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與《明報》》概述
作 者： 張圭陽 出 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本書截取1959年金庸離開長城電影公司創辦《明報》，到1994年辭去明報企業集團榮譽主席的這段時間來研究。詳細闡述了《明報》從一份都市小報伴隨香港和大陸的時局變幻發展壯大為華文領域一份政論性大報的過程，以及此過程中，特別是三次大的發展機遇面前，金庸對《明報》的駕馭和作用。不僅如此，本書還以《明報》為中心，結合上溯下延的報業資料，較為翔實地描繪了這個時段香港其他中文報紙的辦報特點和香港中文報業的整體發展狀況，很好地填補了香港作為中國現當代中文報業中心斷代史系統研究領域的空白。
內容欣賞
第一部分
羅孚（金庸在《新晚報》工作時期的上司）："《明報》的成功，不是金庸一人的功勞，也畢竟是他一人的功勞。"說《明報》的故事，寫《明報》的歷史，大概要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說起。（有興趣的讀者，也可以從附錄一的《香港報業的環境》看起）《明報》是在1959年5月20日創辦，距離中國共產黨建立全國政權、國民黨敗退台灣，已經有十個年頭。
第一章香港--1959年
羅孚（金庸在《新晚報》工作時期的上司）："《明報》的成功，不是金庸一人的功勞，也畢竟是他一人的功勞。"
說《明報》的故事，寫《明報》的歷史，大概要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說起。（有興趣的讀者，也可以從附錄一的《香港報業的環境》看起）
《明報》是在1959年5月20日創辦，距離中國共產黨建立全國政權、國民黨敗退台灣，已經有十個年頭。共產黨與國民黨經歷了十年角力，也看不出彼此有實力可以馬上消滅、吞併對方。原來因為戰禍而暫時在香港棲身的各省人民，在即將向五十年代告別的時候，漸漸地已不再把香港作為暫棲地，而變為有長期居留的打算。前港督葛量洪爵士在1959年5月底對英國獨立電視談及香港由1947至1957年的情況，他說這段時期雖然"是香港歷史上最動亂的十年，也是顯著地有一種對未來英國統治的強烈信心的一個時代"。葛量洪爵士還說："今天，香港有無數的摩天大廈及許多發展計畫，已像世界上其他任何都市一樣，成了繁盛的現代大都市。"
五十年代，香港要面對的，首先是大量人口的湧入，這對香港各方面造成壓力。1946年年底的香港政府人口統計，香港有一百六十萬人，到了1959年，香港人口達到二百八十萬，急速增長了一百二十萬人。大量人口的湧入，使香港在房屋、環境衛生、治安、就業問題上，都面對著頗大的困擾。當然，新移民也帶來了資金、熟練技術人員和有一定教育水平的文化人。
五十年代香港的另一個重大轉變，是經濟全面轉型。
1950年6月朝鮮半島爆發戰爭，翌年6月聯合國對中國大陸實施貿易禁運，香港政府亦相應要作出禁運決定--禁止二百種戰略物資，包括汽油運往中國大陸。在此之前，香港主要是一個轉運港，貿易盈餘主要依賴貨物轉口到中國大陸。但是由於國際社會對中國大陸實施貿易禁運，香港因而迅速轉變角色，由過去純為中國大陸服務的轉口港進而發展工業。根據香港政府的統計，香港工廠的數目由1952年的2088家，發展到1958年的4906家，雇用工人由九萬多人增至近十八萬人，工業遂成為了香港的經濟命脈，香港亦發展成為世界各國貿易轉運的樞紐。在出口方面，美國漸漸成為了香港的重要市場，而英國、馬來西亞和日本，亦逐步發展成為香港出口的主要市場。
當1951年各國對中國大陸實施禁運的時候，駐香港的外國記者曾預言，殖民地將面臨經濟崩潰。不想，到了1959年，香港即將告別五十年代的時候，它已經變成了一個擁有三百萬人口、朝氣蓬勃、立足於本身的工業，成為亞洲重要的國際商業活動中心。大量集中而不斷增加的城市人口、穩定的政治環境、朝氣勃勃的商業社會，為報業的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地。在五十年代香港新創辦的報紙就有85份。香港報業走上一個蓬勃發展的時期，也是整個大環境使然的。
報章蓬勃發展
香港五十年代報業的格局，基本在1949年以前，便已確立起來。1945年日軍投降之後，一度停辦的香港報紙，紛紛復刊。到了1946年年底，香港主要有14家中文報紙：《華僑日報》、《華僑晚報》、《工商日報》、《工商晚報》、《星島日報》、《星島晚報》、《成報》、《華商報》、《國民日報》、《果然日報》、《新生晚報》、《中英晚報》、《先導日報》、《掃蕩報》。以經營性質和政治取態來劃分，14份中文報紙當中，只有《華商報》、《掃蕩報》、《星島日報》、《星島晚報》是親左的，可見當時共產黨在香港報業的力量，遠遠不及國民黨。1949年，中國共產黨取得大陸政權前後，才陸續加強了在香港的輿論陣地。
1959年的《香港年報》提供了兩個關於香港報業的數字及一批以政治取向來分類的報刊名稱。截至1959年年底為止，在香港政府報紙刊物登記處登記註冊的報紙刊物共有一百八十七家，當中絕大部分以中文出版，而以報紙形式出版的只有四十九家。由於當年沒有可靠的印紙核數制度，只能估計每天約有五十萬份報紙。以全港三百萬人口計算，平均每六個人有一份報紙。
1959年的《香港年報》還界定，香港普遍存在兩種不同意識形態的報紙，一種是沒有政黨意識的，以《華僑日報》、《星島日報》、《工商日報》、《成報》為代表；一種是有政黨意識的，當中又分為左派的和右派的。左派的有《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右派的有《香港時報》。
《香港年報》的描述，當然有很大失誤之處。
《工商日報》在1925年7月8日創刊時，正值廣州與香港工人舉行省港大罷工，抗議英軍6月23日在廣州沙面英租界射殺罷工的廣州和香港工人，導致死傷二百餘人。省港大罷工歷時十六個月，一度把繁忙的香港港口變成了死港。《工商日報》在創刊宣言中強調，"中國不適合共產，我國國民不贊成共產"。它的反共立場，一直絲毫不改。《工商日報》在五六十年代是一份大報，銷量與《華僑日報》相若，因此可以說是一份有影響力的右派報紙。共產黨在1949年建立新中國政權之後的十年間，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鬥爭從未間斷過，香港自然也是兩黨角力的場所，香港的報業也受到這方面的影響。林友蘭1961年在《我對香港報業的觀感》一文中曾有這樣的記述："報業分為兩大陣營，一邊是擁護政府（國民政府）反共抗俄的報紙，另一邊是匪幫尾巴報；此外還有自稱代表第三勢力或中間路線的，彼此刁斗森嚴，如在戰場。"香港警方政治部在調查國民黨活動情況的報告中，也特別提到香港報人參與國民黨的活動。例如英國殖民地檔案具體記載，1953年12月香港文化工業界代表團訪問台灣，領隊的就是《天文台報》督印人陳孝威；隨團的還有《工商日報》總編輯、《自然日報》督印人……等共十六人。
政黨報章之間的爭論
事實上，香港的政黨報章之間，就不同的政治見解，屢起論爭，甚至還訴諸法律途徑解決。如1905年，革命黨的《中國日報》與保皇黨的《商報》，就康有為次女康同璧有否在美洲行騙華僑一事，鬧上法院。
到了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國民黨派系在香港經營的報章，又與受中國共產黨影響或控制的報章，展開論爭。受中國國民黨宣傳部領導的《國民日報》，與中共統戰系統創辦的《華商報》，展開了爭論。《國民日報》也在1941年與同情中共的《星島日報》總編輯金仲華展開了為時兩個月的筆戰。筆戰的結果，是《星島日報》經理胡好撤換了總編輯金仲華的職。金仲華與主筆邵宗漢、編務人員羊棗及郭風一起請辭。四人還在1941年5月31日《星島日報》第一張第三版刊登《告別讀者》一文：
"我們都已辭去本報職務，自六月一日起，我們的工作是結束了……我們對於當前時局的看法以及努力的方向，是一致的，也是一貫的。我們擁護抗戰到底國策，反對一切妥協動搖、投機的傾向；我們堅持全國人民以及各抗日黨派必須精誠團結，反對一切磨擦、分裂，自毀長城的企圖，我們要求實現民主政治，反對一切專斷、腐化、貪污的退步現象……
由於國內政治逆流的影響，我們的工作，受到了種種限制，使我們不能不向本報當局提出辭職。這一件事情當然要引起各方面的關切，但我們相信，社會是最公正的判斷者，將來事實的發展，一定可以得到一個毫釐不爽的答案。我們今後將轉換工作的崗位，但我們努力的目標，仍是堅定不移的：為中國民族的獨立解放而繼續奮鬥。
金仲華 羊棗 邵宗漢 郭風
民國三十年五月三十一日"
這一起集體辭職行動，在當時頗受注意。《星島日報》的印刷工人，在1941年6月2日的報頭上，把督印兼經理胡好的名字，改為"周佛海"，以示抗議。周佛海原為國民政府官員，對日抗戰期間為南京汪精衛政權效力。二次大戰結束後，周佛海被國民政府以漢奸罪判處死刑。
《星島日報》雖然因受到國民黨的壓力而撤換了金仲華，但是在報紙社論內，對各報互相攻擊的現象，頗表憂慮。1941年6月1日，《星島日報》社論《重申本報的立場》：
"……現因調整內部人事，將本報的立場，重加闡明，自勵自勉。溯本報誕生於全面抗戰展開之後，故本報致力的目標，是想在精神動員上，為國家民族稍盡綿薄；尤其是對海外僑胞。……我們臨淵履薄，引以為懼的，是目前有一種危機正在潛伏孕育，那就是言論界中有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的趨勢。……"
1946年6月7日，《國民日報》又以《華僑日報》主持人岑維休有偏左傾向，以《通緝岑維休》為社論標題，結果被香港政府以煽動罪名下令停刊一個月，後因南京政府斡鏇，只停刊了15天。
1948年《香港年報》有如下記載："有中國異見人士濫用本港新聞自由，恣意攻擊中國的現有政府，因此必須警告他們不應濫用他們在此獲得的庇護。"
香港中文報紙彼此之間的攻擊，並沒有因為中共在中國大陸建立新政權而停頓下來。
1961年6月，中國大陸潮劇女演員姚璇秋到香港演出，獲得空前成功。姚璇秋回國後，被傳在汕頭自殺。中國國民黨機關報《香港時報》及外圍報紙《真報》、《工商日報》相繼大篇幅報導，說姚璇秋在香港演出時已失去了人身自由。這一類報導，引發起香港五家左派報紙的還擊，左派報紙還發動居港潮籍人士譴責右派報紙，免使潮籍人士亦受侮辱。《香港時報》及《真報》亦籲請潮籍人士發表意見，控訴潮汕地區的行為。這一場爭論持續了兩個月，結果以左派報紙不再辯爭結束。
左派除了和右派互相攻擊之外，同時也在報刊上批評香港政府，把香港政府看成是美英帝國主義者的一分子。
1951年冬，東頭村大火，1952年3月1日廣東省、廣州市的人民團體要到香港來慰問災民，香港政府不準。在尖沙嘴火車站迎候的上萬人群接不到慰問團之後，陸續散去。部分人群在彌敦道與佐敦道口以警車撞傷路人為由，攻擊警車，引發騷亂，警方開槍及用催淚彈驅散人群，有十餘人受傷。由此，左派報章把矛頭指向香港政府。結果在1952年3月24日，三份左派報紙：《大公報》、《新晚報》、《文匯報》被控於3月5日轉載北京《人民日報》短評，被香港政府指文字具"煽動性，違反煽動條例"。《大公報》更被判自1952年5月6日始停刊六個月，督印人費彝民被判罰款四千元或入獄九個月。後經相關機構的努力下，英國高院法院合議庭裁定終止停刊決定，《大公報》只停刊了十二天。
1956年10月10日，由國民黨支持的香港黑社會十四K分子，發動九龍及荃灣暴動，導致59人死亡，許多左派工廠、團體受到破壞。暴動過後，香港政府遂著手打擊十四K，限制與國民黨有關連的人士入境，進一步削弱國民黨在香港的勢力。
1952年及1956年的事件均說明，港英政府對香港的管治權權威，不容受到挑戰；也不能允許左、右派在香港發動民眾，引起社會不安。至於左、右派在政治意識形態上的爭論，港府則並不干預。
黃色小報充斥
1959年的香港報界，極其關注黃色報刊充斥的問題，這點在官方年報中也隻字未有提及。香港報業公會在1959年3月18日的年會上提到，"香港黃色小報刊物之數量驚人，此種情形，足以影響整個報業之聲譽"。
1959年3月18日立法局在辯論預算案時，郭贊議員就黃色小報的問題提出意見："……吾人深切注意者，為色情作品，載在多種刊物內日增，流行市面，其影響青年人，實至顯見。……"
在《明報》1959年5月20日創刊當天，香港的中文報章上都刊登了一則訊息，報導港督柏立基爵士在5月19日出席香港報業公會的聚餐。會上港督提及有關小報淫褻文字的問題。港督認為："凡屬正當報界分子，均應盡力消除此類不良分子，以維持良好新聞事業之道德。本人以為在此方面，與其採取立法之管制，不如由報界自行擬訂一份共同遵守之專業法規，因為最佳之制裁，乃來自本行所制定之紀律。"
另一件亦發生在《明報》創刊當天的事，是中央裁判署裁判司楊鐵梁以《自然日報》曾於1959年3月11日在副刊"秘間"一欄中刊登《街市皇后》一文，違反"淫褻展覽"條例150章第三節，下令停刊三個月。報社東主、督印人兼總編輯及承印商分別被罰款一千五百元、二千元及一千元。另一份中文報章《國華報》的社長曾威、督印人陳行、總編輯丘香林和承印人陳廷，亦在同日被控在"高橋博士信箱"一欄內刊登淫褻性文字。四名被告於同年6月29日，被法庭判定有罪，每名被告罰款三千五百元。法官判案時強調，法庭職責所在，一定要採取適當的懲罰來遏止黃色毒素的泛濫。法庭對於刊載這些文字的負責人，將來一定要判坐監。這宗案子，因為初犯，不判停刊。如果再犯，法庭除下令停刊外，還要考慮到被告人受監禁處分。由政府提出的檢控在1959年內持續發生，到了6月11日，一份很受歡迎的《新生晚報》亦因為刊登了一段"仕女圖"淫褻性文字，被判罰款一萬零五百元。
第二部分
金庸："金庸出身於《大公報》，自然深知你們對付異己的態度。我們決定刊登'五月人潮'的訊息，金庸內心難道不怕么？難道不想到自己安危和妻子兒女么？"傳媒的發展，與社會的環境變遷，有很大的關連。六十年代初期一次對香港社會有重大影響的事件，是1962年中國大陸移民大量湧入香港，使香港人口由三百二十萬增加至三百五十萬人。至於五十年代暫居香港的大陸移民，他們原本沒有長久居留香港的意圖，到了六十年代，思想狀況亦起了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