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為三

一分為三

哲學新用語,也稱三分法、三點論、三元論,指事物作為矛盾的統一體,不僅要認識到包含著相互矛盾對立的兩個方面,更要注意到真正對矛盾雙方的統一與轉化起關鍵作用的是第三者。不過,這第三者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有時比較明確,有時卻模糊不清,而有時卻只能通過矛盾雙方之間的關係本身來得以體現。因此,這個“三”具有忽隱忽現、不易為常人所發現的特性。此說在三十年前被我國國學大師龐朴先生提出後,就曾遭到許多人的反對。

中國傳統文化

在中國古代,一分為三的說法雖然沒有被明確提出,但是,一分為三的觀念卻一直貫穿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各種典籍之中。《老子·四十二章》就明確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史記·律書》也說:“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在古代,“三”的繁體字“叄”又通於“參”,“參”就是“參與”,即第三者參與到矛盾雙方之中來,對矛盾雙方進行調和、溝通和轉化工作。事實上,《易經》中的“陰陽相交”思想,儒家的“中庸”、道家的“守中”、佛家的“中道”以及名家提出的“雞三足”、“黃馬驪牛三”,都是一分為三觀念的具體體現。

西方哲學

在西方的哲學家那裡,一分為三觀念也處處體現在他們的主要觀點和論述之中。亞里士多德就曾經指出“德行就是中道,是對中間的命中。……由此可斷言,過度和不及都屬於惡,中道才是德行。”與“中庸”所體現的一分為三思想如出一轍;大哲學家黑格爾的“正、反、合”,簡直也是“一分為三”觀點的一個具體的翻版。

馬克思主義

我們需要和諧哲學。對“一分為二”做科學的非僵化的解釋,對建立和諧哲學有學術和理論意義。  小平同志說:“從一九五七年下半年開始,我們就犯了‘左’的錯誤。總的來說,就是對外封閉,對內以階級鬥爭為綱,忽視發展生產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犯“左”的錯誤原因很多,指導思想中的哲學思想出現毛病乃是重要原因之一。這就是無休止、無條件地宣揚“鬥爭哲學”,天天講“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細究所謂“鬥爭哲學”的思想基因,實與僵化理解“一分為二”而形成“矛盾、對立、鬥爭永遠第一”的思維定勢有一定關係。

“一分為二”是毛澤東同志對對立統一規律的通俗概括。概括得有道理,也通俗,人多能道之。但這個概括卻有一定局限性偏重強調矛盾雙方的對立、鬥爭這一方面,弱化雙方的互相貫通、互相滲透、互相依賴即同一性的一方面。這就容易造成“在絕對不相容的對立中思維”,造成“不同即敵對”的思維模式。楊獻珍同志為拾遺補偏,提出“合二而一”之說,結果蒙受大難。其實,在馬克思的《資本論》,馬恩的《神聖家族》里,也有“合二而一”或“合二為一”的提法。“合二而一”偏重強調的是反對把矛盾的鬥爭性絕對化、擴大化,反對忽視和排斥統一性。

客觀的、生活的辯證法,其實哪裡只是“斗”?毛澤東本人就曾舉過元朝趙孟頫夫人管仲姬寫的一首曲子,來說明矛盾間互相滲透的情況:“我儂兩個忒煞情多,好比一對泥人兒,將來一起都打破,再捏再塑再調合。我中有了你,你中也有了我。”(此曲名《我儂詞》,原文為:“你儂我儂,忒煞情多。情多處,熱如火。把一塊泥,捏一個你,塑一個我。將咱倆兩個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捏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與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槨。”見沈雄《古今詞話》卷下,引蔣一葵《堯山堂外紀》)這是毛澤東在一次大會上講到的,但正式公布講話時卻把這個例子刪除了,大概是覺得這段曲子有點調和矛盾,鬥爭性不夠。晚年他更是強調“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的絕對鬥爭思想。

馬克思在講到私有制時曾說過:私有制表現出無數色層,它們反映了兩極間的各種中間狀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7頁)這個論斷所體現出的思維方式具有普遍意義。它告訴我們,兩極(兩端)之間是存在中間狀態的。從邏輯學上講,這種思維方式是一種“連續值邏輯”大量事物都處於兩極之間的某種狀態,黑與白之間還有赤橙黃綠青藍紫多種色彩。恩格斯也曾說過,認識問題不能非黑即白,非好即壞。(大意)這種非黑即白,非好即壞的思維方式,從邏輯學上講是一種“二值邏輯”。用這種邏輯認識實際生活,往往會流於簡單化,因而違背實際生活的真實狀況。

在實際生活中,上中下、左中右、前後中、優中差、敵我友、健康與疾病與亞健康,等等此類情況,說明兩端之間是存在著各種中間狀態的。龐朴先生提出“一分為三”,有道理。觀察和思考問題時引入“一分為三”的思維,眼界會更加開闊,思考會更加深入和客觀。馬克思主義哲學有一個很重要的範疇“多樣的統一”,對此我們歷來重視不夠,哲學教科書也很少講這個範疇。

中國古典哲學講辯證法,比較強調“統一性”,如張載名句:“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篇》)。又如王元化先生研究劉勰《文心雕龍》,認為“劉勰觀點皆屬於‘和諧’(合二而一)而不是‘鬥爭’(一分為二)。”(《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馮友蘭先生對張載的強調統一性的辯證思想很重視,他認為革命黨取得政權後,應當維護新的統一體,從戰爭時期的“仇必仇到底”的思路轉變為“仇必和而解”的思路。(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總結》)

由於“一分為二”的提法有一定局限,不夠圓滿,存在著忽視或弱化矛盾同一性的傾向,故很容易被“左”傾主張拿來作為自己的理論根據。這已為歷史確鑿地證明。周揚說,毛澤東晚年用“一分為二”反對“合二而一”,把對立絕對化,甚至認為“綜合”這一哲學概念也只能用“一方吃掉一方”去解釋,結果造成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後果。(《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此說洵為中肯深刻的結論。

今天我們講“和諧”,講“和而不同”,講“雙贏”,講“多元”,講“並行不悖”,表明我們已經能夠科學地理解“一分為二”,已經與只知道“鬥鬥斗”的“左”的思維決裂,已經更加全面地詮釋辯證法了。我們今天雖然仍在使用“一分為二”這個提法,但實際上對其內涵的理解和使用的範圍,已經與以往有很大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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