茱萸集 布老虎叢書隨筆系列 文章節選
小引：與“十年磨一劍”的專業著述不同，隨筆集之出版，更是“看似尋常成卻艱”――藉助某種機緣或道具，串起一大片原先四處飛濺的筆墨，使其顯得“煞有介事”，需要頗為高超的技巧。愚鈍如我輩，因而常有捉襟見肘的感覺。照實說了，此乃近年所撰短文的結集，說不上有什麼完整的構思――原先沒有，現在更不敢妄自追加。沒有完整的構思，不等於沒有一以貫之的關注。編學術集刊，我強調“有情懷的專業研究”；寫學術隨筆，則希望是“有專業背景的揮灑才情”。談章太炎，談胡適之，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職業相”一望便知，並非理想之舉；我更傾心於那種不露痕跡的表現。似乎是誰都能說的家常話，其中卻蘊涵著專家的眼光；將多年的苦心經營，化做一揮而就的瀟灑；與專業著述相反，凸顯文筆和精神，學問則退居二線；與讀者平起平坐，拒絕故作高深，避免給對方造成壓迫感……如此“從容”但不“輕鬆”的寫作，在我，只是“心嚮往之”。集中自認庶幾近之的，僅有《不該消逝的校園風景》、《“〈讀書〉時代”的精靈》、《無法迴避的“１９６８”》等寥寥數則。
全書“品相”如何，作者的吹噓，基本上不起任何作用；我願意談的，一是古老的“茱萸”，一是時尚的“網路”。
選擇原先不知為何物的“茱萸”作為書名，當然不是為了炫耀自己的植物學知識；除了書中前兩輯的懷舊思親諸作與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詩意境接近，更因集中“茱萸”一文的產生，背後有段故事。先參加“中華古詩文經典誦讀工程”座談會，之後，方才應邀為《人民日報》的“我讀古詩文”專欄撰稿（順便說一句，編者原先設計的專欄名稱乃高屋建瓴的“如何閱讀古詩文”，後從善如流，改為私人敘事性質的“我讀古詩文”。如此轉向，我以為可取）。故必須將座談會上的發言，與這則《不知茱萸為何物》連結，方能明了作者壓在紙背的意願。
由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發起的“中華古詩文誦讀工程”，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讀千古詩文，做華夏赤子”在青少年中蔚然成風。主持者計畫用十年時間吸引３００萬少年兒童參加此誦讀工程，並直接影響到２０００萬成年人。有感於工程啟動一年多，進展極為順利，社會各界普遍持歡迎態度，主持者於１９９９年４月３日在上海召開座談會，我應邀參加，並在會議上做了發言。《人民日報》和《文匯報》兩大媒體分別做了報導，都引用大段我的發言，可二者互相交叉，讓我大開眼界。兩報記者素質都很好，記錄及表達均相當準確，只是著眼點不同，故所聞所見自然有異。
讀多了明顯是由主辦單位提供的“通稿”，忽然間發現了此類真正的“新聞”，大為感慨。近年讀書，對晚清以降頗為時尚的“從演講到文章”很感興趣，希望藉此探尋白話文產生及發展的另一途徑。口頭與書面的差異，有目共睹；可更重要的“說者無心，聽者有意”，卻不見得會被認真對待。其實，記錄整理者的工作，遠不只是接受和轉換，更包括過濾、篩選、重組乃至創造。看看自己的即席發言，竟有如此精彩的不同版本，焉能不深思？
有一點必須說明，兩報報導的規模和方式不太一樣，也是制約其策略選擇的原因。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３日《人民日報》以整版篇幅發表《讓民族文化血脈相傳――海內外學者暢談“中華古詩文誦讀工程”》，分六小節介紹二十位學者的發言，我主要占據“先背誦，後理解”節；而刊於１９９９年４月１７日《文匯報》上的《古詩誦讀宜重詩教》，篇幅只有四分之一版，但有兩句醒目的提要：“‘中華古詩文經典誦讀工程’引動古詩文選本出版浪潮”；“北大學者陳平原提醒：編輯選本應尊重少兒教育規律”。前者與會議主辦人密切合作，以正面宣傳為主，故必須涵蓋全局；後者側面觀察，自我命題，志在補闕拾遺，必要時還可矯枉救弊。應該說，二者的選擇都是明智的。
至於我發言的主體部分，即詳細分析十二冊《中華古詩文讀本》編纂時的利弊得失，因稍顯專業特長，自認為是用心處，現場反應也很好，卻被乾脆利落地刪除。這正是新聞報導不同於學術論文的地方――只要結論，無須論證。單看報導，你會覺得我說話的口氣很武斷。反過來想想，時下評論文章之喜歡“棒喝”，而不擅長、也不屑於條分縷析，或許正是受傳媒報導方式的影響？
以下兩段我的“發言”，前者錄自《人民日報》，後者見於《文匯報》。
古詩文選本要充分考慮幼兒心理和啟蒙教育的特點，多以情感、境界而不是立場、觀點來選材，注重性情和審美趣味。選本與教科書的區別在於：教科書希望用這一代人的知識把事情講清楚，表面上看是幫助孩子，實際上是限制了他們的眼界；而選本是讓你自己讀、自己體會，不懂的以後再說。我欣賞“中華古詩文經典誦讀工程”倡導的“直面經典”的原則，防止由於我們這一代人的知識局限而導致的先天缺陷。
所謂“誦讀”，其實也不僅是記憶，而且有理解，在抑揚頓挫中理解古詩文。一句“燕趙多感慨悲歌之士”，換幾口氣、變幾個調，念得驚心動魄。近年文懷沙、葉嘉瑩、陳貽�{等人為公眾誦讀古詩文，腔調不一，各具特色。當然，考慮到大面積推廣的需要，不可能要求大家都像從前那樣“誦”，我想大概只能採用播音員字正腔圓的辦法。但從前的“誦”畢竟是值得懷念的。
陳平原認為，像《千家詩》、《唐詩三百首》這樣的著名詩歌選本，已有幾百年歷史，現在有編選更有時代性選本的必要，但它們的一些編選思路值得借鑑，特別是涉及到蒙學的問題，怎么尊重少兒教育規律，有一些問題需要研究。針對北大的新選本，他提出兩點意見，第一，編選時最好以文體為標準，而不要以文學史發展脈絡為線索。以作品的朝代順序來編目是學者的思路，而以文體為根據才更符合兒童記憶、誦讀的特點。第二，應重“詩教”，而不是強調“文以載道”。他說，從朗朗上口、便於誦讀的角度來說，詩歌優於文章，而且，兒童背誦古詩文，最重要的意義是陶冶性情，應以境界、神氣的養成為第一，而不是以培養情操和立場為第一；詩歌的最大優點就是含義的豐富和不明確，對“道”的解釋有多樣性的蘊藏。這樣對陶冶性情最為有利。陳平原說，片面強調文以載道，一方面會在選目時選一些過分注重講道理的篇章，另一方面就是在這個活動過程中，出現過分重視對詩文作解釋的現象，一定要講出一個道道來，這容易導致對“道”的單一解釋。含義太明確既損傷詩文的豐富性，又容易過時。他作為一個曾經有過做國小教員經歷的人，感到非常痛心的一點，就是那時讓孩子們背的一些文章，以後變得毫無用處。這是做選本的人應該注意的。
陳平原提出的兩點意見，得到了與會專家及主辦單位的首肯，特別是對“詩教說”的推崇，對“文以載道”的警惕。與會者普遍提到，由於現在中學語文教學中存在一些弊病，古詩文誦讀工程要是弄不好，就會和這些弊病一起相互推波助瀾，既起不到應有的效果，又辜負了發起人的一片苦心良意。他們談到，古詩文誦讀工程是一件有價值的、能對社會產生廣泛深入影響的事，應該有學者對此作出嚴肅的發言。即席發言與撰寫文章，一是只有結論未見論證的“大話”，一是感情色彩很濃的私人敘事，二者互相映照，起碼可以讓讀者明白，學者們書齋里的思考，其實並非“空穴來風”。
要說閉門讀書的學者，不可能真的“兩耳不聞窗外事”，最恰當的例子，還屬第四輯“尷尬線上”中兩篇談論網路的文章。《數碼時代的人文研究》原是為韓國全南大學召開的“新千年：全球化格局中的人文學”國際研討會而撰，沒想到後來竟“大有用武之地”。“當代中國”並非我的專業領域，這些年來，利用外出參加學術會議的機緣，逼著自己每年至少撰寫一文，保持與當下日常生活的血肉聯繫。文章尚未完稿，因到重慶參加中國現代文學理事會，應邀在重慶師範學院做一專題演講，即以此為題。後又曾在北京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處演講過――臨場固然多有發揮，但基本觀點沒有大的變化。文章初稿出來後，先是《南方周末》以《數碼時代的寫作與閱讀》為題做了摘登（２０００年７月７日）；全文刊於《學術界》２０００年５期，《文摘報》同年１０月８日摘要轉載時，題為《面對數碼時代挑戰，人文學者喜憂參半》。《南方周末》和《文摘報》都是發行量很大的報紙，而摘選時又都偏於“喜憂參半”的“憂”，以至有堅決捍衛網路者表示，願無償為我“啟蒙”。其實，我更看重發行量很小的《學術界》版本，因其包含著我與北大中文系研究生的對話。
每次就此題發表演講，總會招來不少精彩的質疑，但一句“由於時間限制，演講到此結束”，總讓人感覺意猶未盡。只有在北大那次，因彼此知根知底，雙方都放得開，對話的效果最好。事後，請幾位學生將自己的想法整理成文，一併送《學術界》刊出。這些受過人文專業訓練，且對網路大感興趣的年輕一代，與我的觀點形成某種對峙或補充。這次編《茱萸集》，徵得他們的同意，將其收錄，以便讀者對照閱讀。我相信，讀者會欣賞這種“眾聲喧譁”的局面。這五位現正在讀的文學專業研究生，只有一位本科念的是中文，其他四位分別學工、學醫、學美術、學德文。仔細辨認，你還是能看出一點蛛絲馬跡的。
在辟除惡氣的“茱萸”與虛擬人生的“網路”之間，到底還有多少值得一品的“感覺”與“精氣神兒”，實在不敢妄自推薦，只好寄希望於有緣的讀者。
