的資本外流、產業結構升級換代及製造業轉移的過程中，既有成功的事實和經驗，也有失誤和教訓。
所謂“成功的事實和經驗”，就是指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起步，發展到八十年代基本完成的，第一波歐美已開發國家在產業升級換代順利進行的過程中面向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資本外流和製造業的轉移。在這個過程中，產業轉移的作用、因素要大大地大於資本外流的作用和程度。這種資本外流和產業轉移也是整體性外流，是連帶銷售渠道、生產技術、產品設計、管理理念和品牌效應等一系列產業體系的整體移植。這是產業轉移成功的必要條件。（當然不是充分條件）無論日本的家電行業，還是台灣的電子行業，甚至是中國的“海爾”還是“振華港機”，這些成功的事實都具備這個必要條件。
第二、這種整體的移植還包括民主政治、工會在工資談判中的作用、高稅收和高福利、等一系列有關勞動者收入提高的制度體系的健全和完善。也就是說日本和“四小龍”是單純地接受歐美的產業轉移，而沒有制度上“轉型”的麻煩。
第三、這種勞動者收入提高的直接成果就是把接受國的資本流入、產業移植和流出國的勞動者綜合素質和勞動能力的提高所引起的本國的產業結構升級換代、以及國內需求提高所形成國內市場的完善，合併成同步發展的過程。這一切都遏制了歐美製造業的外轉和資本外流的速度，使其符合和適應歐美國家本身產業結構升級換代推進的速度和程度，並以此消化由資本外流對歐美國家造成的不利因素。它沒有因此而造成大規模就業矛盾和貿易逆差的衝擊，給整個全球化提供了一個相對平穩的發展過程。同時也使日本和“四小龍”在短時期內完成工業化，在達到次已開發國家的經濟水平後，再一次地開始了面對中國的新一輪的產業轉移和資本外流。
綜上所述，第一波從歐美向日本和“四小龍”的製造業轉移，對歐美已開發國家來說，不但沒有受到嚴重的就業和貿易逆差的衝擊，而且還享受到日本和“四小龍”價廉物美的產品，部分外流資本也獲得了豐厚的利潤。對接受國日本和“四小龍”來說，不但實現了本國、本地區的經濟繁榮和發展，也相對地實現了“共同富裕”的社會發展目標，造就了占人口大多數的中產階級群體。從整個世界的經濟發展來總體評價，當然是一個多贏的事實和經驗。也證明了經濟全球化不但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規律性結果，也完全可以實現流出國和流入國雙贏、資本和勞動者雙贏的局面。
所謂全球化過程中的失誤和教訓，就是從歐美已開發國家，連同日本和“四小龍”面向中國的資本外流和低端的製造業轉移。在這個過程中的失誤、教訓的原因和事實是：
中國接受發達和次已開發國家的低端產業轉移的過程，是伴隨著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集權管理體制向民主憲政的“制度轉型”同步進行的。這不但給這種“雙轉”（產業轉移和制度轉型）模式帶來困難，而且如果這種“雙轉”模式不能同步適應，一旦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後的話，不但給整個經濟全球化過程帶來嚴重問題，而且使勞動者缺乏制度賦予的民主權利為自己在整個“雙轉”過程中爭取和捍衛自己的民主權利和經濟利益，結果就重複了已開發國家原始積累時期低工資模式所造成的所有弊端。
中國大多數企業接受的產業移植，掌握的只是低端的生產環節，根本無法掌握生產科技、產品設計、管理理念、行銷渠道和品牌效應等重要的高端環節的。這也使中國企業的獲利比例和數量受到嚴重限制。同時也造成了自然資源賤賣和過度開發、寅吃卯糧，掠奪子孫後代資源權利的事實，而且，正因為低工資造成的低成本，就使低效率的“代加工”模式能夠在中國成活，也使這些企業失去了進一步完善整個產業體系的動力。
這種大多數勞動者的貧困所造成的貧富嚴重分化和財富集中，也嚴重地制約了內需的發展和提高，不得不進一步依賴出口來填補內需不足的缺口。於是只能進一步依靠壓低勞動力成本來實現低價竟銷，結果就形成了以低工資為基礎的惡性循環。中國人口眾多的客觀事實，又進一步延長了中國通過發展來擺脫困境的痛苦過程。
正是中國這種以低工資為基礎的大規模出口竟銷，加速了已開發國家資本外流和產業轉移的規模、速度和烈度，使之超出了已開發國家產業升級對這種資本外流和產業轉移的消化能力而打擊了他們的就業狀況，也打擊和危害了已開發國家廣大勞動者的工資和福利的進一步提高和完善。拿秦暉先生的話來說，就是在工資、福利和民眾權利方面，在全世界出現了低福利、低人權的“劣幣驅逐良幣”反經濟規律而動的事實。
建立在低工資和低福利成本基礎上的“低價竟銷”所獲得的超大量外匯儲備，不但沒有為中國帶來經濟發展上的利益，反而由於金融人才的嚴重不足所造成的超大量外匯管理上的困難，給國家造成了相當程度的經濟損失。
中國目前低工資所造成的一系列弊端，特別是貧困造成的教育不足使勞動力綜合素質和勞動能力無法有效提高，進一步造成的產業結構無法及時升級換代的危害之一，就使中國無法在不遠的將來，在東南亞和非洲後一輪更低價格的勞動力競爭中掌握主動，甚至完全有可能就此喪失高速持續發展的優勢。
正是中國目前正在進行的“雙轉”之間進度的差異，即“制度轉型”中政治體制改革嚴重地滯後於產業轉移和經濟發展，才造成上述的一切弊端和危害。必須特此說明的是，我無意攻擊中國因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後造成的人權現狀，我曾經反覆指出二大事實，一是，中國目前的人權和政治民主狀況，不但是建國以來，甚至可以說是自秦始皇以來“最好的歷史時期”，二是，儘管如此，還是跟不上快速發展的經濟形勢，並且因為這種政治體制改革的嚴重滯後和人權方面的不足，已經成為中國整個社會發展的所有方面最主要制約因素，並已經形成了嚴重的瓶頸效應。成為中國所有現實的社會問題的根源!
解決問題的出路，要么是中國通過政治體制改革，以制度賦予勞動者民主權利自己來爭取和捍衛自己的經濟利益，徹底改變這種低工資現狀，要么就是逼著全世界逆差國家聯合起來和中國打貿易戰。而只有前者，才是中國和全世界的“唯一出路”，而後者，將是全世界包括中國在內兩敗俱傷的慘局！
（十六）如何實現共同富裕，合理的收入差距怎樣確定。
這種必須最大限度地使“每個人”和“一切人”共享社會財富的收入分配原則，是由社會財富的創造和社會發展必須依靠“每個人”和“一切人”的共同努力的客觀事實決定的。同樣，這種“每個人”和“一切人”共享社會財富和收入的分配原則，又必須符合“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的原則來最大限度激勵“每個人”和“一切人”的勞動積極性和能動性，所以社會財富和收入的分配原則，既不能絕對平均，也不能二極分化，必須在二者之間找到最佳平衡點。在理論上，以羅爾斯的正義原則來分析：比如對富人徵稅來搞福利制度，符合這二大原則的最佳稅率就應該增加到低收入群體邊際利益為零為止。也就是說，在稅收和低收入群體的利益增加這對函式中，我們把縱坐標作為低收入群體的利益，把橫坐標作為稅率，隨著稅率的不斷提高，低收入群體的利益增加應該走出一個尖頂的“n”形的圖型走勢，恰當的稅率就應該在這個尖頂的頂端。即稅率應該增加到：“再增加稅率就會損害低收入群體的利益”的最高點。在這個點上，也應該是各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力、資本、流動資金和土地各自合理地獲得公平利益的均衡點。
在具體操作上，首先應該按民主原則建立和相對完善“民主憲政制度”和法制體系，然後按民主憲政的法制原則來規範地具體操作社會收入和財富的分配問題。在大多數情況下，對分配問題的正確的、科學的判斷應該首先產生於精英群體，甚至是個別的知識分子突破傳統和共性的創新性發現，這就必須通過大多數民眾在言論自由原則下充分、自由地討論後，使少數人手中的真理逐步地走向大眾，再通過民主的“程式公正”來規範地具體操作。而恰恰是真理的定義：“必須符合每個人和一切人的根本利益”，才是這種真理能夠從少數人手中，甚至是個別人的創新中走向大眾的“邏輯保障”。民主憲政的“必要條件”之一，就是決不能允許少數精英來“為民做主”！任何允許精英來“為民做主”的政策，都必然會留下“精英為自己謀私利”的腐敗隱患！！
（十七）各民族文化“優勢互補”是實現中華民族文藝復興的最根本原則。
政治體制改革不但需要“全民共識”，還必需一種文化的積澱和預熱。都必然有先行的思想啟蒙和文化復興。所以，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不但需要學術理論上的突破和創新，更需要文化積澱和觀念、風俗、習慣上的先導和支持。那么到底應該是以“繼承和復興傳統文化”為主、還是應該以學習引進包括普世價值在內的西方先進文化理念為主？結論是二者都非常重要，但都不能“為主”，都應該一視同仁地在批判中繼承發展。也就是必須堅持中西文化“優勢互補”。無論是中國傳統文化、還是西方文化，只要是先進的、科學的、再就是符合中國改革開放實踐所需要的文化理念，我們都應該接受和發揚。並必須排除和放棄二者中的糟粕和謬誤，排除和放棄二者中有礙於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的文化理念。
中華文化代表了農業文化的燦爛頂峰。但自從人類歷史進入市場經濟和工業革命以來，和工業化、城市化相適應的工業文化和工業文明在歐美形成後，代表農業文化的中國的傳統的文化就必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如果我們中華民族不能在文化上吐故納新、新陳代謝、引進發展、並和西方的工業文化實現優勢互補，就必然成為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桎梏。也就是必須放棄和封建專制和集權有關的所有文化觀念！除此之外，大多數中華文化都應該是繼承發揚的優秀文化觀念，包括“仁、義、禮、智、信”、仁義道德、禮儀智信、誠實信用、助人為樂、慈愛寬恕、平和恬淡、中庸和諧、勤奮好學、崇尚知識等等，都屬於應該努力發揚的文化理念。
（十八）批判地繼承馬克思主義理論。
世界上不存在任何一勞永逸的永恆真理，因為客觀社會是在不不斷地變化和發展的，任何正確的理論都必須不斷地適應客觀社會的變化和發展。對任何既成的理論體系和理論流派都必須在批判中繼承和發展。世界上只有宗教理論是不容許批判的，但所有不容許批判的宗教理論，就不可能是科學的真理。我們在把馬克思主義請下神壇的過程中，必須同時還承認，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仍然存在著許多先進的、科學的真理，因此把馬克思主義作為中國走市場經濟發展道路的改革開放主要的、法定的指導思想是可以的，但更重要的是，中國的改革開放的發展，不僅僅需要馬克思主義，同時，也需要世界上一切有利於、適用於中華民族復興崛起大業的所有科學的、先進的理論體系；也就是說，中國的發展必須承認和容忍思想上、理論上、文化上的多元化。
什麼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略）關於“按勞分配”。（略）關於“單一公有制”。（略）關於“計畫經濟”。（略）於“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略）6、關於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學說。（略）
7、目前還沒有“消滅競爭”、“消滅分工”和“消滅階級”的事實依據。（略）
8、正確認識恩格斯承認“議會道路”的發展過程。（略）
9、誰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先鋒群體、或者說是先鋒階級。（略）
10、決定經濟基礎的是社會利益的分配製度而不是所有制。（略）
（十九）教育改革是中國社會發展的當務之急。
就目前中國教育的現狀來說，尤其在高校中，二個極其醜陋的事實已經成為中國教育追求的“目標”。其一，就是目前中國教育的頭等大事，就是以意識形態的強制和名利地位的誘導雙管齊下來控制教師和學生。其二，就是當前中國的學校中籠罩和瀰漫著一種金錢的銅臭味。對於大學本身來說，幾乎就是把教育事業當作一種市場交易，你交學費來買我的“文憑”，甚至還不一定是來買學校的“知識”。這實在是當今中國大學的悲哀。所以，中國教育改革已經是中國社會發展的當務之急。
1、教育改革的主要任務是在整個教育過程中“去意識形態化”。（略）
2、必須解決中國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中的高收費問題。（略）
3、關於“一考定終身”的聯考制度和“高校自主招生”問題。4（略）
4、、學校的教育主要任務，學校對學生的教育和培養，按重要的次序來排列，最重要的應該是人格道德的培養，即使學生明白應該怎樣“做人”；其次是培養學生在畢業以後能夠堅持終生的“自學習慣”和“自學能力”。第三才輪到教育大綱規定的科學知識。（略）
5、儘快走出“減輕學生負擔”的教育改革誤區。（略）因此，中國小的素質教育的改革，必須立足於徹底地改變課堂灌輸和死做習題的題海戰術。立足於激發學生創造能力的、獨立思考的“啟發教育”（略）、“個性教育”、（略）“創新教育”、（略）“人格教育”、（略）“法制教育”、（略）“學前語言教育”（略）等方面的教育改革。
6、中國必須徹底放棄為了收費賺錢才辦教育和培養完美的學生的教育觀念，教育的目的就是培養合格的國民。（略）
（二十）中國外交政策的理性選擇。
1、鄧小平“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外交政策的事實和理論依據。
第一，我們中國在世界上已經是眾矢之的，是許多國家的遏制對像；儘量不要再雪上加霜。原因有二：一是，我們中國相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貿易都大規模順差，而且是我們贏得了大多數國家的經濟利益，搶了人家的飯碗。就這點上來說，我們要想不成為眾矢之的的遏止對象都困難。二是，我們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集權管理的“大國”，就意識形態的分歧來說，長期以來，我們本來就一直是人家的遏止目標，現在就更成為有實力，正在快速崛起的意識形態對手，能不成為大家眾目睽睽的遏制的目標嗎？第二，我們中國目前還不具備在世界上發號施令，主導世界事務的客觀實力。原因有二：一是，就人均經濟和綜合國力來說，無論在經濟上，還是科技、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方面，我們都還是一個開發中國家，還不具備引領世界發展、主導世界事物的客觀實力。二是，中國在制度方面和價值觀上還無法真真“融入”國際社會的所謂“慣例”和“規則”。而這不得不說是我們主導世界事物的主要障礙之一。我們中國目前韜光養晦，絕不是向世界示弱和受人欺負，我們只是為了集中精力辦好國內的事物，最大限度地爭取在最短的時間內，以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的模式，來實現我們中華民族的復興崛起。就是在世界列強的夾縫中爭取最寬廣的發展餘地。只要真的有我們中華民族復興崛起的那一天，就不怕我們不能揚眉吐氣，挺直腰乾主導世界事務。這就叫做“韜光養晦”！
2、以“遠交近攻”的策略應對南海危機。
自從建國以來毛澤東選擇向蘇聯一面倒的外交政策，並“主動”參與韓戰，促使世界冷戰局勢形成以來，中國的外交政策向來把意識形態作為主要考量。無論在中美、中日和中歐各國建交、中國進入聯合國“五常”以來，還是在蘇、東劇變後，也沒有根本上的改變。中國政府還是自始至終把北約和美歐作為頭號對手，作為對抗的主要目標。在這種總體格局和勢態下，遭遇周遍海事爭端，中國就不可能強硬出擊，如果真要強硬出擊，就意味著中國將面對全世界的挑戰。這就是進入了一個敗多勝少的世界格局和勢態。所以，當前中國政府的忍耐其實只是無奈之舉。中國如果真要維護自己的海洋權利，就必須放棄，承認全世界普世價值，溶入國際大家庭，採取“遠交近攻”的戰略政策。和歐美搞好關係，反過來向周邊國家爭取自己應有的海洋利益和權利。這是因為，中國的海權爭端是一個以一對眾的局面。而他們之間卻大多數沒有利益爭端。所謂遠交近攻的戰略，是出於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必要的、不可避免的選擇。就是看中國到底願意不願意為了海洋權利和國家、民族的實際利益而放棄原有的意識形態。還是一個二“害”相遇選其輕的選擇題。至於在美歐方面，鑒於美國連曾經的死敵越南都可以搞“聯合軍演”，沒有理由拒絕中國的橄欖枝。對美國來說，中國能夠做朋友，總歸要比做對手強得多。當然就是朋友間也存在競爭。但朋友間的競爭，和對手間的競爭是完全不一樣的。
更重要的是，美國對日本的防範，絲毫不亞於對中國的防範，這和日美聯盟、日美協防條約沒有關係。所以，只要中國放棄意識形態分歧，承認全世界的普世價值，美歐國家沒有理由不樂觀中日競爭，而來坐收漁翁之利。更重要的是放棄意識形態分歧的政治體制改革，可以說是解決中國內外主要矛盾的“唯一出路”！在這個問題上，中國用不到看任何國家的臉色。中國已經主動提出和相關國家進行聯合開發的構想和方案、尋求和平解決的基本政策。同樣，這也應該是中國政府不可退讓的底線！在這基礎上，堅決、強硬地反對某些國家提出的，把中國排除在外的“聯合開發”，或者是單方面開發。如果某些國家膽敢輕舉妄動，中國政府只要對其進行不定期的騷擾，阻止其開發項目的順利進行即可。
3、美國戰略東移亞太，中國必須理性應對
首先，中國歷史發展的客觀事實就是：凡是中美關係好的時候，中國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就相對較快、較順利；凡是中美關係緊張的時期，中國的發展就相對較慢，國際和國內的矛盾眾多！在清末，由於清政府鼓動義和團排外，殘殺了好幾百在華的美國平民，包括鐵路工程師、傳教士及家屬，遭到包括美國在內的八國聯軍的報復性侵略，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遭到重創。接下來辛亥革命後，中美關係相對平和，中國社會和經濟的發展也就相對平穩，美國也把清政府對八國聯軍中分到的對美國的賠款返回中國，用於中國的教育事業，北大和清華都是用美國的“庚子賠款”建立的。到了隨後的抗日戰爭時期，中美更是同一戰壕中的戰友，美國對中國進行了無私的援助，幫助中國打贏了抗日戰爭，並力挺中國進入聯合國“五常”！
隨後的韓戰，在金日成挑起戰爭，即將占領韓國全部領土時，聯合國出面實施對金日成的懲罰性打擊。歷史事實就是當時無論是聯合國還是美國，都沒有侵略和打擊中國的計畫和意圖，又是中國主動出擊，向聯合國和美國宣戰。於是，中美交惡，中國引來了隨後幾十年的國際封鎖，伴隨著國內動亂，中國的社會和經濟發展進入了危機的低潮年代。一直到70年代末，中國建交，重歸於好，在整個80年代，已開發國家，無論是美、日、歐，都給予改革開放中的中國以大力支持與援助，有些援助甚至是無息和低息貸款，在中國技術引進方面，也大開方便之門。接下來，就是80年代末的那個國內事件，中美再次交惡，國際上對中國又一次地實行了一定程度的封鎖。於是，90年代中前期，中國經濟受到通貨膨脹和生產過剩的雙重影響，朱鎔基總理不得不啟動經濟調整政策，雖然中國經濟艱難地“軟著陸”，但整個90年代，不但國際上事端不斷，國內經濟也是30多年改革開放發展中最艱難的時期。接下來，美國發生9·11事件，美國發動反恐戰爭，這次，中國政府及其決策者審時度勢，終於理性地抓住機遇，全面支持美國反恐戰略，於是，不到一年，中國就進入WTO，中國也就再次迎來十多年的黃金髮展時期。所有這一切歷史事件，都非常充分地說明了“中美關係‘合則兩利、斗則兩敗’”的歷史事實。
其次，在中國歷史上，美國是真心實意地幫助中國的朋友。茅于軾先生也在《重新看待中美關係》文章中例舉了美國善待中國的一系列的事實。在清末，中國遭到了全世界列強的掠奪和蹂躪，但美國基本上沒怎么參與，世界列強在中國都建立租界，但美國在中國基本沒有租界。而且美國參與的維一一次八國聯軍的侵略，美國不但只是配角，而且也事出有因，美國平民在中國遭到殘殺，這在國際上是有理由進行報復的，更重要的是，美國事後把在八國總量中所占極小一部分屬於美國的戰爭賠款，全部地返回給中國，幫助搞中國的教育事業。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在整個抗日戰爭中，美國是最無私地幫助中國的國際朋友，只要對比蘇聯出於雅爾達協定的承諾，不得不幫助中國打下東北後，卻大量地強拆中國的機械設備運回蘇聯的事實，就可以看出美國對中國抗日戰爭的幫助是無私的。接下來，就是上面說的整個80年代和9·11後的新世紀，美國及其歐、日已開發國家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支持也是巨大的！
第三、雖然美國在東亞確實建立了一系列的軍事基地，不管它的本質性用意何在，但一個事實是“鐵定的”，只要中國不主動挑起對外戰爭，美國不可能主動地對中國發起軍事打擊。這可以從二方面來論證：一是，從美國的國家利益來考慮，在中國具備對美國本土實施核打擊的軍事能力的事實情況下，美國的國會和人民，不可能批准政府主動地軍事打擊中國。二是，從價值觀來分析，美國也不可能主動地對中國進行軍事打擊。
第四、 中美在全世界各領域都存在著廣泛的合作機會，這種對中美雙方的合作利益，都遠遠地大於和歐洲、日本的合作。所以，當前世界，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它不但對二國本身的社會和經濟發展具有決定性影響，而且對整個世界來說，其影響力也是決定性的。但重要的是，對中美對抗兩敗俱傷的負面影響，美國的承受力要比中國大得多。
第五、中國必須，也只能理性地審時度勢，從國家、民族和民眾的根本利益出發，甚至從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利益出發，（用不到看任何其它國家的臉色。）來承認普世價值，主動發起和領導政治體制改革，進行制度民主化，主動領導國家和民眾融入國際大家庭，和美、歐、日，甚至是全世界各國進行全面合作，成為促進世界各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並在這個過程中逐步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崛起和現代化的偉大事業！這就要求我們坦然地面對美國戰略東移至亞太地區，把它看作是其他國家和美國合作的平常事件，甚至在可能的情況下，可以進一步融入這種國際合作，不排除參與美國及其它周邊國家合作進行軍事演習！在美國三番五次地聲明這些軍事基地不針對第三國的情況下，無論如何不要主動對號入座，把自己置於這些軍事基地的對立面，並引起進一步的世界級軍備競賽。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可以放棄、或者忽略國防建設。中國的軍事和國防發展與其說是立足於實戰，還不如說應該立足於“威懾”，當然如果沒有實戰能力，也就不可能有“威懾力”，這是相互相成的。
（二十一）“和平統一”是兩岸關係發展的唯一出路。
1、根本不存在什麼美國手中的“台灣牌”。（略）
2、所謂“和平統一”的唯一模式，就是在民主制度下的統一。（略）
3、馬英九為首的國民黨，是鐵桿的和平統一的信徒，這用不到懷疑。（略）
（二十二）中國房價高升的根源是地方政府“與民爭利”！
1、如果不能徹底斬斷地方政府把高地價作為獲利來源，中國的房產市場將“永無寧日”！（略）
2、迫使房價下降的最主要措施就是擴大住房土地供給和房源的供應。（略）
3、住房不可能進口，但糧食能夠進口的事實決定了要徹底解決高房價的難題，就必須打破“糧食不能依靠進口”和“必須確保18億畝耕地”的後冷戰思維模式，來充分地擴大住房土地的供給。（略）
4、住房福利是在高房價環境中保障民眾住房需求的無奈選擇。（略）
5、必須對中國的決策者提出警示的是，中國的房價問題，完全有可能成為引發民憤和動亂的導火線。（略）
簡歷自述
作為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新一代，從小就是百分加綿羊式的“好孩子”，在讀國小時就知道我們中華民族百年來遭受到世界列強的侵略、掠奪和蹂躪，從小就立志要為中國和民族的復興崛起而努力奉獻。
在文革中有幸成為年齡最小的紅衛兵。和大家一樣，懷著虔誠的“信仰”投入到文革中，但和大多數紅衛兵不同的是，我無法擺脫對被打倒的老師的同情，所以，我從來不打老師，還努力地勸阻同學別打老師。
直到七十年代初林彪事件發生後，我有一種上當受騙的感覺，接下來的上山下鄉運動的負面真相不斷暴露，更有一種被出賣的感覺。別人上當就上當了，但我不行，我必須把國家的命運和前途的大事搞清楚。當時我待業在家，就開始了我的自學理論的歷程，當然從馬、恩原著開始。
當初真要讀馬列原著，真還找不到呢，當時遍地的毛選，但馬列原著實在少得可憐。當時待業在家，就每天二小時到上海圖書館去讀馬列原著，但作為待業人員，既沒有生份證和學生證，也沒有工作證，根本進不了圖書館。只能向朋友借了一張工作證去上海圖書館。開始時，一點陣圖書管理員看到我這么小的年齡堅持讀馬列原著，非常客氣，還書時，書不上架，第二再去就順手給我。但有一天換了管理員，馬上把我抓出來。當時此事可大可小，甚至拘留幾天都可以。還好，由於態度誠懇，教育一下，也就完了。但問題是從此就剝奪了這個讀馬列原著的機會。因為有此心結，等參加工作，雖然每月工資才18元，馬上就自己花錢買了《馬恩選集》和《資本論》，此事後話。
在文化大革命中“二個凡是”最瘋狂的時候，當我讀到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引用黑格爾的話：這個時代“是用頭立地的時代”來形容法國啟蒙思想家：“他們不承認任何權威，不管這種權威是什麼樣的，宗教、自然觀、社會、國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無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思維著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當我讀到這段話時，對我的心靈的震撼之激烈是無法用言語來形容的。當時，二十歲剛出頭的我漸漸地明白，恩格斯是在冥冥中教導我：權威的、已經被神化的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同樣也必須接受我們當代中國人的理性審判。所以，在那些革命先驅張志新、林浩和遇羅克等在考慮和質疑毛澤東思想是否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時，我就已經在帶著批判的眼光閱讀馬、恩原著了。雖然當時的自學環境非常惡劣和艱難，連筆記也不敢做，只能把一切學習心得記在心中。直到新世紀，我發表在網上的《批判地繼承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大多數觀點就來自當時的批判性閱讀。
確實是在40年前就養成了“理解、讀通、批判、創新”的讀書四步曲和“真話、真情、真相、真理”的寫作四原則。也就是在閱讀中，對任何權威的文章和著作，一律帶著批判的眼光來理性地審視，在寫作時，寧可不能發表，也必須說出自己的真話，堅決不迎合任何權威和先驗的理論觀點。
在我40年的自學經歷中，開始時，是因為不願意說假話，所以我的文章根本就沒有發表的任何可能，在逐漸開放後，雖然有雜誌可以刊登我的部分不太敏感的文章，但卻要向我收取對我這個窮書生來說很難承擔的“版面費”，所以也不可能發表我的文章。因此，我的文章只能在網上發表。
在黨的第四代領導人“以人為本，和諧社會”執政理念的鼓舞下，我意識到說真話的時間到了，於是在2005年3月，第一篇文章《論以“人”為中心》在新浪《經濟學人》論壇上發表，這篇敢於對鄧小平“以經濟工作為中心”的綱領性國策提出商榷的文章，就引起“版主”天津商學院某教授的重視，並直接打電話到我家，邀請我參加新浪《經濟學人》論壇的版主團工作。在這期間，我們新浪“經濟學人”論壇的版主團舉辦了好幾期以中國社會重要問題為議題的“網路辯論”，效果不錯。直到新浪對《經濟學人》改版取消為止。最近，我又在《中國選舉與治理網》和《愛思想》網站發表了近百篇文章。除此之外，我還在《天涯論壇》上發表文章，但三個網站上的文章內容基本類同。先後在網上發表了近二百篇文章，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歷史、外交、教育和福利等領域，甚至還有詩歌，歡迎大家批判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