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作韶

1931年9月4日，丁作韶從法國學成歸來抵達上海，希冀能藉助一個人生舞台以充分施展才華，進而實現其報效國家的夙願。 10月2日下午，丁作韶受廈門大學學生抗日救國會的邀請，在群賢樓大禮堂公開演講中日問題。 1931年10月間，受集美抗日救國會之邀，丁作韶前往作有關日軍侵占瀋陽城情況的演講，聽者群情激昂，同仇敵愾。

丁作韶（1902—1978），河南夏邑人。早年畢業於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和上海震旦大學。其祖父、父親均為歸德府學優廩生員，相繼參加過維新變法與辛亥革命，具有初步的資產階級民主進步思想。良好的親職教育和多舛的民族命運，促使丁作韶自幼胸懷救國救民的遠大抱負。1928年，丁作韶遠赴法國，考取巴黎大學研究生院，攻讀法律專業，並於1931年獲得法學博士學位。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法文科畢業，巴黎大學法學博士，曾任雲南省政府秘書長 。1945年抗戰勝利後來天津執律師業務，並任天津《益世報》法律顧問。1946年被選為天津臨時參議會會員、參議會議員。1949年天津解放前夕去台灣。
丁作韶事跡：
1931年9月4日，丁作韶從法國學成歸來抵達上海，希冀能藉助一個人生舞台以充分施展才華，進而實現其報效國家的夙願。其實，早在丁作韶啟程回國之前，他就已經收到了時任廈門大學法律系主任的震旦大學老學長徐砥平教授的來函，言明已向廈門大學林文慶校長推薦並獲得同意，力邀其到廈門大學法律系執教。但由於丁作韶在巴黎留學期間，曾與張作霖的公子張學文及被派到歐洲考察軍事的東北將領吳克仁有約，遂決定先赴東北一游。
當時的中國雖然名義上已經實現了統一，但實際上仍處於軍閥割據和西方列強覬覦之下。在從上海乘火車赴北平的路上，沿途貧瘠破落和民不聊生的景象，深深地灼痛著這位遊學方歸的年輕學者之心。列車越往北行，丁作韶越能深刻地感受到日本帝國主義恣意橫行的囂張氣焰。此前不久日本關東軍在東北相繼策劃的“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丁作韶已經從中意識到：日本將趁我國在天災人禍相乘之機，實行其武力掠奪及屠殺中國的計畫。
為了一明事件真相，同時也為了實地了解日本對我東北的圖謀，以便為日後喚起全國民眾武裝抗日做好準備，丁作韶在北平順道拜訪幾位舊友，並稍事休整後，便毅然登上駛往瀋陽的列車。是時，正是1931年9月18日晚上。
當列車從北平東站徐徐開出時，日本在瀋陽發動“九一八事變”的訊息尚無所聞。然而，隨著19日早上列車抵達山海關，有關日軍已經侵占瀋陽的訊息便開始在站台上傳開。丁作韶不敢相信這突如其來的訊息是真的，因此，當許多旅客紛紛下車折回之際，他依然決定繼續前行。從打虎山到皇姑屯，長長的十節車廂里，竟然只剩下丁作韶這一位旅客了。
由於瀋陽已經易手，城市正處於戒嚴之中，因而通往瀋陽的列車只能停靠在皇姑屯，丁作韶也只好在車站附近覓得一家小店暫且住下。20日一早，丁作韶不顧旁人的苦苦相勸，將隨身攜帶的行李委托旅店老闆看管並留下家人的聯繫方式以防不測後，決意隻身冒險前往瀋陽城。沿途所見，“一片沉寂……路斷人稀，幾乎看不見人，看不見中國人在街上行走，所能看見的，只是日本軍部的軍車，絡繹於途，只聽見車輪的聲音。有時候，看見他們搬東西，看見他們燒東西，在火光熊熊之下，不知多少東西都被燒去了，……”。“在通過的橋兩頭，彷彷佛佛看見不少被刺死的同胞。”（注3）站崗的日本士兵雙手托槍，刺刀閃爍，耀武揚威，猶如凶神惡煞一般。
這是丁作韶第一次來到東北，不期遇上國土淪喪，心情好不悲憤。“九一八事件，是世界絕無的奇聞，中國空前的恥辱，確仿佛一聲霹靂，驚動了沉迷的華族！”（注4）對於政府事先未加積極預防，事後又奉行不抵抗政策，致日本不費吹灰之力便占據瀋陽，丁作韶內心感到無比的憤慨。
丁作韶此次本為奔張學文、吳克仁而來，但故人卻早已不知去向，杳無音訊。久留瀋陽已經沒有意義，而且日軍燒殺搶掠的暴行開始愈演愈烈，個人隨時都可能有生命危險。在友人的規勸下，丁作韶於9月22日夾雜在成千上萬的逃亡難民之中搭乘火車返回北平。
丁作韶冒險入瀋陽考察三日而返，目睹了日軍令人髮指之暴行，他不禁義憤填膺，更抱持抗日救國之決心，遂開始了他積極宣傳抗日救亡主張的生涯。他深信民眾的鬥志並未泯滅，“他們的憤怒，有如烈火一般，彷佛火山，到了適當的時候，還是要爆發的。”（注5）他同時更進一步意識到：“如果不能抵抗，日本的氣焰將更高。在東北得手之後，華北行將繼之，輪胥及溺。”（注6）
廈大執教：激勵民眾共赴國難
從瀋陽脫險後，丁作韶先是返回北平，然後繼續一路南下，並於1931年9月底到達廈門，受聘為廈門大學法律系教授，承擔刑法總則、刑法分則、國際公法、國際私法等課程的教學任務。
其時，廈門大學校園內的抗日救亡運動正開展得如火如荼。初來乍到的丁作韶，受到廣大師生愛國熱情的鼓舞，遂不顧旅途疲勞，征衫甫解，便很快投身其中。10月2日下午，丁作韶受廈門大學學生抗日救國會的邀請，在群賢樓大禮堂公開演講中日問題。全校學生為了出席聽講，特地向學校請假二小時。丁作韶向大家報告了在瀋陽的所見所聞，以鐵一般的事實全面揭露了日軍在東北的侵略暴行，從而進一步激發了全校師生的抗日救亡熱情。與此同時，為了喚醒更多民眾的抗日救亡意識，丁作韶還親率學生抗日救亡宣傳隊前往漳州、泉州等地，深入民眾，分發宣傳資料，舉辦時事演講，揭發事件真相，控訴日軍暴行。
當時的廈門社會各界，同樣也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頻頻要求廈門大學的教授前往演講。1931年10月間，受集美抗日救國會之邀，丁作韶前往作有關日軍侵占瀋陽城情況的演講，聽者群情激昂，同仇敵愾。（注7）自11月5日起，廈門青年會也先後邀請本校多位教授前往舉行國事演講，其中丁作韶就應邀作了題為“抗日方案談”的講演。11月31日，廈門各界在商會召開反日救國代表大會，丁作韶曾代表廈門大學出席。1932年3月24日下午，丁作韶再次應廈門青年會之請，在該會大禮堂演講“全國抗日救國運動之經過”。
丁作韶一面積極宣傳抗日救亡主張，以期“喊醒猶在夢中的同胞”；一面悉心指導學生抗日救國會開展各項活動。在緊張的活動過程中，丁作韶以其堅強的毅力和淵博的學識獲得了學生的尊敬與信賴，成為廣大青年學子的良師益友。有人曾善意地提醒丁作韶：“你要擔心啊，不要太和學生接近了，這方面可有很大的危險”。（注8）但他卻對此付之一笑，表現出作為具有民族氣節的正直學者的自信和坦然。
丁作韶是一位堅毅刻苦的學者，學識廣博，對國際政治和經濟也素有深入研究。早在1927年，他就曾將法國布立厄耳所著的《現代三大帝國主義》一書譯成中文在國內刊行（商務印書館1927年出版），同時他還獨自撰寫了《英俄與猶太人》一書（世界書局1927年出版）。在法國留學期間，他還兼任過時事月報，中央日報，中央月刊及世界日報的駐歐特約通訊員，足跡遍及歐洲各主要國家，閱歷豐富。因此在演講過程中，丁作韶總能旁徵博引，深入淺出，既結合中日問題的現實，又體察國際關係的近勢，闡發出許多先人獨到的見解。“他的聲調堅強而有力，他的姿勢有力而集中，他的態度懇切而動人，每一開口，常至兩三時之久，從頭至尾，一氣呵成；因此他隨到一處，都能引起聽者的共同注意，和博得聽眾的隨時鼓掌！凡是聽了他的講演的人，沒有不表示深切的同情與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