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條經濟學的回歸和2008年經濟危機》災難深重的金融危機，揮之不去的蕭條陰影，束手無策的政府，茫然失措的大眾，美國怎么了，世界怎么了？
本書沒有方程式，沒有令人費解的圖表，沒有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經濟學行話，這是一本所有關心世界經濟走向的人都能讀懂的書！
內容簡介
但凡思考過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問題的經濟學家，大都認為那是一場無妄之災，而不是無法避免的悲劇。他們認為，假如當年赫伯特•胡佛沒有在經濟蕭條迫在眉睫時還試圖保持預算平衡，假如當年美聯儲沒有以犧牲國內經濟為代價來維護金本位，假如當年政府官員迅速向境況不妙的銀行注資，以平復1930～1931年間蔓延開來的銀行恐慌，那么1929年的股市崩潰將只會引發一場普普通通的、很快被人遺忘的經濟衰退。他們還認為，經濟學家和決策者已經汲取了教訓。真的是這樣嗎？
1929年股市大崩盤，拉開20世紀大蕭條序幕；1982年債務危機，第三世界國家遭遇危機後的蕭條；1991年日本經濟泡沫破裂，至今仍在蕭條中徘徊;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諸多經濟體深陷衰退；2007年美國次貸風波愈演愈烈，經濟蕭條再度襲來；在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獎前夕，克魯格曼再次預言，21世紀嚴重經濟衰退無法避免，世界或將遭遇“失去的十年”。
經濟蕭條從未遠離我們，蕭條經濟學重返歷史舞台
作者簡介
保羅•克魯格曼，2008年獨享諾貝爾經濟學獎。現為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全球化堅定而又機智的捍衛者，繼弗里德曼和加爾布雷斯之後最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在美國經濟一片大好之時，警告大眾注意房價泡沫和經濟衰退，被英國《金融時報》譽為“口號和辯論”、“數據和模型”的大師。
目錄
導言
第1章 “核心問題已經解決”
第2章 未鑒之警：拉美的危機
第3章 日本的困境
第4章 亞洲的崩潰
第5章 反常的政策
第6章 宇宙的主宰
第7章 格林斯潘的泡沫
第8章 影子銀行
第9章 千恐萬懼一齊來
第10章 蕭條經濟學的回歸
書摘
第1章 “核心問題已經解決”
2003年，芝加哥大學教授、199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在美國經濟學會年會上做了主席發言。盧卡斯首先闡釋，總量經濟學是“大蕭條”催生出來的一門學科，然後宣布，這個學科已經走到了告別過去、另闢天地的時刻。他宣布：“預防蕭條的核心問題，實際上已經解決了。”
盧卡斯並不是聲稱，商業周期，即至少伴隨了我們150年的衰退與增長的不定期交替，一去不復返了。但他的確聲稱，商業周期基本上已經被馴服，針對商業周期的任何進一步的舉措帶來的益處微不足道。他認為，撫平經濟成長中出現的波瀾，對公眾福利而言增益少得很。所以，是時候把關注重點轉向諸如長期經濟成長這樣的問題了。
宣稱“預防蕭條的問題已經解決”的人，並非只有盧卡斯一個。一年後，前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本•伯南克發表了一篇洋溢著樂觀情緒的演講，題為《大緩和》。當時伯南克已經出任美聯儲理事，不久後又被任命為美聯儲主席。他在演講中發表的觀點與盧卡斯基本相同：現代巨觀經濟政策已經解決了商業周期問題，或者更準確地說，商業周期問題大體上已經解決了，它現在基本上只能算一種小麻煩，而不再是突出的議題了。
短短几年之後，一場慘烈的金融與經濟危機便籠罩了世界大片地區，令人恍若回到了20世紀30年代，在這樣的背景下回頭看，上述樂觀的宣言簡直是不可思議的誇誇其談。而且，早在20世紀90年代，類似“大蕭條”的經濟問題其實就曾經在一些國家上演過，包括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如此一來，盧卡斯和伯南克的樂觀情緒就更加令人奇怪了。
但在本世紀的最初幾年，與蕭條有關的經濟問題還沒有降臨美國，而通貨膨脹，這一20世紀70年代的噩夢，似乎也終於得到了良好的控制。這些經濟訊息令人深感寬慰，而作為其背景的政治環境，也在激發人們的樂觀情緒：在將近90年的時間裡，世界似乎從未如此垂青過市場經濟國家。
資本主義凱歌高奏
本書是一本經濟學著作。但經濟事件總是在某種政治背景下發生的。所以，如果不考慮20世紀90年代的基本政治事實，就無法理解幾年之前的世界面貌。這個基本事實就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傾覆。社會主義不僅不再是一種統治性的意識形態，而且作為一種理念，它也失去了激盪人心的力量。
很奇怪的是，經典社會主義模式的顛覆始於中國。鄧小平在1978年將中國帶上了一條新的道路，而在短短的三年之前，共產黨人還在越南取得了勝利，在短短的兩年之前，想要恢復“文化大革命”的激進主義者才在中國國內的鬥爭中失敗。這件事在今天看起來，仍然有些難以置信。也許鄧小平自己也沒有完全認識到，這條路將給中國帶來多大的變革；鄧小平尚且如此，別國人就不用說了，他們過了很長時間才明白，10億中國人已經平靜地摒棄了傳統思想的禁錮。事實上，晚至20世紀90年代早期，“聒噪階層”還根本沒有注意到中國的巨變；當時的暢銷書把世界經濟描繪為歐洲、美國和日本“拚死相搏”的競技場，中國充其量只被視為一個次要角色，也許只不過是崛起的日元區中的一員。
但是，人人都意識到有些事情已經發生了變化，而這一變化就是蘇聯的解體。
沒有人真正明白蘇聯政權出了什麼問題。“事後諸葛亮”的我們現在意識到，當時蘇聯的整個體制已是問題重重，其最終的崩潰是勢所必然。但這個政權曾經在內戰和饑荒的威脅下維持了統治，曾經在極為艱難困苦的情況下打敗了納粹，曾經動員起充足的科學與工業資源與美國的核優勢相抗衡。它怎么會如此突兀地消亡，竟然沒有伴隨著轟然巨響，在一聲嗚咽之中就倏然而去，這應該是政治經濟學上最難解的謎題之一。也許蘇聯的解體只是時間問題：革命熱情似乎至多只能維持幾代人的時間，尤其是時間一長，人們就不再願意以社會公益的名義排除異己。或者也許是由於，蘇聯宣稱資本主義在走向腐朽沒落，而資本主義一直都活得好好的，於是蘇聯政權的根基就逐漸動搖了。我個人有一個沒有多少證據支持的猜測：亞洲各資本主義經濟體的興起以間接的方式深深打擊了蘇聯政權的士氣，因為蘇聯自稱代表著歷史發展的方向，而亞洲資本主義的興起讓這個說法更加站不住腳了。蘇聯打的阿富汗戰爭毫無獲勝的希望，又讓國家元氣大傷，面對羅納德•里根主持的軍備擴張，蘇聯的工業也明顯不是對手，這些因素顯然都加速了蘇聯的崩潰。不論原因如何，1989年，東歐劇變，而到了1991年，蘇聯也解體了。
這場瓦解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影響了全世界，而所有這些影響都有利於資本主義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主宰地位。
第一個影響顯然是，曾經在中央計畫體制下生活的幾億人突然變成了公民，並願意嘗試一下市場經濟。但有些奇怪的是，從一些角度看，這一影響在蘇聯解體的諸多影響中是最不重要的。大多數人曾期待東歐的各個“轉型經濟體”很快成為國際市場的主力，或者成為國際投資垂青的對象。而事實卻截然相反，東歐各國大都轉型得十分艱難。例如，就像義大利的南部地區一樣，東德變成了德國的落後地帶，始終低迷不振，並不斷引發各種社會與財政問題。現在，蘇東劇變已經是20年前的事了，波蘭、愛沙尼亞、捷克共和國這幾個國家方才有了一絲成功的樣子。而且，對於全世界而言，俄羅斯本身變成了一個引發金融與政治動盪的重大源頭，其破壞力驚人。但我們暫將此事留待第6章再講。
蘇聯政權傾覆的另一個直接影響是，那些曾經依賴蘇聯解囊相助的政府，現在只能自食其力了。反資本主義人士曾將其中一些國家浪漫化，並將它們當成偶像崇拜，而這些國家突然陷入貧困，從而揭示了它們過去依靠蘇聯的實情，於是社會主義運動的聲望遭到損害。古巴曾像一位英勇的鬥士，單槍匹馬、枕戈待旦地與美國對峙，在那時，對於拉美各地的革命者而言，古巴是一個有吸引力的象徵，顯然要比莫斯科那些老邁的官僚有吸引力得多。蘇聯解體之後，古巴一片凋敝，此事本身就讓一些人的幻想破滅，但不僅如此，這還揭示了一個痛苦的真相：恰恰是由於那些老邁官僚的巨額資助，古巴才能在過去保持那種英勇的姿態。與此類似，直到20世紀90年代，在激進人士，尤其是韓國學生中的激進分子眼裡，朝鮮也具有神秘的魅力。但現在，由於蘇聯援助的停止，朝鮮人總處在饑荒之中，當年那種震人心魄的力量也就煙消雲散了。
蘇聯解體基本上還直接帶來了另一個影響，就是許多激進運動的消失，那些運動雖然聲稱自己代表純潔的革命精神，但其實只不過是由於莫斯科提供了武器、訓練營地和資金，它們才能維持下去。歐洲人總喜歡強調這樣一個事實，即20世紀七八十年代那些聲稱自己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激進恐怖分子，如德國“赤軍”和義大利“紅色旅”，與那些腐敗、年邁的蘇聯共產黨人毫無瓜葛。但我們現在知道，他們都嚴重依賴蘇聯陣營的援助，一旦蘇聯援助消失，這些運動就無影無蹤了。
最重大的影響是，蘇聯的崩潰粉碎了社會主義夢想。在150年的時間裡，對於那些不喜歡受市場之手擺布的人而言，“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社會主義理念是一個思想上的集合點。奉行民族主義的領導人會擺出各種社會主義理想，作為他們禁止外來投資、拒絕償付外債的理由；工會使用社會主義的措辭來要求加薪；就連商人在要求國家實施關稅或給予補貼時，也會訴諸隱約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準則。即便那些已經基本接受自由市場的政府，在這樣做的時候也是小心謹慎，甚至有點羞羞答答，因為它們總是擔心，徹底聽任市場自由發揮作用，不加干涉，會被視為一種冷酷的、不人道的、反社會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