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伊朗導演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的作品。一群工程人員來到伊朗庫爾德斯坦省的一個小村落。村民不知道他們為何而來,猜疑紛紛,甚至懷疑他們是來尋寶的。每天,工程師都要用無線電話和總部聯絡,但每次電話響起時他都要跑到山上的墓地去接聽,好讓他的無線電話可以接收地更清晰。工程師的注意力似乎是在一扇窗子,透過這窗子可以看見房間裡有一個老婦正在彌留之際,我們不太清楚他為何會關注老婦的生死,但當影片完結時,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給觀眾上了一堂關於生命、尊嚴、信任、互助和愛的課程。
製作花絮
英文片名《The Wind Will Carry Us》,來自一首探索生與死的詩詞,這又是阿巴斯提出問題的一部作品。生死有命,遠非人力所能控制。影片以一位外鄉人的眼光來看待這個原始的村落,帶著一種獵奇與偷窺的感覺。極其單純的影像,彷佛只是實打實地記錄工程師在村莊的衣食住行,實際上,影片遍布象徵符號,比如在山上艱難爬行的山龜,必須到山上接聽的電話,在坑低下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村民,都暗示了一種交流的艱難。在艱難的狀態里,生命依然美好,其中工程師到黑暗的地窖買牛奶這一段落簡直就是一首詩:穿著紅色衣服不肯露面的女孩在微弱的燈光下宛如油畫,工程師有感而發為其念詩,淡淡的溫馨在地窖里瀰漫,堪稱最不著痕跡的華彩段落。看似簡約的紀錄式畫面暗藏心機,可以說,是“刻意”地保持記錄風格,所以,鏡頭多採用中遠景拍攝,觀眾們被強制成純旁觀者的身份,也扮演了一回偷窺的角色。
導演資訊
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 Abbas Kiarostami,1940年6月22日生於伊朗首都德黑蘭。畢業於市立美術學院。他發現自己並不適合走美術道路,為了生活,便暫且為交警局設計交通海報,同時給兒童讀物畫插圖,後來開始拍攝廣告和短片。對各種工作的嘗試為他日後從影積澱了豐富的社會生活經驗。
二十餘年的從影生涯早已使阿巴斯在本國成為支柱型導演,但他真正登上世界影壇、確定了其國際大導演的地位,還是在進入八十年代末期以後。1987年,樸素的兒童題材影片《何處是我朋友的家》第一次讓他得到了西方世界的承認,在瑞士洛迦諾國際電影節上拿回了大獎。1991年的作品《生活在繼續》成為阿巴斯首次攜與參展紐約電影節之作,在坎城電影節上獲得羅西里尼人道主義精神獎和金攝影機獎。1997年,思索生死問題的哲理影片《櫻桃的滋味》為阿巴斯贏得了更大的聲譽,於坎城影展上奪得金棕櫚大獎。阿巴斯成為伊朗首位獲此殊榮的導演。1999年他推出了《隨風而去》,榮獲威尼斯電影節評審會大獎。
阿巴斯·基阿羅斯塔米堪稱當今世界影壇少有的大師,他善於從平凡的事件中揭示人類最深的情感。包括戈達爾在內的眾多的著名電影導演對他都推崇倍至。黑澤明稱基阿羅斯塔米的作品“無與倫比”, 同時庫亞斯塔米也被與德·西卡(Vittorio De Sica)、艾里克·羅默爾(Eric Rohmer)等前輩電影大師相提並論,因為他的電影有著自己獨特的風格、簡約的語言與深刻的觀念並存。”
主演資訊
巴赫曼·戈巴迪 Bahman Ghobadi,1968年生於伊朗巴納。巴納位於伊朗西北部的庫德人自治區,他自己是也是一名庫德人。12歲時他的家庭搬遷到庫德人自治區的省會,戈巴迪在那裡學習並最終在伊朗廣播大學獲得電影導演藝術學士學位。
畢業後在大的電影製片廠工作一段時間後,戈巴迪轉而開始拍攝8毫米的短片。他拍攝的紀錄片《霧中生活》(Life In Fog)獲得了無數的獎項與讚譽,還參與了伊朗大導演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的影片《風帶著我來》(The Wind Will Carry Us)的拍攝工作。2000年他拍攝了自己的第一部長片《醉馬時刻》,這也是第一部伊朗庫德人拍攝的電影。影片以伊朗古老遊牧民族在現代環境下的生存狀態為主題,風格大氣寫實,曾經獲得坎城電影節金攝影機獎。他的下一部長片《Nimeh Mah or Nîwe Mang》則講述了庫德人區的一支樂隊的故事。影片的陣容匯集了伊朗電影界的許多大牌人物。而他的最新作品《會飛的烏龜》(Turtles Can Fly)講述了一個庫爾德村莊為了確定美軍結束伊拉克戰爭而努力尋找一個衛星電視天線的故事。獲得了2004年西班牙聖塞巴斯蒂安電影節最高榮譽金貝殼獎。除了執導電影以外,戈巴迪還在伊朗著名女導演莎米拉·瑪克瑪爾巴夫的名作《黑板》(Blackboards)中出演主要角色。他也創辦了自己的電影公司Mii電影公司。這是一個致力於伊朗多民族多文化的電影推廣的公司。戈巴迪在聖塞巴斯蒂安電影節獲獎後曾說過:“我願意把這個獎盃送給電影中的那些孩子們,獻給這個世界上所有庫德人,獻給伊朗所有為電影失業而獻身的人們。”
獲獎情況
1999年威尼斯國際電影節評審會大獎。其它參展:威尼斯國際影展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多倫多國際影展、釜山國際影展、聖保羅國際影展、東京影展、希臘鐵薩隆尼卡國際影展、波蘭卡麥基影展、西班牙瓦拉杜里國際影展、鹿特丹國際影展等。
相關評價
一隊工程師突然之間來到一個坐落在伊朗山區的小村莊,沒有人知道他們為何而來。這些人成天在村子裡閒逛,完全沒有要實施工程的意思,但是他們似乎對村子裡的一個患重病的老婦人很感興趣,天天打探她的病情。
以上就是這部電影的梗概,沒有原因也沒有結果,阿巴斯給了我們一條魚的中段,當然也是最肥腴的一段。
影片帶人們走進了一個即使連伊朗人都不是很熟悉的環境:一個建築在一面陡峭山石坡上的村莊。一棟棟石築的簡陋小屋形似麵包,連綿層疊地鋪展在山坡上,那些彎彎曲曲的通道和階梯構成了一座迷宮。當你想要登高遠眺,首先必須沿著石級向下行走;每一戶人家的屋頂都自然成為“樓上”人家寬大的曬台和聚會場所。
這是一個閉塞的村莊,沒有通訊,接手機必須要跑到村外山頂上才有信號。那個聽命於一個神秘客戶的工程師就天天一大早跑到村外山頂那片墳地里向德黑蘭匯報情況。所謂情況也就是是關於那個老婦人的死亡預測(不錯,在墳地里預測死亡)。起初他根據老婦人的病情判斷,這任務頂多持續三四天便可結束,卻沒料到他們在村莊裡一呆就是幾個星期。這段計畫外的逗留卻讓工程師有機會走遍村莊,而村民們的生活常態也給他帶來了不少culture shock。觀眾(我是說如果你願意的話)便跟隨著工程師的視角去了解個小山村。
這個村莊到處都是寓言故事裡才有的人和事。
寓言裡同樣的情節會不斷出現,工程師在村里逗留時也重複著同一件事:上山打電話。他在山頂墳地里打電話時每天都會遇到一個在那裡挖井渠的男人,他們總會閒聊幾句,所謂閒聊也就是工程師對著井裡的那個人喊話,整個交流進行得非常不順利,更多的時候是工程師在自言自語或者吟詩而井底卻是一片沉默。導演從不給那個男人一個鏡頭,直到有一天井塌了,村民們將男人抬了出來,在人群的縫隙里只能看到那個男人的腳,黑的,髒的,傷痕累累。
挖井人有一個情人,幾乎每天跑來給他送羊奶,這個衣著艷麗的姑娘(村裡的其他女人大多身披黑袍)引起了工程師的注意,他來到了她家發現姑娘成天呆在黑暗的地窖里擠羊奶,唯一的光亮來自一盞油燈,他問她買羊奶並試著和她聊她的愛情,但這次的交流同樣艱難,既看不見姑娘的臉也得不到她任何回應。但導演這次卻沒有這么吝嗇:工程師留下錢離開後,姑娘卻追了出來堅持將錢還給了工程師。她長得很漂亮。
有時,那些不可思議的事在村里卻稀鬆平常。
工程師在村莊裡寄居在一戶小院人家,一個母親幾個孩子。每天清晨,工程師都會向住在陽台對面忙碌的女主人問好,但突然有一天,他發現原來懷孕的女主人不見了,和他打招呼的變成了另一個女人,是女主人的姐妹?那個女人卻說:我還是我呀。說著抱出了剛出生的孩子。這神秘讓工程師和觀眾都恍如夢中。
有一次村裡的一個教師向工程師說了他母親的故事:他的母親曾毀過兩次容,第一次是在他小叔子的葬禮上,另一次是為了保住丈夫的工作在他老闆親戚的葬禮上。伊朗的少數地區即使在現在仍然保留著這種用毀容來哭喪的風俗。教師說出了他對這種風俗的質疑,工程師則聽得無言以對。
村子裡不僅有沉默和神秘,有時她也會清楚地發出自己的聲音。
村子裡唯一一家茶館屬於一位愛和丈夫爭辯的女主人,他們為男人和女人誰的責任更重而爭論不休,工程師自以為找到了一個與眾不同的人物想用照相機來記錄下來,卻遭到了女主人直截了當的拒絕和嚴厲的警告,反倒弄得工程師非常尷尬,畢竟在一杯茶的功夫前女主人還和他相談甚歡。
就是這樣一個小山村,它自成一體,人們在其中忙忙碌碌,對人一律抱以微笑或者沉默,路不拾遺,民風純樸,但對工程師來說,雖然他在村里逗留了足夠長的時間,卻完全不能融入這個小社會,即使想和一個孩子交朋友都幾乎辦不到。他的汽車所到之處引不起一點波瀾,當他一旦離開畫面,背著草垛見不到身形的人,羊群以及在大街上交配的馬便又自然而然地填充了進來。
不能不說這是一部有野心的片子,這個小山村顯然是導演對更廣義社會的象徵和思考——這已經不局限於伊朗這一個國家,而是想探索東方世界的一些共性:自然環境的苛刻,文化的自閉與隔閡,在當下對歷史的曖昧態度都成了引人深思的主題。
片子雖然嚴肅但卻不時有意想不到的點,比如一個很有趣的道具——一根從墓地里飛出來的大腿骨,主人公將他作為紀念品一直保留,但影片最後他離開時卻將它投入小溪讓其順流而下。
《風兒帶著我飄》是一部寓言,當然你也可以把它看成一部風光片,它完全顛覆了原來我對伊朗的概念,原來春天的伊朗山區竟然這么美。
除了《風兒帶著我飄》之外,阿巴斯在類似的山區小村里還拍了許多電影比如,《何處是我朋友的家》以及《橄欖樹下的情人》,前者像詼諧的小品,而後者則像一首可以反覆吟唱的民謠,但共同的特點是樸實而誠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