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根據其他史書中的資料顯示，那個時候的一騎打禁止用箭射擊對手的坐騎，只能較量弓馬嫻熟的本事；戰鬥之前必須先派使者來往，決定開戰的日子；合戰當日要留給雙方足夠的時間布陣、擺放木盾；準備完畢後再派軍使到對方陣營通知開戰。這些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但已被大家所默認，誰如果違反了規矩，就要失去“兵名”，喪失作為武士的名譽。當然這不僅僅是面子問題，更重要的是一名將領的軍事動員能力，沒有名譽和聲望就別想有人為你賣命嘍。 當然，這是在古代末期到中世紀初期的情況，因為還沒有獨立的軍事動員制度，更談不上什麼“兵農分離”，憑藉特定個人的“兵名”暫時集結起來的兵力稱作“與力”或“伴類”，他們具有流動性且在所能動員的全部兵力中占絕大部分。說的簡單些，伴類是給大將面子而幫他打打戰，如果遇到局勢不利或者農忙時節就會四散而去，但他們又是戰鬥的主要力量，如何靠魅力吸引並掌握這些力量就成為大將必修的課題。
例如939年天慶2年爆發的平將門之亂:起因是常陸國新資族藤原玄明不服從國司，“素為國之亂人，至官物叫柬把不濟。行文多次，竟敢對抗不服”。於是國司藤原惟幾派兵追捕玄明，玄明逃奔將門的據點下總國豐田莊求援。11月將門率兵攻打常陸國衙，以千人勝三千國衙軍，占領常陸國衙並奪印鎰（官印與倉庫鑰匙）。其時，武藏權守興世王建議將門攻占整個坂東，“既已背朝廷，取常陸，則掠取坂東，其罪亦同”。將門接受此建議，於12月11日占領下野國府並奪印鎰，15日又驅逐上野國守並占領該國府。至此，將門己控制了下總、常陸、下野、上野四國。繼而，聽從自稱八幡大菩薩使者的女巫宣告的神諭，於12月19日在上野國府宣稱自己是新皇，任命了左右大臣、納言、參議、文武百官及坂東八國國司，並計畫在其根據地下總國亭南建造皇都。朝廷得報，大為震動。但遲至次年1月1日才任命東海、東山道追捕使，11日向東海、東山道諸國發布追討官符；同時停止節會，並向神佛祈禱(在1、3、6、7諸日)。但此次追捕使似乎未能成行。19日重新任命參議、修理大夫藤原忠文為右衛門督、征東大將軍，但組建征討軍又費時近20天。征討軍由“諸司各所堪兵者”及沿途徵集的“諸國之兵”組成。2月8日征討軍終於出發，但到達坂東時將門已被平貞盛與藤原秀鄉的聯軍打敗，並在2月14目的會戰中中箭身亡。藤原忠文不過掃蕩將門的殘部而已。平貞盛是將門的宿敵，藤原秀鄉也是地方豪族，當時任下野國押領使。兩人聯合，打著追討官符，糾集諸國勢力，也不過400兵。其取勝的原因是:利用平將門的約八千人“伴類”返回鄉土的時機。
基於這種背景下，一騎打戰法才得以大興其道，越華麗越誇張，顯示出大將的實力越強，取得的效果越好吧。直到十一世紀中葉以後，隨著私田經營經濟的崩壞，在地領主制度的展開，對應的產生了“武士集團”，武力階級規模化、組織化，合戰的面貌也慢慢改變了。
源平合戰的時候，武將的“兵名觀”意識變得薄弱了，有實力的武將在合戰開始時不再重視誇耀自己家系祖先的功業、宣揚自己是為正義而戰、與對手交換戰書這些細節程式，怠慢了舊有的慣例。戰鬥形式雖然仍是騎射與一騎打，但武士沒有必要記住自己射出的每一支箭，不需要記住自己所射向的敵人，戰鬥的時候可以射擊對手的坐騎，或用其他方法使對手落馬後截殺。除了正兵戰，武將開始多用奇襲戰法，如源賴朝山木攻擊戰、源義經一之谷、屋島合戰等，合戰形態發生巨變。治承四年（1180年）源賴朝攻擊常陸的佐竹氏，其麾下的上總權介廣常利用佐竹氏的家臣，採取卑劣手段誘引並謀殺了佐竹當主佐竹義政。
當時的武士也很重視個人名譽，不再是為了軍事動員，而是為了保護本家的所領和爭取恩賞，經常用“一所懸命”來形容。宇治川合戰時佐佐木高綱和梶尾景季爭相搶渡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經過了鎌倉時代，進入了南北朝動亂時期，野武士和雜兵作為戰鬥的輔助部隊活躍在各地的戰場上。他們的拿手戰法：擾亂、陷阱、偷襲，合戰更加富于波瀾，經常有非常出名的武將因為一支流矢而隕命的情況出現，例如藤島合戰中倒霉的新田義貞，馬蹄踏入泥溝中，從馬上摔下來，正勉強支地而起時被敵人的流失射中眉心，時年三十八歲；到最後也沒能和足利尊氏決出勝負，死不瞑目啊，《太平記》中稱其作“犬死”。四條畷之戰中，楠木正行（正成子）以微弱兵力對抗北朝高師直大軍，為了和高師直面對面一戰、將其討取而制勝，正行擺出一字陣形從敵陣中央貫入，最後仍然大勢無可挽回，和其弟正時一同自盡。南北朝之後，曾經占主流的“一騎”戰法慢慢退出了合戰舞台，文章開頭所描述的源平的戰鬥場面已成為了遙遠的過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